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是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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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普林茨跳上床，站到我的胸口上，嘴里衔着狗链的手柄。它是只小狗，长着一双湿漉漉的大眼睛。我闻到了它嘴里的味道——香肠味，心想我肯定落在切肉板上一节香肠。普林茨很听话，可仍然有犯罪的倾向。我已经不再是监狱长了。柏林墙倒塌后，我就退休了。不过，遇见颠覆分子，我还是能认出来。你得提防那些有魅力的家伙。
普林茨竖起脑袋，“呼呼”地喘着气。
“我不会忘记你的这次背叛。”说完，我拿起了狗链。
我在前门帮普林茨穿上了小夹克。夹克是皮革做的，普林茨穿上后活脱脱一个强硬的东德人民小警察。已经到了十一月份，于是我也扣上了扣子。东德人民警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十八年了。现在可是2008年。历史可以变迁，你却无法改变人和狗穿着配套的皮夹克的模样。
屋外，空气冷得刺骨。枯脆的树叶覆盖着沉睡的草坪。普林茨看见一只红松鼠，便疯狂地叫起来。我解下狗链，由着它跑起来，它这才停止了叫唤。我打开信箱瞥了一眼，里面是最新一期的《明镜周刊》和一封信。可是，信封地址的笔迹并不是我老婆吉特的——或者说是前妻，她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
那封信很有可能是一个老囚犯写来的。我以前的犯人们进入了这样的人生阶段，他们“重新获得了发言权”，想要告诉我那段被囚禁的时光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的地址载入了公共记录簿（译注：指政府机构依法保存备查的可作证据用的备案材料），没什么可隐瞒的。我欢迎他们给我写信，不过我承认，那些信我只是一扫而过。他们的话有点像匿名戒酒会上的那些华丽辞藻。你明白那些步骤（译注：匿名戒酒会设定了十二个步骤，来帮助酒瘾患者去除酒瘾）对戒酒有好处，可谁真正想听呢？我关上了信箱。单是给那些老囚犯回封信，提醒他们当初是因为什么入狱的，他们就会吓得屁滚尿流了，更不用说提到他们在监狱里是如何说谎、告密、乞讨、哭泣，极尽下作、狡诈之能事了。
我跟着普林茨出发了。我从树叶上嘎吱嘎吱地踩过。我知道你在想“汉斯，你为什么要读《明镜周刊》这种自由派的烂杂志？”我只能告诉你，吉特过去常订阅它。她和我都爱讲故事。分享故事能使我们的甜蜜时光更持久。它维持着我们的婚姻，直到后来，我觉得故事不够讲了。做饭或者干园艺活儿的时候，我会给她讲监狱里发生的事。那些故事非常精彩，监狱关闭很久后，还能一讲再讲。有些挺浪漫，比如那些审讯前信誓旦旦的年轻情侣们的事。通常，我会讲些有趣的事，比如，一个色盲囚犯总是陷入恐慌，因为他分辨不出安全灯是红灯还是绿灯。我闭口不谈那些悲惨的故事，因为吉特已经听了太多悲剧。
对于我讲的故事，她总会评论道：“哎呀，汉斯，太可怕了。你还有没有人性？”
不过，她说这话时总是带着一副恳求的语气，我觉得是“再讲一些”的意思。
吉特不愿意出门。她误以为人们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她，因为她嫁给了斯塔西监狱（译注：斯塔西是东德国家安全局的简称，也可以指代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监狱是东德国家安全局关押、审讯政治犯的中央监狱）的监狱长。她做起了修理照相机的小生意，主要修理百佳相机和爱克山泰相机。都是东德型号。她早上读书，下午无所事事了，就会用精密的工具，借助摇臂式放大镜的强光，打开照相机的机身，并开始讲她从《明镜周刊》读来的故事。她穿着睡袍，啜饮着鸡尾酒，讲述着读到的所有反政府的文章，内容涉及监视计划、驻扎阿富汗的联邦国防军、阿布·格莱布监狱和无人飞机。她讲述时，会边抽烟、边打手势、边喝酒，直到她再也无法把那些小小的螺丝拧进那些小小的螺丝孔中。
她对失败者很宽容，不会去考虑当局为了保持社会正常运行而制定的那些出力不讨好的决策。我有责任更宏观地看待问题。听她讲完后，我总会指出那些左翼分子的文章里故意漏掉的某些确凿的事实。
我们又过了一整天后，到了某个时刻，就不需要再说话了。我会为她准备晚上最后一杯酒——一大杯冰镇的伏特加，里面放了几角柚子片。只有我们两个人——她不再讲述美国干涉他国的事情，我也不再回忆那些阴魂不散的老囚犯。她快速地喝着酒，而我则观察着她把嘴唇贴在杯口，吞咽时喉咙鼓起来的小动作。
杯子里只剩下冰块时，我会带她上楼，把她扶上床。她一声不响地靠在床上。这时，世界上是没有冲突的——她不会后悔嫁给斯塔西监狱的监狱长，也不会因为往事心怀愧疚。就连战争也逐渐模糊了，年少的她在战后经历的所有苦难也消退了。
“灰烬，”快睡着时，她会说，“捂住那些灰烬。”
她的眼睛变得沉重起来，嘴里嘟囔着初入梦境后说的话。我问她，“你常说的灰烬是什么？你在哪儿发现的？你能感受到它们的温暖吗？”然而，伏特加已经把她带入当时的场景中了。我的手抚过她的头发，沿着她的肩膀摩挲着。我相信她能觉察到这些动作。它们到达了仍在发着微光的遥远之地，尽管她的言语和情感无法架起回程的通道。正因如此，当微弱的鼾声响起时，我会解开她的睡袍，缓慢而温柔地与她做起爱来。
普林茨在草坪上嗅着什么。我走近一看，发现是一个用牛皮纸和麻绳包起来的小包裹。我停下脚步，眯起眼四处扫了一番，希望能发现将它丢给我的罪犯的踪影。这是第三个包裹了。我抬起头朝霍恩施豪森监狱的警戒塔望去。要是监狱仍然开放着，要是我能查看从监狱围墙拍到的监控录像，或许我就能确认这些礼物是哪个危险分子留给我的。可是摄像头已经被拆除了，监狱也关闭很久了。
那个包裹我稍后再处理。
我用靴子聚起一堆树叶，把包裹遮了个严实。
我和普林茨沿着霍恩施豪森监狱向前走去。家家户户的阳台上都挂着圣马丁灯笼，涂了防冻剂的通道上放着成行的南瓜。这些房子都是给狱警们建的，我的也在其中。大部分人都搬走了，可还是有些留了下来，与新住户美妙地交织在一起。德国统一后，东德不复存在了，有谣言说我们应该放弃住房，说我们是国家的邪恶组织，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方，不配住在柏林漂亮的公寓里。
谣言就是谣言。没有人当着我的面说过这样的话。
我和普林茨拐弯来到了根斯勒街，沿着监狱的外墙走着。外墙上面是带刺的铁丝网和曾用来悬挂电线的瓷绝缘子。以前，邻居们夜里时常把书抛到墙那边去，或许是希望囚犯们能发现那些书吧。由此可见，附近的人们对于监狱属性的了解是多么匮乏。这些书，连同从新囚犯那里没收的物件，就是我们失物招领箱的全部了。我经常将它们带回家给吉特。就这样，即便在东德压制最厉害的时期，她还是读到了《1984》，听到了滚石乐队的磁带。
有一次，她随着滚石乐队的音乐跳起舞来。接着，她用疲惫而沙哑的声音说：“米克·贾格尔懂我。他明白我是谁。”
我笑了。“是的，你和那个歌手简直就是朋友。”
“贾格尔和我都有过去，”她说，“我们流下了同样的泪水。”她笑着甩甩头，我知道这是示意我再给她弄杯酒。“不过你错了，”她补充说，“我和奥威尔才是朋友。他才是我的朋友。”
