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不，生活并没有亏待我”
在苏联诗坛上，当时已陆续“进入阴影”的白银时代诗人除外，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那么在马雅可夫斯基之后，尤其是从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到60年代末的主要代表，就数特瓦尔多夫斯基了。当时能发表作品的诗人中，没有第二人像特瓦尔多夫斯基那样引起读者关注和享有盛名，他的作品屡屡获得最高荣誉，也屡屡引发激烈争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主编的文学刊物《新世界》提出“写真实”“写普通人”等主张，反对粉饰生活，成为苏联文学改革派的旗帜和读者关注的中心，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竭尽全力，刊发了许多新锐作品，苏联的知识精英聚集在《新世界》周围正如19世纪俄罗斯的知识精英聚集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周围。诗的承担有轻重之分，而特瓦尔多夫斯基选择的是真实和记忆之重，继承的是涅克拉索夫的“诗史”传统。按我们习惯的说法，他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不论历史最终如何评定，特瓦尔多夫斯基在20世纪文学史上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诗人的全名是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Трифонович Твардовский, 1910—1971），生在俄罗斯西部边陲，斯摩棱斯克州偏僻农村的一个铁匠家庭。如他诗中描写的，那是个“条条道路到此都山穷水尽”的荒村野林，村名扎果烈的含义就是“山背后”。他父亲靠打铁多年辛劳积攒，买下一块沼泽密布丛林蔓生的荒地，土质是瘠薄的酸性灰壤，但总算是置了“自己的地”，从此家里也种地务农。这位铁匠性格倔强，但颇有文化素养，冬夜里他会伴着炉火，给全家朗读或背诵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名家诗文；而母亲则以敏感细腻的气质与抒情的歌声熏陶了未来的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继承了父母的性格特点和家乡农村居民的一些特色，如酷爱自然，爱劳动和唱歌，爱和劳动人民交往而不喜张扬，并在这样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培育了以真实、朴实为美的诗风诗品。
我幸福，因为我来自
那座木屋、那个严冬。
我幸福，因为我并未
生就与众不同的好命。
特瓦尔多夫斯基怀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写的第一首诗，是揭露破坏鸟窝的小伙伴的，小作者试图把它写下来，可惜他连俄文字母都还没有认全。他满十岁时，父亲给他的生日礼物是在集市上用土豆换来的一本涅克拉索夫诗集，这本书他珍藏了一生。十四岁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报上首次发表诗作。后来，在出版几本小诗集后，只上过农村小学的诗人被推荐上了本州的师范学院。特瓦尔多夫斯基以顽强的努力一面攻读大学课程，一面按要求自学、补考，并在一年内通过全部中学必修课，同时还以州报通讯员身份深入农村生活和坚持写作。恰逢3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写作要围绕中心任务，在师范学院读大二的诗人写成了农业集体化主题长诗《春草国》，1936年出版后大获成功。于是他得以转入莫斯科文史哲学院三年级，继续读到毕业。
《春草国》以农业集体化为题材，通过童话化、漫画化的情节来反映现实生活与农民的思想斗争，故事线索是长诗主人公——中农磨古诺离家出走，四处寻访不搞集体化的“春草国”，在那里，“就连种颗小豆儿，也是属于你的”。但结局是：传说中的春草国已不复存在，眼前的现实是普天下都集体化了，磨古诺终于不得不回来加入集体农庄。磨古诺寻访春草国的情节线与涅克拉索夫的著名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七个农民四处寻访好日子前后呼应，《春草国》生动活泼，富于民间色彩、泥土气息的诗歌语言也与涅克拉索夫长诗一脉相承。这部长诗为特瓦尔多夫斯基赢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
