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鉴书团】玻璃边界

《利马之梦》的作者晓宇在“跳岛FM”上谈及外部视角时说，来自外部的声音不一定多么深刻，反而往往是肤浅而浮于表面的，他们提到三两句俏皮话，自己未见得想得很深，本地人却能听出发人深思的意蕴。晓宇举了两个例子，一是90年代某位汉学家写道“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中国是一个假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二是竹内好曾说“中国拒绝成为自己，以及自己之外的一切”。 这些无心插柳的句子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鲜视角，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相对地，当从未有过海外经验的中国读者阅读其他语言的作品时，发现不同之处、生发出陌生感的那刻，就是问题提出的时刻，由此，才能继续追寻答案。

当然，《另一种声音》采访的汉学家们中文和文学学养深厚，观点经过深思熟虑，未必是无心之言，但依然可以为华语区的读者和研究者带来破除传统框架的视角。他们的思路和观点当然不是无可指摘的，比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国内诸多争议，张定浩就批评了宇文所安在使用解构主义的两大工具——“经典是由后世不断重塑的”及“颠覆既有传统等级”——时，并没处理好内在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另外宇文所安和田晓菲讲出了颇具吸引力的叙事，但作为文学史，却牺牲了基本史实，使得解构变成虚构，阐述也充满夸饰。

这种回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回应的再回应，织成了一张充满互动甚至是冲突的网，其间是纵横交错的学术生态，这些对话，如王德威所言，也是文学的一部分，时不时能显现奇妙的肌理。

而继罗兰·巴特宣布作者已死之后，文学批评就有了独抒己见的理由。王德威用三天三夜读完《长恨歌》的打字稿，写信问王安忆她为什么这么像张爱玲，王安忆回了一封很大气的信，说她当然读过张爱玲，但不认为自己和张派有什么关系，她的小说人物是在现实人生里，是从历史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朱天文也不同意王德威对她的评价，尤其认为他误读了胡兰成。文学批评家的使命不是揣测作者意图，也不必与作者想法一致，即使身为作者，也不是自己作品的权威。这中间确实有某种荒谬的张力，有时这种解读与误读、评级与回应能呈现同一作品迥异的质感，而这种“不停地质疑、不停地辩证、永远做各种正面反面的论战”的做法，也正是王德威所主张的。

然而他有时过分沉迷打磨、擦拭和调校自己的批评技法，避而不谈自己的评判态度。他知道有些作品“很糟，但可以成为作品批评很好的对象”，这个过程的确是对自己欣赏口味的磨炼，但在读者看来，他在文论中描述的对象和实际的作品往往差得太远，以至于完全不像同一件东西。那么究竟何为好的文学批评？从一部作品中抓取若干细节以期见微知著，或是经由某种比较得出有趣的结论，这些都是文学批评意义下的优秀叙事，但如果作品本身过于平庸使读者大呼上当，是否意味着学术实践与读者经验之间存在一些断裂？或者是，王德威实在太过狡猾，布下了一个精密的骗局？

《另一种声音》从头到尾都在追问边界，宇文所安谈到唐朝文学时说道：“古代文学为什么好？正是因为你无法触碰它，就像你站在一面玻璃前，却不能触摸。虽然距离极为接近，但你却不能到那儿，所以在你眼里它看起来才格外美。”大概海外汉学家看华语文学也是站在这样一面玻璃前，而这种区隔的经验带来的是不受建制和传统拘束的自由。此外，这些访谈中也提到了种种边界：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边界、文学与历史的边界、文化研究与文学的边界、文学史的时代划分等。海外汉学家教会我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些边界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也可以像玻璃一样蒙上一层水雾，或是被打破。而他们最擅长的事，就是模糊它们、重划它们，用不同的眼光审视它们，把它们塑成各式各样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