校车已经在前面有序停好。车门开了，一群群百无聊赖的学生从车上下来。看到了吧，我的监狱，曾经让东德每一个煽动者和参与煽动的卖国贼闻风丧胆的监狱，如今变成了一个纪念馆，德国所有感到焦虑的青少年在其中学生涯中都必须来参观一次。他们在这里明白了暴政、极权主义，也了解到斯塔西的中央酷刑监狱有多么恐怖。导游们忘了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囚犯在这里受过辱骂，更别说拷打了。之所以会忘，是因为带队的导游便是昔日的囚犯。这荒谬极了，不过我没开玩笑。
普林茨跳进了监狱正门旁边的一个小花槽。它开始转圈，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这是要拉屎的征兆。即便拉屎的时候它也很可爱。跳完圆圈舞后，它蹲下身，那双大理石般乌黑的眼睛翻着白眼，身体上下颤动着。就连树坑也是宣传的一部分。每个树坑里都立着一个牌匾，用来纪念一位关押过的囚犯。德国任何眼泪汪汪的孙辈，花上一万欧元买个牌匾，瞬间就能将他从事颠覆活动的祖父变成光荣的烈士。
普林茨蹲在克劳斯·韦克斯勒的牌匾上。
一群无聊的青少年缓步走过，我惊奇地发现引路的竟然是馆长本人。他年轻英俊，身材高大，一副大学出来的知识分子模样，不久就会未老先秃。我们早上经常遇见，却从没说过话。他看到我时，愣了一下，确定是我后，让大家停下了脚步。
他对那群学生说：“这是剧作家克劳斯·韦克斯勒的牌匾。他在这里被囚禁了两年，获释后身心俱碎，再也没有写过东西。”
普林茨在用力拉屎，学生们注视着它。接着，他们看向我，想知道这个穿着皮大衣的男人会不会为他的狗狗清理粪便。他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崇尚秩序和稳定，切身体会到没有规矩，一切都会陷入混乱。
正在此时，普林茨拉了出来。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狗屎袋。是个可降解垃圾袋。
我一边铲屎，一边对普林茨说：“听到没？”我问它。“这棵树是用来纪念剧作家克劳斯·韦克斯勒的。”接着，我装出普林茨正在和我说话的样子，窝起了耳朵。“你说什么，小家伙？克劳斯·韦克斯勒是谁？一个好作家怎么会被关进监狱？”
那群青少年像看疯子似的看着我。
我继续回答普林茨的问题。“他是一个好的剧作家，这是无可争议的，小家伙。不过，据我回忆，他远不是什么被迫害的剧作家。韦克斯勒先生是一个变态狂和瘾君子。他打着艺术的旗号，引诱女人们装扮成总书记昂纳克（译注：Secretary Honecker，指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的模样，从而拍下了他和我们‘国家领导人’性交的照片，然后挪用德国戏剧联盟的钱打印出那些黄色传单。”
馆长笑了。“这故事挺有趣，”他说，“我希望性和艺术在东德是合法的。有没有追求快乐的特殊监狱？如果克劳斯·韦克斯勒的罪名是挪用公款，为什么没有经过刑事法庭？为什么斯塔西要把他带到这里，带到一个秘密审讯的监狱来？”
普林茨拉完后变得欢腾起来。它扒拉着土，发出尖利而嘲弄的叫声。这比我们的谈话更吸引那些眼神空洞的学生。“你们的导游没告诉你们的是，”我对他们说，“我曾经负责整座监狱。所以对我而言，克劳斯·韦克斯勒不只是一块黄铜牌匾，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招认自己真正的罪行时，我在场。注意，这个剧作家是性变态、瘾君子和小偷，你们的导游并没有驳斥这些。不过克劳斯·韦克斯勒招认的可比这恶劣得多。那些内容你们的导游未必想让你们听到。”
“正相反，”馆长说，“我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是忏悔期了，”我说，“忏悔期从第一次霜冻开始。牢房是水泥墙、钢制门，冷嗖嗖的，每个人都知道还会冷下去。很多囚犯都是在夏天的示威游行中被逮捕的。刚进来的那几个月，他们便渐渐明白了‘孤独’的真正含义。这些新囚犯后悔采用愚蠢的方式与政府对抗，开始想招供。可密谋反对国家和人民并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有囚犯表示准备招供了，就会被带到监狱最底层号称‘U型潜艇’的牢房，待上好长一段时间。”
有一个年轻姑娘戴着立体声耳机，我看不出她在听我说话还是在听流行歌曲。我试图盯着她的眼睛，她举起一部手机对准我，好像它能保护她不受我说的事实所伤似的。
“罪犯想招供，”我对她说，“那又怎样。他不能‘选择’招供，好像这是一种‘恩惠’似的。他必须渴望招供。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门心思供出‘一切’，他什么都不想做。招供的那一刻没有加冕仪式。不会有的。罪犯必须把招供内容，连同他的希望、悲伤和一些冰冷的土豆皮一起放在锡盘上，同其他犯人一样，通过牢门上递送垃圾托盘的狭缝送出去。”
手机后面，姑娘的眼睛睁大了。
“那个剧作家。”馆长说。
“是的，就是那个剧作家，”我说，“我亲自下到了‘U型潜艇’。克劳斯·韦克斯勒在那里承认他密谋逃离东德。他已经复印好手稿，打算趁着新戏在奥地利演出时逃跑。我个人觉得东德不该限制公民的行动。东德是个好国家，一个自由的国家，如果人们想离开，国家应该允许。可国有国法，我们说了也不算。飞行员们得遵守空气动力学的法则，医生们得遵守医学协议。”
蒸汽从狗屎袋中升起。我拧紧袋口打了个结，指着馆长。“剧作家是这样招供的：他哭着对审讯员说自己没有赡养父母，他们贫穷、虚弱、无依无靠，他打算遗弃他们，让他们在寒冷和孤寂中早点死去。我亲耳听到他说被揭发、拘捕是自己的幸运。这就是你们敬爱的剧作家坐牢的真相。我们挽救了他，使他不致犯下更大的罪行——迫使父母因饥饿和虚弱在孤独中慢慢死去。”
馆长问道：“韦克斯勒先生是在水牢招供的吗？”
“我不是秘密警察，不是审讯员。我是公务员，监狱的管理人员。如果你在暗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这里没有严刑拷打。”我对他说。“没有一个人能证明身上的任何伤疤、淤青或伤口是在这里留下的，没有一张照片能说明有囚犯在我的监狱里受过伤。”
“克劳斯·韦克斯勒招供时是一丝不挂的吗？”馆长问道。“是不是像他声称的那样，周围一片漆黑，他站在冰水中？”
“水是从雨水沟收集来的，”我指着拘留中心的屋顶对他们说。“储存在那个水槽里，夏天暖和冬天冷。对于水温，我们也没别的办法。”
学生们仰起头看向屋顶。十一月的天，都能看到他们呼出的哈气。
我抱起普林茨。“制定法律的不是官员、律师，也不是法官，”我说。“人们还是要遵纪守法。”
馆长微微鞠了一躬，说：“谢谢您参与讨论，我很受启发。”说完，他就带着学生们朝礼品店走去。
我和普林茨一下午都在制造监控设备。我在车库四处翻找，最后找到了一部旧的“拍立得”相机和一卷用来做绊线的钓鱼线。普林茨是一名忠实的助手。它坐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只要隔几分钟喂它一块金鱼饼干，它就会饶有兴致地跟着我做这做那。
可怎样才能让绳子产生“拉力”去“按下”快门按钮？