然而《春草国》是含有悖论的：虽说主题是农业集体化而作者也拥护农业集体化，但与一般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不同，其主人公磨古诺代表的却是农民抵触集体化的真实思想；长诗原稿中还更明显地暴露了这场运动中的偏差（审查时被删除）。主人公磨古诺还在书中表示，听到斯大林下来视察的传闻，他真想当面问问他：“斯大林同志，请你给个答复，免得人们吵不清楚：这一片乱七八糟稀里糊涂，到什么时候有个结束？”那时候除了特瓦尔多夫斯基，怕是没人敢这样写。这给攻击者提供了很好的把柄，特瓦尔多夫斯基被控为宣传富农思想和反革命观点；他又为父亲被错划富农申诉，因“丧失阶级立场”遭州作协开除。但是运气不错，他不仅侥幸逃过拘捕流放，还因著名作家们积极保荐《春草国》，更因斯大林本人也欣赏这部作品，获得斯大林奖并使他命运得到改善。特瓦尔多夫斯基领到奖金后不久战争爆发，他把五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作为国防费用。
“我踏过那场战斗滚烫的脚印”
1941—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先后在《红军报》和《红军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前线写报道，战争初期苏军败退时他曾被列入过失踪或阵亡名单，家属也被取消过军属补助。而比写报道更重要的，是他同时还在创作两部纪实性的战争题材长诗：《瓦西里·焦尔金》在战火中一边创作一边逐章发表，《路旁人家》则到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完成，两部作品均获斯大林奖。
战火在燃烧，《瓦西里·焦尔金》的写作没有通盘规划，作者踏着战斗滚烫的脚印，与战争同步写着这本真实而特别的书。它一开始在军报上刊登就获得极大成功，作者也因此获卫国战争一级和二级勋章。这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代表作，也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最杰出的文学作品和俄罗斯20世纪文学的长诗经典。长诗主人公——红军战士瓦西里·焦尔金是杂取许多普通一兵的特色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焦尔金的性格既坚忍顽强、勇于承担，又乐观开朗、纯朴幽默，通过这个形象，诗人描写了战场上的艰苦生活和平凡的功勋，寄托了对战争的思考和全民族的坚韧的信心。焦尔金在战士群中是个受欢迎的小伙子，在战斗间隙是逗大家注意的中心，每逢艰苦时刻，战士们就会要求焦尔金说几句笑话鼓舞情绪，因此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现在呀，提起焦尔金，
“他是什么人”——那还用问！
“焦尔金吗？咱们都认识。”
“他是个人人喜欢的小伙子。”
“他是咱们自己人。”
《瓦西里·焦尔金》的诗体基于快板书。幽默小品和快板本是部队小报上的常见体裁，马雅可夫斯基在国内战争时期也曾用这种形式写鼓动诗。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独特之处是：他起意把这类小品断章纳入史诗性的框架，以战士语言和快板为基调写一部严肃文学作品。他从而创造了特别的形式：《瓦西里·焦尔金》既是战场上的片段，又是一个整体；既是诗人的创作，又是战士生活的自我呈现。当《瓦西里·焦尔金》的章节陆续见报时，广大战士就把这个虚构的人物当作了知心战友，作者每天接到大批前线读者的来信，战士们积极向诗人提供故事素材和发展线索，积极参与集体创作，而且相信焦尔金实有其人，相信他的原型无疑就出在自己那个部队里。基于这种情况，作者写了《焦尔金遇着了焦尔金》，让连队司务长说出“按照条令的规定，每个连队都要分配一名焦尔金”的妙语。1943年特瓦尔多夫斯基本来已打算结束长诗，但战士读者们不答应。作者只得续写，终于写到了战争胜利日，在胜利日当夜写完长诗的最后一行。
固然，在长诗后半部分，主人公焦尔金其实很少出场了，几乎消失了，但粗心的读者却没觉察到主人公的失踪，因为“焦尔金式的战士”不声不响地代替了焦尔金（“他呀，真是一个焦尔金！”）。是的，一个兵在战场上的命运是难以逆料的，长诗充分反映了战争中的这种不确定性。但不论焦尔金有没有牺牲，在大量涌现的“焦尔金”身上，继续着焦尔金典型形象的发展和完成。
