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思维
黄仁宇的历史观由他自己的总结为所谓的“大历史”，即希望通过扩大历史观察的时间维度，使得个别人物对历史的影响降低，从而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发现历史本身的发展的脉络与方向。这一点在我看来在表面上很有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的味道，但是黄仁宇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其做历史的检视并非为了一个特定的哲学体系作解释，因此可以更好的做到中立的研究，而提出哲学模型进而作历史研究不免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之中。因此，黄仁宇所指“大历史观”在于一种对待历史的方略，实应作为方法论的一种，而不是特定的历史模型。
此书是黄仁宇用此一方法，通过检视蒋介石日记为线索，对中国近代历史做一分析。黄仁宇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造成一个能够将国家资源整合并统一调动的国家，以期与全面现代化建设相配套。很明显，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了韦伯所指的科层管理的出现，即能有条理的统筹和整合全部国家的资源，而不涉及私人关系。二战可以说是典型的国家总体战，而中国当时的对手日本便是已经完成国家管理整合的近代工业化国家。反观中国，黄仁宇指出“中国虽占数量上之优势，内中人力物力的资源不能相互交换，因之无法构成体系，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无从预作计划使用”。
因此，按照我的理解，抗战初期日本所面对的，并非经济军事力量统一的中国，实乃是无数小的封闭社会和武装团体，相互之间并无联系。此一结构中，使得封闭社会和小的武装团体能够维系的，并非科层制管理，而实为无数的私人关系——还是曾国藩创立湘军时候的模式。从而使得军队实际上成了一个大的家族式组织。相互之间的私人关系形成了以个人人身为基点的私人关系网络，进而形成地方派系。所以北伐之后裁军的困难，抗战中指挥的不一，亦因如此。
军队亦复社会的产物，黄仁宇指出“军队为推进社会之工具，但本身又为社会产物。除非社会已进化到某种程度，军队无从全部放弃现有之生活习惯”。因此，中国革命之反复原因的一部分实乃空想人们能依某种理论重塑整个社会，而同时认为军队乃是完全新的，可以通过政治宣传完成重塑的新团体，进而想通过军队来完成社会的改造。无论是孙中山的“军政”，还是中共通过军队进行的历次社会动员，无一都无力超越社会条件本身，反而成了旧力量对社会控制的新方式。
按黄仁宇的观点，抗战时中国社会自身革命的加速器。正因为抗战的发生使得中国迫切需要能在国家层面上实现统一的资源指挥，亦需要在底层摆脱明清帝国财政制度导致的基层民众普遍的困顿。而蒋中正和毛泽东各自沿着这两种思路中的一种展开了自身定义的“中国革命”。黄仁宇认为“这两项工作既冲突又重叠，只能事后在历史上看出有相互支撑之功效”。
而从蒋中正的思路上说，此一革命绝不是朝夕所能完成的。一方面他要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去完成本来应当由科层制运转所达成的内容，可以看到他在战争中屡次的越级指挥，直接指挥一线的战斗，用私人的关系采购军需品等等；一方面日军的攻击又使得家族式的力量被减弱，军队被击溃后不断重新整编，各派系的力量也在削弱。这里不能不提到，蒋中正的力量也在削弱，因为在军队甚至社会客观存在派系的情况下，权威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关系网络广大而能够调动其他人难以企及的资源；二是军队，而后者更是坚实的后盾，但明显这两个力量在不断的战役失败后也都在不断的减弱。而他在抗战后期，特别是美国顾问团的更积极的介入之后，加速了推进现代的高层运转体制的建设，一个例子就是很明显自印度受训回国的军队中传统的因素减弱了。
不过蒋中正的高层体系实际上只能算是初创，而更不要说他的体系并没有一个与之相配合的基层体系，因此在内战中仍然不免于失败，而其创立之体系也被中共所接受。黄仁宇在这本书中引证魏德迈回忆录中的话，指魏德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韩战时表现高度之效率，仍肇源于他自己当日之训练国军”。黄仁宇同时指出，日军后期的一号作战的客观推动，“日本执行一号作战当然未存心替中国解决问题，但已无意中削弱了国军内部之地方势力及私人势力，使蒋介石替中国造成之新高层机构更具体化，更接近于现代标准”。
因此，抗战的历史绝非简单的对外的民族战争，更深刻的是一场中国自身的快速革命与再生，而之后的内战也不过是此一革命和再生过程的继续，终究的目的在于再造整个中国的结构，使之从一个以无数分散封闭的小自耕农为基础，私人关系伦理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国家，转变为一个能够利用科层制，在数字上进行管理，而可以排除私人关系的现代化国家。也正因为宗法国家之分散，几乎没有统一社会资源以打开局面，只得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全盘摧毁旧的社会结构，以图自新。因此，若以更宏大的历史思维观察，1600至2000这四百年中国所完成的亦正是此一国家全面的转型。