我尝试了各种装置，包括马桶冲水把手的法兰、压蒜器的剪刀形手柄和纸张打孔器的控制杆，都以失败告终。这让你对斯塔西充满敬意，他们可是这方面的行家。他们能用布谷鸟钟（译注：cuckoo clocks，一种钟表，内有木制小鸟，每小时出现并报时，声音与布谷鸟叫声相似）、蝶形领结和树桩就能做成照相机。是的，斯塔西可能将监狱低水平的监控变成了通宵的监视。可你得承认，他们是有独创性的。
最后，女儿旧自行车上的制动钳派上了用场。我用两个小螺丝将它固定到相机的塑料机架上。我有没有提到过我有个女儿？她很棒，已经长大嫁人了。我每年夏天和圣诞节都会去看她，像时钟一样。我将照相机对准普林茨，测试性地拉了一下钓鱼线，制动器臂旋转起来。控制杆按下去了——闪光了！
“现在，我们能逮着那个留下包裹的神秘人了，”我对普林茨说。
尽管它的舌头已是明亮的橙黄色，我还是给了它一块金鱼饼干，来嘉奖它的忠诚。
旧相机的相纸一定在里面卡了很多年了。我和普林茨注视着相机。慢慢地，一张我妻子的模糊相片出现了。她躺在一块白布上，一丝不挂。她的眼神勾人，因为喝酒，脸色显得不柔和。我立刻就知道照片不是我拍的。
天黑了，我偷偷溜到外面，把相机支好后，藏在一个南瓜后面，又将掩藏在散落的树叶下的绊线拉紧。普林茨撒了一泡尿。接着，我带回包裹，把它放在餐桌上，和其他包裹放在一起。
一个月前，第一个包裹出现时，我还以为是有人放错了地方。我将它原封不动地放在桌上，等着它真正的主人来认领它。第二个包裹出现时，我知道并非有人放错了地方。我立刻打开了第一个包裹。里面装的是我在屁股上挂了十六年的钥匙。那是属于监狱长的整套钥匙。他们是怎么留下我的东西的？谁把它们送到我这里来的？为什么送过来？我把钥匙重新挂到腰带上。
下一个包裹加深了我的记忆。里面是一个烟灰缸，镜头玻璃做的，沉甸甸的。那是吉特去德累斯顿（译注：Dresden，东德的一座都市）出席由国家举办的摄影会议时买给我的礼物。灯光照在上面时，它会发出诡异的光芒，令坐在我桌前的囚犯们感到紧张。这个烟灰缸在我桌上放了十年，后来有一天，它消失了。我在监狱里挖地三尺，搜查着每一个角落，搅得囚犯们几周没法休息。破碎的烟灰缸可以成为可怕的武器，它沉重尖利，能割破众多狱警的脖颈。我们搜查了厕所、雨水槽和火炉里的灰烬，倒掉了食堂的好几锅炖菜。囚犯们用手筛查了三万铁锹的雪。停尸房冰冻的尸体被剥掉了，医务室所有人的石膏绷带都被拆开了，还是没有烟灰缸的影子。最后，它带着包装，出现在我的草坪上。我几乎能闻到我抽过的f6牌香烟的味道。
最后一个包裹我开得很慢。麻绳绑得很紧，牛皮纸包得整整齐齐。略带警示性黄色的透明胶布，将包裹的各个角粘得严严实实。打开包裹后，我发现了一个银色手镯，那是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时我买给吉特的。由于她父母的经历，再加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婚姻能撑多久，我和吉特常说我们的婚姻五十年不变。因此，我在手镯上刻了一句话：
“汉斯和布里吉特~婚龄仅剩三十年。”
戴在手腕上太沉了，她说。她只在出席官方活动时才戴。
不知道为什么，我握着手镯哭了起来。
普林茨跳上桌子，开始舔我的眼泪。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我和普林茨蜷在沙发上。要是留包裹的神秘人士再次现身，我从这里就能看到“拍立得”相机的闪光。寒风在中空的烟囱口穿梭着。外面的树叶发出噼里啪啦的燥裂声。普林茨从我膝盖后向外窥视着。单调的白光透过蕾丝窗帘在它身上投下一张网。借着这种网状的光，我注视起妻子的那张“拍立得”照片来。她的身体已经不年轻了，可依旧漂亮。我想，那个拍摄者会认同我的看法。他已经捕捉到了她的头发垂下来时的优雅，以及双乳滚向一边时的惬意。她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了。她双腿微张，眼睛里带着好奇和揶揄。想到只要他摁下快门，拍下照片，她就会示意他过去，你就会感到痛苦；想到他会举起她沉甸甸的大腿，令其充分张开，你也会感到痛苦。可她会为他那么做的。尽管如此，他对她的秘密灰烬依然一无所知。
女儿打来电话时，已经很晚了。十二月中旬时，我们会打电话讨论一下圣诞节的计划。可现在还不到时候。
“爸爸，”她说，“网上有一个关于你的视频。”
“这不可能，”我告诉她。“我没有接受过采访。告诉我，你妈妈怎么样？她提到我没有？”
“那个视频简直疯了，”她说，“你在冒犯一个著名的作家。你还拿着一袋狗屎晃来晃去。”
“她在吗？”我问道。“她和你在家吗？”
“爸爸，你必须听我说。在那个视频中，你的狗正在克劳斯·韦克斯勒的纪念牌上拉屎，你和狗说着话，好像它也能对你说话似的。爸爸，这个作家获得了毕希纳文学奖（译注：德国最重要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项，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以德国历史上著名的革命者和剧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的名字命名）。你说他是变态狂、瘾君子。你还承认他在你的监狱里被迫赤裸着挨冻，为失去的双亲哭泣。”
“我没做错什么，”我对她说，“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你能给你妈妈传个话吗？告诉她我从没做过任何伤害她的事，我遵守了所有的规定。当我们的婚姻中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时，我才是那个假装没看见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普林茨去街的那一头遛弯。我突然意识到我在朝别人家的窗户看。我想知道他们的草坪装饰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包裹的缘故，我现在总是疑神疑鬼。尽管斯塔西不再成群结队地跟踪他们的目标，可我的目光仍然会在每个人身上逗留。有个男人弯下腰去系鞋带。有个穿着慢跑衣的女人在揉肚子。我看见有个跟我年龄相仿的绅士，我观察着他，心想，他会摸耳朵，或者更糟糕的，把手背在身后吗？我忍不住从停放的车辆上去寻找含义——从它们的颜色和款式上去寻找。过去某些时候，你能认出盯梢者的车来。当一辆蓝色莫斯科人停下来或者街道两边有两辆发动着的白色特拉贝特时，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根斯勒街66号停了下来，监狱的大门就在这条街上。一群孩子从一辆巴士上鱼贯而出。看得出来，他们是西德人。西德的孩子有一种归属感，好像东德是他们试用的新玩具似的。东德人却小心谨慎，没有把握，仿佛擅自闯入了邻居家。他们抽的烟是西德人的两倍，看什么都是一瞥而过。
馆长出现在画面中，他手里拿着对讲机，让一个六十多岁的女导游接待那个学生团队。认出我的那一刻，他健步如飞地从街道对面走来。“您好，监狱长先生。”他说。
“叫我汉斯就行了。”我纠正他说。
他盯着我的脸，问道：“你看过视频了吗？”
“我知道视频的事儿。”我说。