《瓦西里·焦尔金》近似叙事诗却又有很浓的抒情成分。诗中除叙事主人公焦尔金外，“抒情主人公”也占重要位置，他不时以作者身份出现，又以焦尔金的战友和老乡身份出现，时而叙述时而抒情，时而沉思时而争辩，随情感所至或歌或哭或说或笑。依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说明，“《瓦西里·焦尔金》对我来说，在诗人与读者——战斗中的苏维埃人的相互关系中，是我的抒情诗、我的政论、歌曲和箴言、笑话和打趣，谈心和插白”。这种包容一切的体裁无以名之，特氏就以一个“书”字来概括，他说，“书”在人民心目中是个庄重的字眼，书里面写的应当全是真实，所以用“战士的书”作为此书的副标题。
《瓦西里·焦尔金》全书三十章，每章有相对的独立性。由于战场上的事难以逆料，这一章的读者不一定读得到下一章，无法期盼“且待下回分解”，“谁能说到尾，谁能听到底，——咱们预先还没法儿猜”，所以长诗缺乏古典意义的情节结构，没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程式化布局。它的故事“没有头，也没有尾”，只好“从半腰里开始”，而且“写到完来也没有结束”。当然，实际上情节结构还是有的，首先是人民的共同命运，战争的“公共”情节——从败退到相持，到反攻和胜利；其次是战场上的“日常”情节——行军、打仗、负伤、养伤、喝稀饭、找烟袋、说笑话、上战地澡堂等不一而足。诗人不仅把主人公写成平凡的普通一兵，在情节上也着重写平凡的战地生活，而着意避免惊险曲折的情节性、传奇性，目的是要让人们掂量掂量，这些平凡生活中有多少艰难困苦，有多少悲欢哀乐。即便是写战斗，作者也避开了著名战役，反而对那些“打完了就被遗忘了”的战斗倾注深情，因为这是战士的“日常生活”，而在无名沼泽里战死与为保卫名城而牺牲是完全平等的。
喜剧因素与悲剧格调的紧密交织是《瓦西里·焦尔金》的又一特色。作者说：“战士少不了笑话，就像少不了烟草。两次轰炸之间有点儿空，咱们怎能不笑一笑？”“我所幻想的是奇迹的出现：我希望我的作品、我的情感，也许能在战场上给活人带来一些温暖。”但不同于一般鼓动快板或廉价的乐观主义，焦尔金的幽默乐观紧密结合着长诗对战争严酷性的抒情与严峻思考，组成了《瓦西里·焦尔金》的复调色彩。伴随乐观主义的悲剧性质在诗的进程中不断加强，而其基调在长诗的开头就定了：
可是还有一桩，
咱们比什么都需要：
如果缺少了真理，
那就断断活不了。
真理呀，你直接冲击着心灵，
真理呀，你朴实而干脆，
你来得浓一些，浓一些吧，
不论你带着多么重的苦味。
这里的“真理”（правда）一词，在原文中同时解作“真实”和“真相”（译成中文难以体现这样的复义），所以可以说，在战争一开始，特瓦尔多夫斯基就树起了“写真实”的旗帜。《瓦西里·焦尔金》正是凭借不折不扣的真实，才具有如此激动人心的力量，获得了从士兵到将军的一致热爱。这也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受批判抨击最少的一部长诗，它得到了不同政见的作家好评。当时在前线作战的索尔仁尼琴说：“伴随我们的射击和轰炸的是鼓动聒噪废话连篇的洪流，而特瓦尔多夫斯基却按照他自己那种罕见的分寸感，或许，也按照那种农民温厚的素养，写出了超越当时的、勇敢的、丝毫不受污染的作品。……尽管没有说出战场上全部真相的自由，特瓦尔多夫斯基却面对一切谎言都在最后一毫米上止步，不论何处都决不逾越这一毫米，决不！于是他创造了奇迹。”而苛刻的语言艺术大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俄罗斯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的布宁说：“这真是一部罕见的书，何等的自由，何等令人称奇的勇气，何等精当和准确的描写，何等不寻常的人民与战士的语言，——没一个节没一个疤，没一个虚假的现成的辞藻即庸俗的文学辞藻！”
据在场的人回忆，一次特瓦尔多夫斯基在野战医院给伤员朗诵《瓦西里·焦尔金》，由于重伤员们的固执要求，轻伤员大家动手，把全部重伤员都抬到了会场上，躺在担架上听。朗诵时诗人与战士们情感融成了一片，在听众屏住呼吸的一片寂静中，偶尔可以听到强压的啜泣和唏嘘。那是多么不寻常的诗歌朗诵会呀！
《瓦西里·焦尔金》尽管深受战士欢迎，却因与总政治部的规定相悖而未获1943年斯大林文艺奖提名。特瓦尔多夫斯基没遵循领导给的任务写振奋士气的作品，却对败退和伤亡等真实场景做了大量描写，甚至还违背总政要求，没有在诗中突出领袖和党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在卫国战争大型文学作品中没有提斯大林和党领导的，《瓦西里·焦尔金》是唯一的一部。这当然使这部另类作品出版和评奖都遭遇困难。1943年的评奖后来未能举行，推迟与下年度合并评奖，但下年度候选名单上依然没有特瓦尔多夫斯基。根据当时的作协书记法捷耶夫回忆评奖情景，斯大林看了这份名单表示惊讶，问“怎么没有《瓦西里·焦尔金》的作者？”对此的解释是：“这部长诗还没收尾，不好评。”斯大林说道：“我不信他能在末尾把诗写砸。”随即拿起红铅笔，在名单里写上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名字。
