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变 祸从何来

有宋一朝，至英宗开国百年，百年来无全国性的兵祸匪乱。甚至到真宗、仁宗朝已是一派繁荣强盛的景象，然而仁宗驾崩，英宗继位才过了六十年，强大的北宋就灰飞烟灭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史研究专家赵冬梅教授的新书《大宋之变1063-1086》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 《大宋之变1063-1086》开始于仁宗驾崩，英宗继位，结束于哲宗朝。正是这二、三十年的政局的变化给北宋由盛转衰埋下了祸根。 这二、三十年北宋政局发生的最大事件是“王安石变法”。也可以说北宋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就是这次变法，这倒并不是说北宋亡于介甫变法，也不是说君实等辈使变法失败是亡北宋的原因。 只是想说这中间王安石因变法需要，向神宗献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打开了有宋一朝此前对君权的制约，开启了一个危险的模式。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王安石开启了这个危险的祸端，更准确的说法因该是北宋那些年的历史进程把政局推到了那个路口。 仁宗驾崩后，因其无子嗣，继位的是过继来的英宗。过继的过程，有仁宗的千般无奈。也有英宗的万般心酸。因此英宗继位之初的曹太后垂帘听政有着别样的政治意味。 好在英宗得到宰相韩琦的支持，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治理天下了。然而多年的屈辱使他主政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和臣下打为生父争名位的“濮仪之争”。 “濮仪之争”在今天看来是无趣且无聊。然而在当时，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一大批老练的政治家和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里依然可以说是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这场无聊而旷日持久的争论。 争论的结果不仅是皇家得到了它想要的称谓。知识分子也得到了皇家的轻视之心。在书中描述，英宗说：“我从前没当皇帝的时候，望着侍从大臣们，觉得他们都是天下之选，百里挑一，现在才知道不是这样的。” 赢得“濮仪之争”不久，英宗还没来得及施展治国的才华，便在三十六岁，即继位后三年九个月之际，撒手人寰。北宋朝廷迎来新的君主——神宗。 神宗作为英宗的儿子，他在继承大位后，急于建功立业以证明他们一族的血脉配得上这张龙椅。具体表现为更热衷于开疆拓土，对边防事宜由防御变为积极进取。 然而此时，北宋财政本已拮据，加上又在四年内安葬了二位帝王，显然不能支撑神宗的雄心壮志。这时他必然会选择王安石积极开拓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接受“王安石变法”。 也必然是不仅不会接受司马光等人提出保守的财政政策，也不会接受司马光等人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这时候“天变、祖宗、人言”对王安石新政的制约是他必需突破的壁垒。也就是这时候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可谓正合上意。神宗需要这样的言论，也会选择听取这样的言论。 这里必需要说清楚的是神宗并非昏庸之主，他也不是不愿听取民间的疾苦，只是在那个时刻下他本能的会选择性倾听他想要听到的声音，以成就他一代雄主的野心。而“濮仪之争”后皇家对知识分子隐约的轻视之心也起了微妙的作用。 这种变化给北宋政坛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苏轼、苏辙、司马光、范纯仁等很多有自己政治理想、政治主张的知识分子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大宋朝的官员不再是像他们的前辈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甚至王安石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杰出的为天下苍生投身政治的政治家，而是一群以“为官”为职业，没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主张的具体政务的操作者。 当他们没有以天下苍生为念时，政治只是他们的职业，只是他们养家糊口的工作，在这时候就很难保证他们不会为了一己之私，为了迎合上意，做出蝇营狗苟的事。实事求是的说，吕惠卿、章惇、蔡京之类并非全是庸才，他们甚至颇有才干，只是他们没有崇高的政治理想。 比如章惇。书中的评语是“章惇是神宗——王安石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官僚中的佼佼者，时代要求他们的，是服从而非思考，所以章惇的视野永远是在执行和行政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那种把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融为一体的政治性思考的自觉，章惇没有。他再优秀，也只是工具化的官僚，不是高屋建瓴的政治家。” 章惇是北宋新政培养出的佼佼者，它所暴露出的问题自然也是北宋新政的问题。在问题发生之初，神宗是个老练的政治家，自然危害不算严重，但传到后世，或子孙年幼无知，或子孙不肖，北宋朝廷就此走向深渊。 通读《北宋之变》全书，司马光也是君权至上的，然而他的“君”是指理想的君主，是对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负责的那个君主，他的理想是把现实中的君主按照理想的君主进行塑造。而塑造的方法就是用“天变、祖宗、人言”制约。 王安石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得到施展，向君王献言，打破了这些制约。所以可以说王安石在这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绝非决定性的作用。北宋之亡的决定性作用。首先是对家天下的执念，再因此引出的对北宋初年制定的对君权制约的打破，把君权放出了牢笼，最终损毁了北宋朝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