“你不要难过。录视频的那个姑娘太幼稚了。她发布的其他视频，都是某个男孩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涂脚趾甲聚会，一只猫扑向一碗水果之类的。”
我点点头。
“汉斯，跟我一起喝杯咖啡吧，我请客。我想和你商量点事。”
我们一起穿过马路。我在监狱门口停了下来。
“这是那条狗吗？”馆长问。“我向你保证，它可以进来。许多重返这里的人都带着心理治疗狗以减少折磨。”
“什么折磨？”
馆长皱起眉头。“重返这里的折磨。”
“普林茨不是心理治疗狗。”
“那好吧。”他说。
我站在门槛处。他充满期待地看着我。“你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他问道。
“1990年10月3日。”我说。
“1990年？可你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一个街区。”他说。他看着我的腰带。“你还带着监狱的钥匙。进来吧，汉斯，我向你保证所有人在这里都是受欢迎的。纪念馆向所有想要铭记的人开放。”
他碰了碰我的肩膀，将我带进纪念馆内。我紧紧地拉着普林茨。
里面满是挤来挤去的学生和荷兰来的游客。昔日斯塔西军官们的社交俱乐部，被一个书店所取代。南墙附近的“虎笼”（译注：指虎笼式的牢房）变成了一个咖啡馆。我们朝那里走去。我们点了两杯卡普奇诺，在大块淡绿色玻璃板后的现代椅上坐了下来。咖啡馆的墙上装饰着镶了框的相片，有些还曾经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包括我欢迎斯塔西领导人埃里希·米尔克来监狱视察的一张照片。
“我办公室曾有一张我和妻子的合影，”我对馆长说，“如果可以，我希望能把照片带走。监狱关闭时，我还以为会给一天时间取回个人物品呢，可事实并非如此。”
“我知道那张照片，”馆长说，“事实上，档案保管员们刚刚复原了你的办公室。他们真厉害。他们为每一间监狱提供了文献，你应该看看他们做得多细致。他们记录了墙上划下的每一个字母，套取了遗留在油漆面上的每一个指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定哪个犯人、什么时间被羁押在此。要知道，所有的记录都被破销毁了。”
“我只负责管理监狱，”我告诉他，“我是一名管理人员。我安排轮班、人事调动、订购卫生纸。与我有关的是安全问题，而不是审讯。监狱里发生的种种，我一概不知。斯塔西的头儿是格伦瓦尔德，他负责审讯。我得说，斯塔西司令部相当看不起我们这些管理人员。他们有自己的餐厅、俱乐部和桑拿间。也是他们决定销毁所有记录。”
馆长说：“梅阿宁·格伦瓦尔德下令销毁囚犯档案，你的人执行了命令。”
“是的，几乎用了一年时间。”
一个女孩端来了卡普奇诺。她穿着一件装饰着丝印肩章的白色T恤，胸前还戴着一堆可笑的勋章和一个写着“斯塔西监狱长”的胸牌。
馆长看出了我脸上的不悦。“是的，我明白，”他说，“我也不想这样。这件T恤是礼品店的畅销款。纪念馆在赔钱。门票很低，导游们的工资是笔大开支。这些人在监禁期间遭受了迫害，这里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我们制定了庞大的计划，要建立展览馆和档案馆，可现在，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的收入还在底部徘徊。”
卡普奇诺喝起来有股杏仁糖味儿。
“你的财务问题很简单，”我说，“这只不过是一座废弃的监狱，谁会花钱过来看？”
“你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馆长说，“这可不是普通的监狱。不过我赞同你的看法。怎样让年轻人对过去感兴趣是个难题。瞧他们那副样子，”他指着咖啡馆里的那些学生说，“一个个都在盯着手机看。那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参观过程中，一半的人在更新‘脸书’页面、给朋友发短信、发‘推特’等等。一些人将整个参观过程都上传到了‘油管’上，却好像没有参观过似的。想想斯塔西为了暗中监视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就连他们也想不到世界会变成这样：人们主动携带跟踪装置、进行自我监视、汇报自己的行踪，不分早上、中午和晚上。”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信息，”我说，“世界却比以往更加神秘了。”
馆长身体前倾。“你觉得世界变得‘神秘’了？”
他的脸上呈现出满意的神情。
我问道：“你今天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是的，当然，”他说，“我要说我的建议了。我觉得你挺豁达的，汉斯。你是一个有主见的人。我打算让你带一个霍恩施豪森监狱参观团，兴许是个学生团。我们会录下视频，作为重要文献保存起来。带团时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可以分享见闻、对指责予以反击，阐明真相。最重要的是，你要讲述这座监狱的故事。将来我们俩都不在了，这个故事依然能够讲下去。”
我忍不住笑起来。“谁会听这个故事？”
“学生、学者还有历史专家。记录被销毁了，我们就仅剩下故事了。”
普林茨呜咽了一声，抬头看向了碟子里的意大利脆饼。
“你看错我了，”我说，“我不是什么豁达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故事。”
说这话时，我跑神了，我想到了吉特，想着她现在在哪儿，在做什么。和她的摄影师朋友在一起吗？他们是否去攀登了匿名戒酒会的高山，然后清醒着坠入了性爱的深谷？
普林茨又呜咽了一声。
“其实，我想问一个关于狗的问题。”馆长说。他掰下一块脆饼，停在普利茨的上方。“我可以喂它吗？”
我点了点头。“站起来，普林茨。”我说。
普林茨把前腿举高，用后腿站立起来。
馆长丢下了脆饼。
普林茨注视着落下的脆饼，伸出舌头，猛地咬住了它。
“它叫普林茨，没错吧？”馆长问道。“是个好名字。”
“我老婆起的。这是她送给我的告别礼物。”
“很抱歉听到这件事。”
“听到什么？”
“你和你老婆分手的事。”
我看着小普林茨，忘掉了世间所有的问题。
“这只是暂时的。”我说。
馆长点点头。“说到狗，”他说，“一个曾关押在此的囚犯告诉我，他听到那些狗的叫声就睡不着。可监狱里没有狗窝，难道狗是租来的，汉斯？”
“那些狗晚上过来，”我告诉他，“有个叫金特的警犬员傍晚时会把狗带进来。他现在还住在附近。他在戈尔姆（译注：Golm，德国波茨坦市的一个地区）的斯塔西学院是出了名的训狗师。可有一天，一群狗扑上前攻击了他。他因此被降职来到了监狱。他的半边脸上留下了可怕的狗牙印，话也说不清楚。为了遮住伤口，他蓄起了胡子。我觉得他的几根手指也被咬掉了，因为他总是戴着厚厚的皮手套。到了傍晚，他就被那群恶狗扯过来了。他敬礼时会戴着那双巨大的手套。‘今晚这些狗很有攻击性。’他会这么说。一天晚上，或许是希望我们对他刮目相看吧，金特在‘虎龙’里藏了些肉。当时有个犯人还在‘虎笼’里关着，金特放开狗，它们狂吠起来……”
“拜托，拜托，”馆长说，“把这个故事留到拍视频时再讲吧。”