这次获得的十万卢布奖金，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没有用来买车买房，全部捐给劫后的家乡扎果烈建设文化中心和图书馆。
“严酷的记忆总呼之欲出”
战争的伤痛在《瓦西里·焦尔金》中的流露其实是比较节制的，在抒情性更强的《路旁人家》中，诗人的哀伤痛楚得到更多的释放，这部以“抒情纪年”为副标题的长诗，是从战士的家庭、妻儿在战争中所遭的劫难着笔的，写的是一户“战争在门口路过”的普通人家的命运。战争爆发的那天清晨，男主人公正在挥着长镰收割牧草，这一曲和平劳动的旋律成了贯串全诗的抒情主题：
趁着露水，
挥镰割吧！
露水干了，
咱就回家。
然而战争打断了和平劳动旋律，主人公安德烈·西符措夫未能割完草就上了战场。后来女主人公——安德烈的妻子安妞塔与幼小的孩子们被德寇掳去受尽苦难，安妞塔还在囚禁中生下最小的孩子。战争结束，安德烈负伤回到家乡，但是家已毁了。他重新造起了房子，一边割草，一边抱着执拗的希望期待亲人会最终归来……
诗人把这一曲悲歌献给经过战火的每户人家，献给他们严酷的记忆，献给这一代人平凡而又可歌可泣的坚毅。与“战士的书”互补的“抒情纪年”风格偏阴柔，然而其中同样透出坚毅的气概。
严酷的记忆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离开特瓦尔多夫斯基，“不论我望到何方、走到何处，严酷的记忆总呼之欲出。”大战结束后，他就写了《严酷的记忆》《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和《我战死在勒热夫城下》等抒情名篇，纪念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他这类诗写得特别深沉，诗人发掘了“生死权利人人平等”和生还者对死者的负疚之情，从而达到了崇高境界。可是因有悖于当时力图缩小牺牲损失的宣传口径，特瓦尔多夫斯基大遭抨击，被指为“陷入哀悼而不能自拔”，“不是鼓舞人心，而是涣散人心”，“诗人被死者控制了，祟住了，陷入了心灵的空虚和迷惘”。诗人对此的答复是以更大的力量和更多的篇幅，在《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里加写了辩论的段落，强调对牺牲者时刻不能忘记：“我们怎能把他们弃在远方，自顾自过我们的幸福生活？当我们沿着命运的小径跋涉，在走完人生历程的最后时刻，怎能不在心底揣摩——他们是赞许，还是谴责？”而大批读者来信也热情肯定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一位战士的母亲来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儿子失踪了……今天我在听广播……你说到胜利日，说到把生者与死者分隔的礼炮，说到这礼炮声使你记起战死的人，你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听着你的诗，我受着强烈震动，我哭了，现在写这封信时还在哭，哭得像狂人似的，流泻着痛苦而又幸福的泪水……我……很自尊，我爱人们，却从不向人低头，但我向你低头鞠躬，我向你一躬到地，向你表一表我们——母亲们和我们牺牲了的儿子们的无限谢意。”一个诗人，还能期待更高的赞许吗？得到了母亲和战士的赞许，批评家是否赞许已失去了分量。
“世上有过这样的事”
严酷的战争记忆萦绕着特瓦尔多夫斯基，使他以后还屡屡回到这一主题上来，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并不停步于此，他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当代诗人”，他的创作总是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代性，反映人们聚焦和痛苦思索的当代问题。他的诗一一排列起来，简直就像一部当代编年史。
早在《瓦西里·焦尔金》的结束语中，作者就预告：“现在需要新的歌，等几天，它一定会出现。”1950年，特瓦尔多夫斯基书写战后主题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动笔了。揭开此诗第一章第一页，就传出了时代的钟声：
