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潘一禾:低地国家的最新试验
低地国家的最新试验
潘一禾
发表于《杭州》杂志2022,17
在国际事务的舞台上,一些国家的声音过于喧嚣、总想先入为主,另一些国家则岁月静好、安于边缘或低调。这本英国历史学者撰写的《低地国家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版),无论在英语世界还是汉译著作中,都是另辟溪径的应时之作,写的是大学历史教学中被忽视的欧洲小国史。该书从凯撒征服高卢写到21世纪初,详述低地三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地理、政经、社会和文化演变,由于堆积了太多的地名人名和没完没了的大小战争,第一次读起来就像是烦人的流水账;但其好的一面则是尊重史料、事无巨细,不硬加自己的解释或议题,所以内容十分完整却语意开放,让读者可以做各种自取所需的参考与反思。
从低地三国看欧洲和世界,能看到不同的人类思想风景和历史经验教训,正如作者所说:从古代史的角度看,这三个低地国家城市是“半个欧洲大陆的战场、枢纽、市场和缩影”;从近现代史的角度看,荷兰和比利时因为是真正的现代改革“向导”和“先锋国”,已经“再次成为了国际探讨的焦点”。该书首先提醒我们,发明者与追随者各有各的荣耀与失败。今天美英两个新老强国的诸多成果和特征,都得益于(或掠夺自)低地国家的率先尝试和制度首创。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曾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但荷兰人创造了荷兰。”荷兰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如何把一片沼泽打造成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如何在各种强权挤压和残酷争斗中打造出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今天的低地国家不仅宜居,而且舒适富足,而今天的英美德法等当年的“后发”群雄国家,则各有后现代综合症和内部失调。在传统和现代科技、自由市场经济、金融银行业、协商式政治制度、宗教改革和各种大众哲学与艺术文化上,低地三国都对世界现代文明做出突出贡献,不仅现代商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源于荷兰,而且历经战乱、牢记苦难的低地三国是欧盟和北约的创始国和积极参与者,是许多跨国组织总部的所在地。
其次是当众多历史教科书说低地国家的“黄金时代”已逝、国力已衰时,其实他们的实力仍在承前启后、继续超前。我们目前在西方大国新闻中经常看到的“极端化”倾向和“奇葩式”言行,在低地三国的现实中早已“和平”地存在了数十年。地理位置和人工合成的国家特点,决定了追求独立自由的低地国家一直是西欧人文社会的实验田。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实力之一,就是有容乃大,敢于存留各种杂音。低地国民们普遍认为:奇想和异见是国富民强后的必然,只会让这个地区更充满活力。无论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加尔文主义,甚至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等等,包括毒品、卖淫、安乐死、同性婚姻这些不为社会传统所鼓励的事物,在荷兰目前统统是合法的。低地三国的社会氛围并没有因为太多的不传统言行或异常群体,而天天党争不断和民意撕裂。相反,低地国家仿佛呈现了一种让人羡慕又不敢相信的理想状态:多元而统一,松散而稳固。
已经实现“国富”的现代社会,总要面对各种新的商业文明困境,它们在低地国家中一个都不少。本书把现代社会的基本困境简要总结为国内外的“文化差异”和“文化战争”。比如低地三国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可谓“支离破碎”,三国边界线不过是历史上的欺压者们留下的遗产,三国内部还有太多语言边界线,居民们讲荷兰语、法语、弗里斯兰语和德语,缺乏许多起码的交流与共识。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在日常接触中非常明显,荷兰人的率直会无意中冒犯他人,比利时人的含蓄又会被误解成虚伪;比利时人会讲荷兰人抠门的笑话,而荷兰人会嘲笑比利时人的土老冒式犯傻。三个国家除了在习俗,语言,法律,宗教方面分界不清,以及排外主义和狭隘主义的地区差别外,三国的国民社会结构都呈奇怪的分裂状态。
再次的一个问题就是低地国家是如何做到了新的“领先”?当其他国家沉浸在喧闹不堪、分化撕裂的文化战争中,或试图消除差异以寻求社会团结时,荷兰人已经凭借大量机制和简便易行的策略,创造出一个高度包容的多样化社会。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群体以各自舒适的方式共同生活,通过妥协与共识达成彼此间的合作。人们生活的大部分方面不受法律规范,而是受其生活圈子(由阶级、邻里、地区、教育、就业和人生观的相似度与黏合度决定)带来的社会压力所影响。
英语史学界认为荷兰新创的社会稳定“机制”是一种在19和20世纪逐渐成型的社会机构“柱化”(pillarization)现象。“柱子”的形象表明社会各个部分共同支撑起屋顶,但没有一个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柱化”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与人之间既礼貌又疏离,各种主义纷纷建立具有荷兰特色的机构团体。荷兰人用坚决贯彻的互不干涉原则来遏制文化冲突,用礼貌但激烈的言辞提醒内部和外部的人彼此间的界限,这为荷兰的多元文化主义奠定了基础。尽管三国存在着教区、地方、民族、语言及信仰的明显分歧,但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多方力量协商的政治典范。“柱化”策略有效地防止了各种社会机构发生文化战争,缓解了社区间的可能紧张氛围。于是和所有西欧国家一样,三国存在已久的文化信仰和社会特质正在慢慢削减,逐渐同化成一个范围更广也更为成熟的现代社会。
那么眼下的低地国家在社会治理上没有什么危机吗?该书作者认为:荷兰和比利时人在引导社会冲突走向和平发展道路上成绩斐然,激励了其他国家地区采取相似行动,但这些经验始终无法成功复制,同时自身也遭遇全新挑战。20世纪末荷兰“柱化”策略日渐式微,甚至对国家和社会的团结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利时为缓和紧张局势促进相互合作而采取的权力下放措施也陷入僵局。21世纪初,人们开始质疑这些机制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目前三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一个不断壮大的意见发声群体。他们专注于“民族”这个神话,多数人对未同化的移民群体抱有敌意。荷兰这种需要最低限度忠诚和包容他人独特性的多元文化,已经因为部分新移民对游戏规则的打破和自由主义的狭隘,而体现为一种经不起严峻考验的权宜之计。
还必须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低地国家再次成为了探讨焦点,或者说到底什么是低地国家引以为傲的最新经验?关于比利时和荷兰的自身特点和未来发展,人们正在不断地进行严肃探讨,荷兰人骄傲地认为,荷兰作为文化多元的“后民族”国家,远优越于那些思想狭隘的守旧国度,荷兰人正在深入贯彻“万物共存”和“个人主权”的原则,低地三国的人们尤其善于解决问题,另寻出路。换言之,目前低地三国人民最重视的是如何让自己活得合理和舒服。政治上他们以妥协和合作为特点,信息上他们社会成员间的“密接”程度在其他稳定的民族国家也不多见。方法上他们一是让“分别自理”来弥补日益失效的政治治理,二是让自行车全面代替了耗油费电的私家车,三是充分建设城市公共空间和半公共空间的舒适度和宜居性。与法国和英国的陈旧观念如私域空间神圣不可侵犯完全不同,荷兰的大小街道体现的是艺术性、便利性、整洁感和行人与自行车的和谐自由,它们已经吸引了全世界优秀年轻人的目光和心灵。
我总结的以上这些特点未必就能概括低地三国的全部最新社会治理经验,但它们至少呈现了值得重视和借鉴的治理成效。诚如该书作者认为的:如果这种低地三国式社会和平及种族共存的尝试最终失败,想看低地国家笑话的那部分英美人只会让当今世界更加绝望。(2022/8/3,发表于《杭州》杂志202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