有人使用对讲机呼叫馆长，他将它调成了静音状态。
“我可以去监狱的任何地方？”我问道。“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拥有绝对的自由，”他说，“当然，视频会有一些上下文的材料说明。你得告诉观众这是一座什么样的监狱，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有多少人死在这里等等。视频都这样。”
“霍恩施豪森的死亡率与全国人口死亡率没什么两样。”
“不好意思，这么说是不准确的，”馆长说，“霍恩施豪森的死亡率要高得多。这已经被证实了，是无可争议的。”
我站起身，拽了下狗链。“这里没有严刑拷打。你必须摆脱这种看法。这里的一切都烙在了人们的心里，而不是身体上。”
馆长的脸上掠过一丝怪异的笑容。“拜托，”他说，“请不要就这样结束。我们来看看能否找到你的照片。”
我们拿着卡普奇诺穿过院子。普林茨很高兴展开了新的冒险。要想进入行政办公建筑区，就必须经过树立在活动场地中间的那座荒谬的“纪念碑”。我们走进一栋楼，长长的走廊上排列着一排金属文件柜，有几百个，里面都是空的。几千份囚犯档案、几千份口供，都化成了碎片。既然什么都没留下，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上了一个楼梯。这个楼梯我已经走过无数次了，可我还是惊奇于它要把我带去的地方——监狱长办公室。档案保管员们已经把它布置成了一个展览馆。门上有一个用德语、英语、法语和韩语书写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监狱长汉斯·贝克尔的办公室。他精准而严格地管理了十五年监狱，没有一个犯人在审讯或拷问时迟到过。”
我扭头凝视着馆长，他回望了我一眼。
我走了进去。我的心里突然泛起一个念头，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念头：这个房间和牢房的形状大小一模一样。房间里还有其他标牌，上面解释了无线电接收装置如何与警戒塔相连，以及闪光灯系统如何记录审讯室的使用情况。除了档案保管员在灰泥墙上开的三个洞外，墙壁上到处是尼古丁的痕迹。他们围着这些洞画了三个红圈，一个靠近暖气片，一个在我桌子旁，还有一个在天花板上，并贴上了“一号传声器”、“二号传声器”、“三号传声器”的标签。一张标语牌上写着：“就连汉斯·贝克尔也未能免除斯塔西的监视。三台窃听器时刻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我走近一个传声器，用指尖碰了碰。我循着它的线望去，发现它一直通到了格伦瓦尔德那帮窃听者的地方，之后就消失不见了。妮娜放学后我打给她的电话，还有下午早些时候，孤独又愧疚的吉特半醉半醒间承认与他人私通的那些我不想听到的电话，全被窃听了。
我转过脸去。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木制的“失物招领箱”。它的标签上只有一句话——“囚犯们被没收的物品”。箱子里有一些珠宝、一个橡皮球、一个晶体管收音机、一本袖珍《圣经》等等。我找到一本破旧的《1984》，打开读了会儿。这本书无疑是虚构的，可有些描述却是真实的，比如他对控制和监视、对一切都不能自然流露的感受以及对一点风吹草动便能波及未来等情形的描述。它唤醒了我内心久违的一种感觉，让我意识到即使你拥有一份好工作、一栋好房子，依然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
馆长关上门后，我看到了照片。照片中，我和布里吉特在德累斯顿市的奥古斯特桥上，往易北河里扔面包喂天鹅。我把它挂在门后，这样一来，处理监狱事务时，就没人看到它了。只有关上门独处时，我才去看她的照片。之所以挂这张照片，是因为看到它我就会想到，无论监狱里发生什么事，这个女人都会爱我、等我，等金特带着他的恶狗过来后，我很快就能拥抱她了。
我伸手去取墙上的照片。
馆长拦住了我。“对不起。”他说。他把双手扣在一起。“它现在属于德国人民。”
我整个下午都在遛普林茨。它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从这棵树嗅到那棵树，而是将门廊、汽车轮胎和公交车候车亭的所有座位嗅了个遍。看得出来，它在寻找吉特。它到处嗅着，却找不到一点她的痕迹。
西北风吹来，我竖起了衣领。街道对面，有个穿大衣的男人也在慢慢走着。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他在追踪我。我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教堂，每天这个时候，吉特和其他嗜酒人士就会在那里见面。她很可能已经摆脱了她的苦难历史——经历了马格德堡的轰炸后，面对坦克、斑疹伤寒、油杉毒蛾和苏联人的威胁，她们全家人是如何在废墟中像老鼠似的活下来的。很久以前，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就告诉我，一月份的轰炸过后，她父亲是如何推着独轮手推车，寻找衣服、食物和用来生火的未烧尽的木材的。黎明前他带着一枚未爆炸的炸弹回来了。他把它推进一个废弃的仓库，那是他们的避难所。她用神话般的语言回忆起父亲如何将全家人召集起来，看着他向那枚炸弹发起挑战的。
很多次我都想让她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个微妙的话题，我说话时得小心些——她母亲病入膏肓，父亲被关进了苏联劳教所，姐妹们被送到了孤儿院。她描述的就是那样。谈到她父亲引爆炸弹的那晚时，她只会说，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她不记得自己忍冻挨饿了，就记得全家人聚在一起看着父亲赢得了战斗。
“他是怎么收拾那枚炸弹的？”我之前问过她。
“他用一块砖头打它。”她回答道。
我在战争中从未经历过吉特说的那种情况。罗斯托克（译注：Rostock，德国东北部港市）被轰炸后，我受了伤。我母亲逃到什未林（译注:Schwerin,德国北部城市）的安全地带，那里离我父亲驻扎的地方比较近。对于那些轰炸的炮弹，我几乎没有印象。我那时五岁，就站在大街上，离拉消防车的马队不远。它们飞速地驶过市中心，全身的皮毛在冷空气中散着热气。我被大片的光芒震慑住了。突然间狂风大作，沙粒四起。由于炸弹落在一个装配车间，大堆铁屑朝四面八方散去。金属像闪电似的，我都能感受到每个银器上的电流。
吉特第一次看到我赤裸着上身时，便伸出手去抚摸那些坑坑洼洼的伤疤。她的目光与我的对视着，带着某种程度的认可，好像她终于找到了某个人，他与她有着同样经历、无需言语便能理解造就了她的那些遭遇。我那时已经爱上了她，没有她就会忘记自己是谁，因此我让她相信了这个谎言。可多年以来，当她需要有人能理解那些遭遇时，我却无法感同身受。
我和普林茨从班霍夫大街的一家酒吧前走过。那是人们下班后常去的地方。情侣们在那里分享柏林煎肉饼，喝浑浊得像海玻璃似的“羽毛白”葡萄酒。普林茨停下了脚步，可它并没有盯着食物看，而是注视着街对面那个穿大衣的男人。
那个男人也停了下来。
他面向我们，摸了摸鼻子。在斯塔西的手势里，那是“停止监控”的意思。