时刻到了！钟声已经敲响！
列车待发，车站灯火辉煌。
自幼过熟的生活啊，
仿佛已经落在了后方。
《山外青山天外天》形式上是作者乘坐“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直达快车的十天旅途日记，实际上诗的跨度却是20世纪50年代整个十年。这部诗作是继《瓦西里·焦尔金》之后又一部具有史诗雄心，而又像“生活流”一样开放结构的书。特瓦尔多夫斯基以犀利而富于情趣的诗笔，在车厢里呈现社会，在旅程中反映历史。因为在这十年间，时间列车进入了每个普通人都开始思想的后斯大林时代，诗人一路上带着读者和旅伴讨论和反思当代的各种问题，在穿越广阔地面重重山川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感受十年的历史变迁，包括在偏远的小站上偶遇从冤狱出来的童年朋友，又中途下车去寻访集中营遗址。……长诗这样的历史跨度和思想跨度，恐怕是作者启程时也始料不及的吧。值得注意的是，与持偏激观点者不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反思不是否定一切的，而且他认为对过去的问题大家也都负有各自的责任。这部长诗获得了列宁奖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苏联文坛充满争论和探索而生气勃勃的年代。改革派和传统派（保守派）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公开交锋，而两家大型文学刊物——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和柯切托夫主编的《十月》分别成了双方对垒的主要阵地。这样，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创作《山外青山天外天》的同时，也成了改革派主将和争议的中心。他率领《新世界》打起了“写真实”“非英雄化”“写小人物”的旗帜，《十月》杂志则与之针锋相对，强调写正统题材和英雄形象，谴责《新世界》的“片面批判主义”、“自然主义”和“脱离典型化原则”。《新世界》也多次遭到《真理报》的批评。在苏联文学史上，特瓦尔多夫斯基作为《新世界》主编所占的分量毫不次于他作为诗人的分量。
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在1950年就任《新世界》主编的。1954年他写成一部篇幅较小的讽刺长诗《焦尔金游地府》，辛辣讽刺斯大林时代的官僚制度和僵化现象，但被新当权的赫鲁晓夫批判为“政治上有害，思想上恶劣”，因“污蔑诽谤苏联现实”而不能通过政审。加之特瓦尔多夫斯基又在《新世界》刊发波麦朗采夫《论文学的真诚》等系列文章，导致他被党中央书记处撤销主编职务。四年后，在改革思潮高涨的1958年他重新出山，再任《新世界》主编直到1970年。在此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编发了许多原遭封禁的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的作品，又编发许多争议作品，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如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特别是1962年刊登的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纪实中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轰动，成为“解冻”时代最显著的标志，这期刊物达到了十万份的巨大印数。《新世界》于是成了“60年代人”的精神绿洲。
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当政后，立即收紧对文学界特别是对《新世界》的管控。此前，《焦尔金游地府》被封禁多年后终于在1963年争取到赫鲁晓夫批准发表，但到勃列日涅夫当政后的1966年，《焦尔金游地府》改编的话剧在莫斯科上演并大受观众欢迎，便随即遭到禁演。1969年当局又发动了舆论界对《新世界》围剿式的大批判。因碍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声望不便撤他的职，便采取撤换《新世界》编委的策略，掺入人员掣肘主编，使得他无法工作，到1970年不得不交上辞呈。遭这一轮重击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中风倒下，之后又发现肺癌，病至次年逝世，终年六十一岁。索尔仁尼琴在悼词中说：“要杀死诗人有多种办法，对特瓦尔多夫斯基选用的一招是：剥夺他心爱的孩子——他的激情——他的刊物。”
