他对人类抱有希望，但不多

20世纪的德语文学总是有这种力量：它带着不容置喙的神情举起斧头劈开冰封的大海，告诉你昨日所见的平静海面不过是寒冬粉饰的假象。 “一切都降低为纯粹的愚蠢，以及半是迷人、半是乏味的浪漫主义。装饰性的欢乐和平庸的犬儒主义开始蔓延。”（Gesammelte Werke，转引） 1886年11月，赫尔曼·布洛赫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犹太纺织商人之家。此时正值维也纳“末日狂欢”时期，商业繁荣而政治低迷，人们沉溺于“安全的”消费主义和浪漫主义，很少有人察觉到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灾难即将来临。 在两次世界大战到来之前，作为犹太人的布洛赫的人生道路早早就被规划好了：好好学习，然后继承父亲的纺织厂。为此，他没能去心心念的文理学校，而是去读了实科中学（维也纳实科中学），学习经营一个纺织厂需要的知识。 这段经历多少和同为奥地利犹太人的弗兰茨·卡夫卡重合。但在卡夫卡一边上班一边坚持写作的时候，布洛赫似乎先将自己的写作梦稍做搁置，循着父亲规划的道路走得更远。他干得相当不错，在1906年成为了一名纺织工程师，甚至还有了自己的一项专利。而在卡夫卡去世的第二年，写作的热情不减的布洛赫在维也纳大学跟随“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学习。这段经历让准备转型为作家和哲学家的布洛赫准备就绪了。 1927年，他毅然卖掉了纺织厂，全身心投入写作，在随后几年接连写出了《梦游人》《未知量》《文明终结时代的艺术》等作品，并完成了《着魔》的第一稿。 神奇的是，即便在短期来看，卖掉工厂也是明智的。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买下他纺织厂的人无力承担经济责任，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布洛赫即将跻身20世纪最一流的作家之列的前奏。 昆德拉说：“在他的命运里，铭刻着那个时代欧洲的所有悲剧。” 在1933年圣灵节前后，纳粹政权的上台后的种种野蛮政策激怒了布洛赫，他随即为维也纳电台撰写了一篇题为《文明终结时代的艺术》的文章，但最终没有被广播出来。“人仅需与自己的灵魂中的魔鬼搏斗的最后和平时代，也就是乔伊斯与普鲁斯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昆德拉说，布洛赫的作品中的魔鬼来自“外部世界”。 很难确定在开始写作生涯之初，布洛赫有没有什么“对标”文豪或模仿的对象。但从结果来看，这位半路出家的作家已经获得了极大肯定，他成为了米兰·昆德拉鼎力推荐的作家，在《小说的艺术》中享有专章评价。更是与卡夫卡、穆齐尔、贡布罗维奇并称为“中欧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 汉娜•阿伦特认为布洛赫的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开启了现代小说的新方向，它属于那种“一流的伟大作品”。？ 乔治·斯坦纳说：“赫尔曼布洛赫是乔伊斯之后欧洲最伟大的小说家。” 但拥有这些荣誉并不意味着布洛赫的生活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能逃过一劫。1938年奥德合并，布洛赫随即遭到逮捕，在被释放之后他曾试图找乔伊斯帮自己前往国外，乔伊斯答应给布洛赫弄到一份法国签证，但不知为何并未兑现。布洛赫转而求助于他在伦敦的朋友斯蒂芬·哈德孙（Stephen Hudson），成功拿到一张英国签证。再之后，布洛赫辗转到美国康州纽黑文，在这里继续创作《维吉尔之死》，并在去世前两年开始写下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小说《无罪者》。 保罗·米夏埃尔·吕策勒（Paul Michael Lützeler）这样评价布洛赫：“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一个以艺术构思为乐的小说家，也不是一个对文学创作怀着极大兴趣的故事讲述者，而是一个误入文学这条歧途的哲学家。他可以在哲学（包括政治学）与文学两种语言写作之间游刃有余，并且经常很从容的在哲学家与诗人两者之间进行角色转换。” 这种在哲学与文学中的从容既得益于他在维也纳大学的研修和个人的学习，也与他本人的经历紧密相关。经过个人的选择、民族的流亡，挣扎于“基督教—市民文化”和“犹太教—家长制文化”的赫尔曼·布洛赫选择用一种形而上的讽刺（Metaphysische Satire）和融合的文学形式把个人经验和集体经验融为一体，照亮人的存在。相较于卡夫卡的“预言”（昆德拉说：“卡夫卡没有预言。他只是见到了‘那后边’的东西。……他阐明了他通过人的隐私与微观社会事件而了解的机制，没有想到历史后来的发展将这些机制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启动了。”），作为浩劫的亲历者的布洛赫对历史和政治更加敏感。 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回望历史的勇气已经准备就绪。 很多人“轻视”这部布洛赫最后的作品。所言皆称此书无非是旧文拼凑，答对书商之作，又用布洛赫早年日记中对文学的“鄙弃”作为例证，把《无罪者》置于其代表作的二线。这对布洛赫来讲是很不公平的。 这种在作者生命将尽之时完成的作品更有收束时代的力量。它意味着作者对自己和历史的“最终审判”。这种观点布洛赫本人无疑是认同的：他曾被维吉尔在临死前要求毁掉自己的作品深深着迷，相信这种绝望的想法“一定是那个时代全部的历史与形而上的因素起到了作用。” 在《无罪者》这里，这句话也可以被这样理解：如果历史已经注定要驶入大火和瘟疫，作品又何必存在于世；但是，哪怕有一丝扭转局面的希望，哪怕只有一句只言片语能让读到它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那么，有罪的“无罪者”的故事就必须被记录在案——在奥斯维辛之后，在阿多诺的禁令之后，确保悲剧不再发生是每个人的责任。这是赫尔曼·布洛赫对人类抱有的微薄的、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