他穿过马路朝我们走来。等他走近后，我认出了他是格伦瓦尔德。他微笑着。他依然留着当斯塔西上校时的胡子，但我注意到他的牙齿已经漂白过了。
“总算找到你了，汉斯。你一直在躲我吗？”
我看到他胳膊下夹着一张报纸。“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人们不登分类广告了，”他告诉我，“现在什么都发到电脑上。这种新方法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挤出市场了。难道这个新国家不应该公平些吗？难道不该重视个人的功绩吗？可我们走到哪儿都会被歧视。因为审讯出色，米尔克亲自将黑色勋章佩戴在我胸前。可有人会因此雇我吗？工会有三百名审讯专家，可他们会看一眼我的求职书吗？”
我问他：“你想让我帮你写封推荐信？”
格伦瓦尔德拿报纸轻拍了我一下。这是他能作出的最亲昵的举动了。
“汉斯想表现得幽默些，这可不是什么好征兆，”他说，“你还好吧？有她的消息吗？”
“我想，我很快就会有她的消息。刚过了四个月而已。她需要理清头绪，解决些问题。我只想知道她在哪儿，过得怎么样。”
“你没在‘脸书’上寻找她，对吧？”
“我不知道怎么找。”
“这是最佳选择，相信我，”他说，“要知道，我在‘脸书’上有五千个好友，达到好友人数的上限了。你能猜到当前的热门话题是什么吗？能猜到谁是我们的新主角吗？”
“你说的是视频的事？”
“是的，就是你，汉斯！我们的新主角。”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不会在网上搜索视频，他就在手机上播放起来。视频很短，狗屎袋晃来晃去的，确实产生了很糟糕的效果。有趣的是那个女孩在视频上用箭头和红色字体作出的标注。比方说，有个箭头指着我的额头，配的文字是“跳动的血管”。还有的写着“疯狂的眼睛”和“唾沫”。当我表达最重要的观点时，人们不自觉地会被来自我嘴里的红色波浪线及其文字说明所吸引。上面写着“老头儿的呼吸”。
我低头看普利茨。它抬起头看向我。
“别沮丧，汉斯，”格伦瓦尔德说。“视频是件好事。你是唯一一个讲真话的人。以前的那些囚犯真让我恶心。他们靠写书、参加闲谈类的访谈已经小有名气了。相信我，他们知道电视台的人想听什么——那些可怕的严刑拷打和秘密墓地的故事。我听到有个囚犯说我们把他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木偶。一个木偶？那我们是什么？关塔那摩湾监狱（译注：美国军方于2002年时在古巴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所设置的军事监狱，座落于古巴关塔那摩湾沿岸。曝出过不少虐囚丑闻）？朝鲜的劳改营？”
两位女士看着地图朝我们这边走来。格伦瓦尔德立刻吸引了她们的注意。他的妻子和大多数斯塔西的妻子一样，柏林墙一倒便离开了他。我承认，因为我的婚姻维持下来，长期以来我都有一种优越感。
“我们怕是迷路了。”一位女士说。听得出来她是奥地利人。
“需要我们帮忙吗？”格伦瓦尔德问。他的头发已经变白，却戏剧性地分成了两半，这让他有机会用光滑的长手指拢了拢垂下的头发，他也抓住了这样的机会。
另外一位女士补充说：“我们想在酷刑博物馆关门之前赶过去。”
格伦瓦尔德皱了皱眉。“酷刑博物馆？”他转向我。“你听说过酷刑博物馆吗？”
我摇了摇头。
“谁会建造这样的博物馆？”格伦瓦尔德问。“谁会想去参观这样的博物馆？”
第一位女士坚持己见。“酷刑博物馆在一座监狱里，”她说，“这是一处著名的景点。”
她举起地图好让我们看见。上面标着大屠杀纪念馆、纳粹驱逐营、灭绝营原址，以及正中间的——我们的监狱。
“这是某种暴行之旅吗？”格伦瓦尔德问道。
第二位女士将地图收回。
“这是历史，”她说，“我们通过旅游来表达敬意。”
“如果不了解过去，”她的朋友说，“就会重蹈覆辙。”
“我知道你们在找的地方。”我说。
格伦瓦尔德打断了我的话。“对，对，我想起来你要找的那座监狱了，”说着，他指向了错误的方向，“想去那儿的话，你们得乘M5线有轨电车坐五站路。不对，是六站，六站路。往那个方向，正好六站路，就到你们要找的那座历史监狱了。”
两位女士满腹狐疑地看了看他，转头走开了。
她们离开后，格伦瓦尔德捋了捋头发，好像要摆脱掉刚才发生的事似的。“今晚到酒吧来，汉斯。让老朋友们请你喝杯啤酒。你一跃成名，我们得庆祝一下。告诉你，有些女士们加入了我们，她们更喜欢和东德男人在一起。我会给你介绍的。她们喜欢为她们点烟买酒的男士。她们渴望我们的权威人士，汉斯。她们期待一个负责的男人出现。怎么样？想带上狗也可以。有个盲人也带着狗。”
我能想象在格伦瓦尔德的斯塔西地下酒吧和他喝一晚上的酒是什么样子。大家肯定会没完没了地回忆东德时光。那时的啤酒比现在浓烈，性高潮的时间更长，硬币都是纯银做的。到了半夜，他们会唱些俄语歌。一想到跟我妻子外的其他女人说话，我就觉得不舒服。
“那个视频搅得你心烦意乱，我看得出来，”格伦瓦尔德说，“别再想那个姑娘怎么嘲弄你了。你是一个让人尊敬的监狱长。要不是那些说谎的囚犯霸占了媒体，人们会明白这一点的。有人告诉记者‘监狱很干净，通风良好，我一日三餐，准点吃饭’吗？有人提过自己能够去配备了二十八名医护人员的最先进的监狱医院就医吗？还记得1984年的那场暴雪吗？整个柏林都停了电，只有你们没有断电，汉斯。只有霍恩施豪森监狱供暖供电，这都是你的功劳。”
我看到那两位奥地利女士在街区尽头停下来，重新查看了下地图。她们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这边。
“格伦瓦尔德，”我说，“你还没讲为什么要跟踪我呢。”
“是的，是的。我跟踪你是因为你在和那个地方的馆长说话。我得告诉你，汉斯，你得提防着他。他在资助以前那些囚犯。他安排他们上电视。你得告诉我他究竟想干什么。”
“他想让我制作一个视频。他想让我讲讲监狱的事，从我们的角度讲。”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个问题我得先问问你。”
“随便问，汉斯。你想问什么都可以。”
我想问他装在我办公室里的那些窃听器、他们编写的秘密文件和录下的电话录音的事。这个时候，他那颗小脑袋瓜中肯定装着我和吉特所有的秘密。
我没有那么问，而是问道：“你收到过包裹吗？我们在监狱工作时的那些东西，包装得整整齐齐的，晚上送过来。”
他深感好奇。“你觉得这些包裹是‘礼物’吗？”
“都是我以前的东西。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普林茨不耐烦了，开始叫起来。我从口袋中的袋子里取出一条金鱼准备喂它，可格伦瓦尔德拦住了我。“这小东西渴求的是情感。”说着，他将普林茨从地上抱了起来。“通过给予和拒绝，它就形成条件反射了。”他挠了挠普林茨的小耳朵。“这么看来，那个馆长想从你这里得到些什么，而你手上突然冒出一些你当监狱长时的东西。”
格伦瓦尔德笑了起来。那笑容带着一丝威胁和阴谋的味道。他的眼睛眯缝着，没有一丝喜悦，好像在设想展现在他面前的不同场景似的。就是这种表情，让他获得了黑色勋章。人们很容易就忘了——就算是我也是如此——数千名囚犯曾经对他怕得要死，他们宁愿上吊也不愿意整个下午被他审讯。