诗人死后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立在他墓前代替墓碑的是一块无言无字的岩石。
我们再回头来说说《焦尔金游地府》。这部诗不是《瓦西里·焦尔金》的续编而是其“戏仿”，带有强烈的黑色幽默味道，不过《焦尔金游地府》比“黑色幽默”这个名词的出现还早两年。这里简介两个情节以窥其一斑：
《焦尔金游地府》接过了《瓦西里·焦尔金》一书对主人公是否战死留下的悬念。《焦尔金游地府》一开头就揭晓悬念说：焦尔金终究是被打死了，在人世销号，到地府报到。他到地府一看，模样倒怪像地铁站，不过穹顶压得比较低矮。报到处叫焦尔金出示各种证明文件，而他因死得匆促，没开证明没办手续，于是受到重重刁难和盘查。被迫写“查三代”的交代材料时，在缺乏旁证的情况下，焦尔金灵机一动说：报纸上登有我的材料。人家却说：登过报也没有用，那材料我们看过，它“没有头也没有尾”入不了档，就连作者他自己来，我们也照样要审查他。焦尔金连年打仗没睡过一个安生觉，听说阴世是长眠之地，迫切想找个铺位休息，却偏偏没有铺位。他跑了许多单位都被踢皮球，——到处都是办公室和管理局，都只管领导和统计，不做任何实事。焦尔金又碰到一个早先打死的老战友，战友给他介绍阴间知识，从而得知：这里“不需要大地和天空，只需要墙”。
“我们的地府比资本主义地府先进，这里人人满意，无人申诉。”焦尔金问：“为什么这里到处都是机关和领导？”战友说：“因为这里只需要领导不需要生产。”“不生产吃什么呢？”“吃的嘛不发愁，开饭时会发菜单给你，上面样样都有，——补充一句：全都在纸面上，实物则是没有的。”
遇到层出不穷的荒诞现象后，焦尔金忍无可忍了：“这不像话！叫人怎么生活！”战友于是说道：“你居然想生活？对死人来说，这思想非常危险。战友交情归交情，但我若不报告就要进惩戒营的，你有如此危险思想，我是不能不向有关领导汇报了。”
“我真不知道我该怎样爱”
特瓦尔多夫斯基以长诗著称，但是他也出过许多抒情诗集，风格真挚平易，浸透泥土气息。他后期的抒情诗尤为深邃清澈而富于哲理，他的《近年抒情诗抄1959—1967》获得苏联国家奖金。一方面，特瓦尔多夫斯基作为涅克拉索夫诗派或称“公民诗派”传人，在长诗和短诗中都表现出诗人作为公民的历史承担意识，另一方面，他也同时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对内心与“存在”的深切体验和探索。因此与涅克拉索夫的“诗史”传统并存，在他的后期抒情诗中又可看出丘特切夫的哲理抒情诗传统。他的抒情诗思考深，而出语“淡”，不以技巧取胜，“思想即诗，诗即思想”。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悲剧基调和不屈的坚忍也贯串于他的哲理抒情诗中，他不求读者心软和同情，不求生活的苦杯把自己绕过。试读一首小诗为例：
我真不知道我该怎样爱——
爱这身边疾驰而过的世界，
若不是年岁一去不再，
若不是力量渐渐衰竭。
我真不知道热情该怎样烧——
我那万般眷恋的热情，
若不是我身为凡人，
也走向无条件的退隐。
若不是，若不是如此啊，
在一颗永不变暗的心里
哪会有饱经苦难的甜蜜，
哪有以痛苦和黑暗的死为代价
换来的信仰、意志、激情和魅力？
——人的全部幸福和诗的魅力，竟然在黑暗的苦杯之中。这一思想掌握了悲剧的精髓。但粗心的读者在前两节诗中很可能会把它忽略过去，而按理性常规把“若不是……”的条件句看作对爱和热情的干扰、限制和摧残。读到末尾才忽然悟到“若不是……”的条件句竟是爱和热情的必要条件。于是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形容的那样，“明白如昼”的理性“也面临了如梦初醒的照明”。
特瓦尔多夫斯基作为一代大师，具有鲜明的风格特色。他的诗歌语言极为淳朴，甚至可说，他最“不凡”之处就在于他的“平凡”，在于他的平易近人。与偏爱提炼光辉灿烂词句的诗人不同，特瓦尔多夫斯基“炼诗”时抛弃的是一切金碧辉煌的“杂质”，提炼出的是生活中最朴实的诗意。读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在平凡生活平凡语言里也有这么多诗！他虽在反映时代脉搏方面与马雅可夫斯基相似，但在诗风上与马雅可夫斯基相反，他从来不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用诗争奇斗巧，诸如隐喻、假借、奇特的联想以及奇句险韵等手法，特瓦尔多夫斯基几乎是从来不用的。我们知道，用“平凡”文字写诗比用美丽文字写诗更难，因后者可以借助“诗歌语言”引起“这是诗”的感觉，前者却只能依靠诗的内在本质，一点也无法讨巧。这不是说特瓦尔多夫斯基不注重诗歌技巧，他主张的是：诗的最高技巧是使人感觉不到技巧的存在。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缪斯，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落户口》一诗中为他的“平易近人的缪斯”申请落户。在此诗中，诗人用了一系列虚拟的语气“但愿……”表示希望这位缪斯受到家家户户的接纳，并且“但愿每户人家的反映都是爱，而不是恭敬”。如果到了那一天，那么，诗人说：