所以，当我们重新检视历史，发现蒋介石越级指挥，私人采买，以至训词中颇多旧伦理的内容，完全不必吃惊，这正是一个国家从宗法走向现代的转型，而蒋介石自身正是这一断裂和转型的连接点，自然毛泽东则是基层转型的连接，若是看到这一层，便能以更深刻的眼光洞悉中国近代的历史了。
此书是黄仁宇用此一方法，通过检视蒋介石日记为线索，对中国近代历史做一分析。黄仁宇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造成一个能够将国家资源整合并统一调动的国家，以期与全面现代化建设相配套。很明显，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了韦伯所指的科层管理的出现，即能有条理的统筹和整合全部国家的资源，而不涉及私人关系。二战可以说是典型的国家总体战，而中国当时的对手日本便是已经完成国家管理整合的近代工业化国家。反观中国，黄仁宇指出“中国虽占数量上之优势，内中人力物力的资源不能相互交换，因之无法构成体系，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无从预作计划使用”。
因此，按照我的理解，抗战初期日本所面对的，并非经济军事力量统一的中国，实乃是无数小的封闭社会和武装团体，相互之间并无联系。此一结构中，使得封闭社会和小的武装团体能够维系的，并非科层制管理，而实为无数的私人关系——还是曾国藩创立湘军时候的模式。从而使得军队实际上成了一个大的家族式组织。相互之间的私人关系形成了以个人人身为基点的私人关系网络，进而形成地方派系。所以北伐之后裁军的困难，抗战中指挥的不一，亦因如此。
军队亦复社会的产物，黄仁宇指出“军队为推进社会之工具，但本身又为社会产物。除非社会已进化到某种程度，军队无从全部放弃现有之生活习惯”。因此，中国革命之反复原因的一部分实乃空想人们能依某种理论重塑整个社会，而同时认为军队乃是完全新的，可以通过政治宣传完成重塑的新团体，进而想通过军队来完成社会的改造。无论是孙中山的“军政”，还是中共通过军队进行的历次社会动员，无一都无力超越社会条件本身，反而成了旧力量对社会控制的新方式。
按黄仁宇的观点，抗战时中国社会自身革命的加速器。正因为抗战的发生使得中国迫切需要能在国家层面上实现统一的资源指挥，亦需要在底层摆脱明清帝国财政制度导致的基层民众普遍的困顿。而蒋中正和毛泽东各自沿着这两种思路中的一种展开了自身定义的“中国革命”。黄仁宇认为“这两项工作既冲突又重叠，只能事后在历史上看出有相互支撑之功效”。
而从蒋中正的思路上说，此一革命绝不是朝夕所能完成的。一方面他要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去完成本来应当由科层制运转所达成的内容，可以看到他在战争中屡次的越级指挥，直接指挥一线的战斗，用私人的关系采购军需品等等；一方面日军的攻击又使得家族式的力量被减弱，军队被击溃后不断重新整编，各派系的力量也在削弱。这里不能不提到，蒋中正的力量也在削弱，因为在军队甚至社会客观存在派系的情况下，权威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关系网络广大而能够调动其他人难以企及的资源；二是军队，而后者更是坚实的后盾，但明显这两个力量在不断的战役失败后也都在不断的减弱。而他在抗战后期，特别是美国顾问团的更积极的介入之后，加速了推进现代的高层运转体制的建设，一个例子就是很明显自印度受训回国的军队中传统的因素减弱了。
不过蒋中正的高层体系实际上只能算是初创，而更不要说他的体系并没有一个与之相配合的基层体系，因此在内战中仍然不免于失败，而其创立之体系也被中共所接受。黄仁宇在这本书中引证魏德迈回忆录中的话，指魏德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韩战时表现高度之效率，仍肇源于他自己当日之训练国军”。黄仁宇同时指出，日军后期的一号作战的客观推动，“日本执行一号作战当然未存心替中国解决问题，但已无意中削弱了国军内部之地方势力及私人势力，使蒋介石替中国造成之新高层机构更具体化，更接近于现代标准”。
因此，抗战的历史绝非简单的对外的民族战争，更深刻的是一场中国自身的快速革命与再生，而之后的内战也不过是此一革命和再生过程的继续，终究的目的在于再造整个中国的结构，使之从一个以无数分散封闭的小自耕农为基础，私人关系伦理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国家，转变为一个能够利用科层制，在数字上进行管理，而可以排除私人关系的现代化国家。也正因为宗法国家之分散，几乎没有统一社会资源以打开局面，只得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全盘摧毁旧的社会结构，以图自新。因此，若以更宏大的历史思维观察，1600至2000这四百年中国所完成的亦正是此一国家全面的转型。
所以，当我们重新检视历史，发现蒋介石越级指挥，私人采买，以至训词中颇多旧伦理的内容，完全不必吃惊，这正是一个国家从宗法走向现代的转型，而蒋介石自身正是这一断裂和转型的连接点，自然毛泽东则是基层转型的连接，若是看到这一层，便能以更深刻的眼光洞悉中国近代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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