第二天早上，馆长来送相片。听到他敲门后，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连我自己都能闻到我身上的旧座套的味道。馆长穿着西服，手中的相框用黑布罩盖着，好像在等待首次亮相似的。
“我拿到它了。”他说。
他举了举手中的相框。揭开布罩后，里面是布里吉特和汉斯——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的照片。
“档案保管员们研究了一番，”馆长说，“他们认为这是摄影师西比勒·贝格曼的作品。”
“我妻子给西比勒当过模特，那时他们还在百佳相机摄影公司工作。柏林墙倒塌后，所有人都被解雇了。有三百个员工。”
他将相片递给我。“档案保管员们觉得这张照片非常罕见，当然，这是公共财产。我们就当是‘长期出借’？再不然，就当照片被拿到遥远的地方展览了？”
馆长很有涵养。他并没有四处打量我的房间，像其他人那样评价说多少人盼着拥有这样的房子。他没有提我妻子，没有提他想录的视频，也没有提从草坪上穿过的那根十分醒目的绊线。
我断定那些包裹不是他留下的。我甚至没有问是不是他。
“谢谢你。”我说。我接过照片，跟他握手告别。
我把照片放在一边。用深色的布遮住了它。出于某种原因，我不能揭开它的面纱。
我和普林茨分了一根香肠。我靠着水槽，拿起香肠吃起来。吉特早上喜欢吃一片面包——宿醉后她也只能吃这么多了。台面上还放着她那台老式的东德烤箱。我插上电烤了一片面包。我只想闻闻味儿。我打开冷冻柜，里面是霜冻的伏特加，头朝下放在冰箱底部。我决定把自己收拾干净，至少得刮刮脸。可到了浴室，我只是盯着第二个水槽——那是她用的水槽，我从未用过。在一圈白色灯泡的照射下，它未免太明亮了。
今天，我和普林茨避开了监狱、校车、256路车及M6有轨电车。人行道上，背阴的地方结了一层霜。普林茨在阳光下拐来拐去，碰到感兴趣的东西，就往上面撒两滴尿。我们穿过了居民区和商业区。不久，我们盯着一家酒馆的前窗看了起来。这是我给她买日常酒的地方。橱窗里长排的酒瓶和堆放得整整齐齐的酒瓶塔，向人们展示着各种类型的酒，有透明的，有焦糖色的，还有未成熟的青柑橘色的。我知道这些酒的重量和价格。从酒瓶的正面和瓶肩上，我感受到了我妻子的身体，她的身影，她一天的生活：
她睡醒了。闭着眼在浴缸中默默地浸泡了很久。吃完面包片、喝完茶后，她拉开了窗帘。她有点清醒了，朝温室走去。她近乎恭敬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球茎和移栽植物上，双手搅拌着土壤，好像没有任何顾虑似的。中午，处在恢复中的她会去检查那些修理过的相机的外壳。下午，她兴致勃勃地读着《明镜周刊》上那些发生在远方的故事，可焦躁也随之产生。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她开始心不在焉了，那是一种长久的悲伤。只有端起一杯鸡尾酒，她才能摆脱这些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她会用摇壶搅起泡沫，加入柠檬皮，做成酒红色的丝绒鸡尾酒，一连喝上几个小时。我们的夜晚就是这么度过的。酒精先是把她带回我身边，再慢慢将她带到一个只有她自己才能抵达的地方。在床上，陪伴我的只有她的身体。可我相信，我拥抱的那副身体和她的灵魂是拴在一起的。当我说话时，我知道她在遥远的地方听得到我在说什么。当我分开她的双腿，进入她的身体时，她的头偶尔会转过枕头对着我。她虽然闭着眼睛，却将她的脸对准了我的脸。我知道无论她到了哪里，她的眼睛都是睁开的。另一个我也在那个地方。那是一天当中吉特的目光第一次与我的对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需要酒精将她带到一个地方，一个能让我们纯粹而不加蒙蔽地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她的脸被余烬照亮了。那余烬温暖着我们。我运用了最大的想象力和洞察力，也看不到它们。就像越过什未林的湖泊，眺望逼近的俄国士兵的营火似的——他们为什么会被火焰吸引，只有黎明时才能揭晓。
那天晚上，我从一个昏暗的梦境中醒来时，发现普林茨在我胸口上站着。它没有叫，身体很僵硬，毛发都立了起来。我顺着它的目光从沙发朝窗帘望去，正好看见有个影子在晃。“拍立得”相机闪光了，我站起身来。
我在草坪上发现了穿着厚外套的女儿。“妮娜？”我问道。
她看着我，吓了一大跳。她的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妮娜，你这是做什么？”我问。
“对不起，爸爸。”说着，她将一个小包裹放在草坪上。“我们不断地发现这些手工艺品。妈妈不想把它们放在身边。”
“你妈妈——这些是从你妈妈那里拿来的？”
妮娜说：“她说到第九步的时候，会给您联系的。”
“第九步？”我问道。“‘第九步’是什么意思？她现在在第几步？”
女儿向街上瞥了一眼，那里停着一辆车，车上坐着一个人。
“是你妈妈吗？”我问。“她在车上？”
女儿后退了一步。“爸爸，我不希望这样的，”她说，“等妈妈准备好了，她很快就会给您写信。她现在在恢复中。”
我走向她。“从什么当中恢复？”我问。“与战争有关吗？那些该死的修女对她做了什么？”
她开始往回走了。“对不起，爸爸，”她说，“我得走了。”
我疾步上前拦住了她。“是她那位摄影师朋友吗？是他唆使她这么做的吗？”
她摇摇头，想要绕过去，可我就是不放她走。
“他俩一起扯那些清醒的蠢话吗？”我问道。“莫非他已经抛弃她了，她要从这件事上恢复过来？”
我女儿试图不去听我说话，可我知道我说到点子上了。
“那个摄影师对她不好，是不是？他离开了她，她现在没人依靠，孤身一人了，是不是？”
“没有什么摄影师，”我女儿说，“是你。她要从你对她的伤害中恢复过来。”
“我？”
“你不记得了吗？”她问道。“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我们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我能想起来的就是这些。”
“那些牛奶厂的马车呢？”她问道。“你想起来了吗？”
“想起什么？”
妮娜指向了街道——我妻子正在那条街上无所事事地待着。“从小到大，我身边都有牛奶车沿街驶过，”她说，“没有人告诉我车上没有牛奶。那些装饰过的车，不是牛奶车，而是运送新囚犯的囚车。车里坐着抗议者、学生、青少年。他们不久就被剥掉衣服、遭受凌辱，随身物品也被没收。”
“可这与我们无关，”我说，“我说的是家庭，你说的是工作。我必须去执行我的职责。”
“你给了我手套！”她几乎要唾弃我了。“我到哪儿都戴着它们，炫耀它们有多柔软，大小有多合适！我怎么会知道它们怎么来的？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它们是从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子，一个进入了罪恶之地的女孩子身上拿来的？”
她转过身匆匆离去。
我女儿飞也似地逃走了。我妻子驾着逃亡的车。
我坐在餐桌旁，注视着“拍立得”拍下的照片。照片中，女儿正弯身将包裹放在草坪上。她警惕地盯着我熟睡的房子。那是她自己的房子，她成长的地方。
“那里不是罪恶之地。”我对普林茨说。