在这月光普照的世上啊，
我自己也就落了常住户口。
尽管诗人的“但愿……”用的是虚拟式，但这其实早已不是虚拟，他的缪斯早已家喻户晓，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在世上落了常住户口。
“一切都将逝去，唯有真实留存”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长诗《凭着记忆的权利》作于1966—1969年。这部诗又一次深深触及严酷的记忆和普通人的命运，这次触及的还是封禁的记忆——大批被划为“人民之敌”者的命运和“人民之敌”的儿子的命运。在这些人中也包括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父亲和他自己。老特瓦尔多夫斯基——那靠抡铁锤和分期付款买下一块荒地的铁匠，虽从未剥削过他人，却在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运动中被划富农而遭清算，家产没收，房子被烧，家人被流放到苦寒的北乌拉尔地区。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在革命与父母之间选边站”使他终生负疚。后来诗人有了成就，转学到莫斯科并给他的小家庭争取到一间九平方米的宿舍，这时他才得以把被流放的家人接回，住斯摩棱斯克他腾出来的宿舍。特瓦尔多夫斯基在长诗中剖析了斯大林时代“儿子不为父亲负责”的公式（意思相当于中国人说的“黑七类”子女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诗人沉重地指出：不！儿子要为父亲负责，——每个人要为全国土地上发生的事负责。特瓦尔多夫斯基当年虽自己侥幸逃脱流放，但作为“富农之子”，且因不能和家庭彻底“划清界限”屡遭批判。在后斯大林时代他多次申诉要求改正错划的富农家庭成分，都遭驳回，直到他和他父母都去世许久后的1996年才得到改正。
诗人触及的是记忆的禁区：
叫你忘却，忘却而沉默，
把活生生的往事沉入忘河。
让波浪在上面闭合，
把往事永远淹没。
然而诗人无权埋没记忆，无权躲在禁令的幽灵背后保持沉默。因为在某些时候，“就连沉默也是说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笔不能只写大吉大利而要写真实，要写那由于令人尴尬而早已被心安理得地忘诸脑后的真实，写人的痛苦与尊严。
《凭着记忆的权利》于1969年在《新世界》排出清样后被禁止刊登。这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及他主编的《新世界》已成为围攻的靶子，受到官方报刊和作协严厉批判，直至特瓦尔多夫斯基被击倒。岁月流逝十八年后，《凭着记忆的权利》才于1987年在《新世界》和《旗》两家刊物上同时刊登并引起热议。这里从报刊引用一段高尔基文学院副院长西多罗夫的评论：
“30年代至60年代的苏联诗歌具有一股强大的悲剧力量。任何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迫害，任何对国家权力的崇拜，都无法摧毁这股力量。俄罗斯的公民诗歌、悲剧诗歌、大无畏诗歌的主线，作为文化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上的红线，保存了下来。
“自白式的情节本身和作者的沉思，赋予这部不长的叙事诗以史诗气息。长期以来缄口不谈的苏联历史上的某些篇章，由艺术家凭着记忆的权利，在生者与牺牲者，特别是在牺牲者的监督之下，再现出来。
“像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一位巍巍诗人，个人的主题，子辈良心的主题，不可能不升华为概括的旋律。可以说，有许多许多人，那些长期以来被剥夺了在公众面前自白权利的人，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叙事诗里开口说话了……”
历史回应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预言。诗人1968年在抒情诗《时间，它最喜欢报复》中说：时间能撤销某些权利、某些荣誉，用高速熨斗熨平它们的痕迹。可是时间却对付不了一句诗。有时，时间用了全身解数，看来已经把诗从记忆中删除，并且用报纸和广播宣布了这一战果……
但是且慢。
岁月匆忙，——
有一天，时间一不留意，
一脱口就说出了这首诗的
诗行。
如今在他的家乡重建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少年时代故居，诗人的弟弟伊凡身为作家兼手艺高明的细木匠，按原先式样制作了故居全套家具。州府斯摩棱斯克市中心有诗人和焦尔金对谈的雕塑。2013年，在莫斯科《新世界》编辑部原址旁的基督受难花园道也竖立了特瓦尔多夫斯基铜像，离普希金铜像不远。这处花园道是市中心的一处绿化带，长五百多米，宽一百多米，是当年特瓦尔多夫斯基常常散步的地方。不同于一般铜像气概轩昂的姿态，诗人形象似在承担和忧虑下低眉沉思，而雕像底座上镌刻着诗人的诗句：
我们在永恒中能互相听见，
并互相辨认出彼此的声音。
不论这联线是多么微细，
自己人之间总能心心呼应。
后代朋友，你听到了吗？
你能不能为我的话作证？
飞白，1987年初稿，2020年春改定
附 记
这本书的译和编已经历了六十五年沧桑，提起来连自己都有点难以置信。
那是在195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十周年之际。当时我担任的是军事翻译，苏联援华专家、广州军区首席顾问乐维亚金将军向我热情推荐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名著《瓦西里·焦尔金》，告诉我这部长诗战时在军报连载而传遍每个战壕，深受红军将士喜爱。我的译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也大受欢迎。此时经诗人郭小川介绍，我与作者保持了友好通信。
接着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邀约，续译了特氏长诗《春草国》和尚在写作中的《山外青山天外天》，后者根据的是作者所赠十一章本，其中包括反思文学问题的“文学闲话”和反思冤狱问题的“童年的朋友”等章。1960年特瓦尔多夫斯基出版该书最终定稿的十五章本，包括评点斯大林的一章“有过这样的事”。考虑到当时中苏分歧的现实，我对出版社表明“本书现已不宜在我国出版”。结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作家出版社”的牌子，于1961年将《山外青山天外天》作为“反修批判资料”内部出版（作者新增部分由责编补译补足）。这是被俗称作“灰皮书”和“黄皮书”的禁书系列之第一本。“灰皮书”“黄皮书”不公开发行，只供高级干部和理论界参考。
“文革”中此书流入社会，读者争相传阅但难得一见。“文革”结束后诗人绿原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特约我编译《特瓦尔多夫斯基诗选》二至三卷本，包括当年特别引人关注的《山外青山天外天》。我基本完成了选译工作，将《山外青山天外天》也补成了全译本，但因工作繁忙尚未及交稿，而绿原已于1987年卸任。我便将译稿转给湖南文艺出版社主持“诗苑译林”丛书的好友杨德豫，德豫很想出，可是时过境迁，20世纪90年代读者对诗的热情退潮（尤其是这种带政论性质的诗），在他任期内也未能实现。经辗转交接寄递和飞白的多次迁徙，译稿下落不明。
因其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此次四川人民出版社再向我提出《特瓦尔多夫斯基诗选》选题。经多方搜罗旧稿和再次补译若干，这次编成了一卷本。篇幅缩小倒不太可惜，经过了几十年岁月的淘洗本应编得精练些了。特氏的长诗和抒情诗都很著称，但长诗太占篇幅，这次仅选一部最经典也是最受欢迎的《瓦西里·焦尔金》。此外从《山外青山天外天》和《凭着记忆的权利》中选入个别关键章节以窥一斑。
因中间隔了一个“文革”，特瓦尔多夫斯基给我的书信和赠书荡然无存。记得他在赠我的《近年抒情诗抄》书前题写着：“飞白：遗憾我还没到过中国，感谢你的劳动，使焦尔金能和中国人民见面，这就像我到了中国一样。”
诗人1971年的过早离世，使他生前和我终于未能实现期待中的会面。我只能在2000年的还愿之旅中，来到以岩石为无字碑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墓前，向这位坚持“记忆的权利”和书写真实的诗人致默默的问候。
飞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