接着，我拿起了包裹。我的小狗充满了紧张情绪。它站在凳子上，看看我，再看看包裹，接着又看看我。它的眼睛湿漉漉的，舌头快速地伸缩着。
监狱不是什么漂亮地方，这我们都知道。假如一个男人是个农场主或者民谣歌手，他的妻子和女儿可能更容易接受些。可总得有人管理监狱，总得有人做那些令人不快的工作吧。这跟有个被苏联囚禁起来的父亲不同，我能够在党内获得晋升；跟有个护理过德国人和美国兵之类的母亲也不同，我在任何大学都受到欢迎，而那些大学都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妮娜忘记了，她之所以能进入最好的学校，就是因为我是公职人员。
我剪掉麻绳，撕掉了棕色的包装纸。
盒子里有一副小牛皮手套。这副手套的背后没有什么故事。我在“失物招领箱”看到了它们，觉得适合我女儿戴，就带回了家。
盒子里还有一支钢笔。这支笔我记忆犹新。馆长会很想得到它。它是在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的物品里发现的。她与另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俄国著名作家是情侣，你大概能猜出她的名字。这支钢笔是他在监狱里做的，快出狱的时候，他把笔送给了她。钢笔很沉，笔头尖尖的，是铜铅合金做成的。俄国的犯人允许使用钢笔。犯人们为了防身做出这种钢笔，讽刺的是，他们却说这是用来写小说的。
我将钢笔带回了家。妮娜看到后很喜欢，于是我就给了她。她所有的试卷都是用它写的。告诉我，如果这支钢笔有什么问题，妮娜怎么会得到那么高的分数？如果我这么不堪，妮娜怎么可能在唱歌、跳舞和学术上表现突出？她怎么能在连续三场的校园剧中担任主角？
“我不是一个糟糕的父亲，”我对普林茨说，“不是什么可怕的男人。”
我把手套、钢笔、烟灰缸和手镯放在一边，拿起监狱的钥匙。普林茨闻了闻。“我不是罪犯。”我告诉它。我一把接一把地翻看着钥匙，每翻一把便停下来想一下某扇门打开时的场景。
我决定录制视频了，不过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录。我花了一整天时间准备。为了改善形象，我买了一件新马甲和一件时尚的衬衫，两件都很时髦。接着，我买了一顶假发，我惊奇地发现，它戴上去竟然那么自然。为了搭配它，我还买了一顶运动帽。在一家电子产品商店，服务员向我展示了镜框上装有微型摄像机的眼镜。它能连续录好几个小时，把我看到的一切录下来，而且小得几乎看不见。
第二天早上，我和普林茨在根斯勒街66号正对面，注视着一辆辆校车的到来。最后我们找到一辆旧的小型巴士，那是一辆从乡下开来的巴士。从东德来的中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他们穿着雷同的外套，似乎都在某个管弦乐队。
我和普林茨走近后，看到司机坐在纪念馆的花槽上抽烟。
“从格拉（译注：Gera，德国东部城市）来的？”我问道。
“茨维考（译注：Zwickau，德国东部城市）。”司机说。
“这些团要参观多久？”我问道。
“五十五分钟。”他说。
尽管生活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他还是把胡子刮得很干净，手上戴着婚戒。
“我需要有人帮我照看五十五分钟的狗。”说着，我拿出一张二十欧元的钞票。“你无论如何得等我出来，可以吗？”
他看着狗点了点头，接过钞票。
“你只有一个任务。”说着，我从口袋里拿出一袋金鱼。“每三分钟，这只狗就要吃一条金鱼。”
司机接过橘黄色的金鱼后，摇了摇头。他只吐出两个字——“柏林”。
我弯下身看着普利茨。“我必须独自完成这件事。”我对它说。
它双眼一转，盯住了我的眼睛。我知道它想说什么。
我买了票后，便和十几个茨维考来的青少年在维护场地上等着。他们是车辆制造厂的工人的孩子。相同的栗色外套上，绣着金黄色的音符。导游过来了，是个男导游，四十来岁，头发用发胶定了型，朝各个方向刺着。他看上去有些宿醉。只是偶尔给中学生当当导游，便能获得丰厚的薪水，他的生活得多放荡啊！我敢说他都是靠抽大麻、听民谣度日的。他突然转身朝一群西德孩子走去。老远我就看出他们来自法兰克福——他们嗓门大，享有出身于金融行业家庭的孩子的特权，考试成绩已经足以让他们去加利福尼亚上大学了。
一位女士走到我们跟前。“我是贝尔塔。”她说。她举止谦逊，一头短发，眼睛坚忍而忧伤，看上去就像一个乌克兰人。贝尔塔验完学生的票后，面无表情地审视着我的票。我始终认为女人们应该有自己的监狱。请注意，这里并没有什么问题。或许是我太老派了。格伦瓦尔德指出，“囚犯的隔离程度”说穿了就是每个囚犯都有一座单独的监狱。我觉得他只是喜欢审讯女囚而已。
贝尔塔没有浪费时间。她带领我们朝牢房侧厅走去，我们跟在后头。“现在我们来到了霍恩施豪森监狱的拘留所，它被设在一辆汽车上，这辆车被伪装成送货车，就停在这里，”说着，她指了指交接口附近的一块沥青，“那里曾经有个建筑物，确保你离开送货车时里面的一切不会被看到。他们开车带我走了好几个小时，这让我觉得我离开柏林已经很远了。霍恩施豪森监狱的第一条规则是，犯人之间不能相互接触。接下来的两年，除了监狱看守和审讯员外，我一个人都没见过。这里会用警示灯来确保没有囚犯撞见另一名囚犯。要是我走出车厢时闪着红灯，说明另一名囚犯正在穿过侧厅，我得立即蹲下身去。”
我想到了那个可怜的色盲囚犯，不由得轻轻一笑。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们穿过钢制门，进入了黄色的走廊。我立刻就被那里的气味吸引了，那是霍恩施豪森监狱的味道，它混合着氨水、战舰油漆、隔音板和通过安全链的电流的味道。由一名囚犯陪同到此，真是荒谬之极。我想起有名囚犯渐渐相信了霍恩施豪森不是一座监狱，而是一个电影布景。她不喜欢你说的话时，会大声喊“卡”，她觉得事情进展得不对劲时，会喊“再来一遍”。
我们坐着笼式电梯上行。进入二楼的牢房之前，贝尔塔拦住了我们。孩子们看着她脚下的几节台阶。
“我总会在这里默哀片刻，”贝尔塔说，“来告慰死者。”
这些学生们都来自良好的工人阶级家庭。听到她的话后，纷纷低下了头。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贝尔塔，以确保我拍摄的画面不晃动。
“你告慰的是哪些死者？”我问她。“笼统意义上的吗？”
“我停下来告慰的是那些没有逃出这座监狱的人。他们没法站在这里为自己说话。”
“这里的死亡率并不比东德其他地方的死亡率高。”我说。
“事实上，”她说，“一个年轻人死在这里的几率要高出五倍。”
“你拿囚犯和正常人比较了，”我反驳道，“这座监狱关押的是罪犯、破坏分子、抑郁症患者和有自杀倾向的人。就这个群体来说，死亡率是相同的，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监狱外。”
贝尔塔打量了我一会儿。
“你见过哪个囚犯死在这里吗？”我问道。“或者说，你亲眼目睹过谁被处死吗？”
“我没有见过任何囚犯，”她说，“我只是拿我的亲身经历来说的。”
“可实际上，身为一名导游，你是代表整座监狱发声的。”
“暴行令人遗憾的规律之一是，”她说，“真正了解它有多残酷的人，都没有活到讲述它的那一天。我们绝非要代表他们说话，而是用沉默来纪念他们的经历。”
我急切地想抨击“暴行”二字，可那群学生正用狐疑的眼神看着我。我不想让他们和我对着干。于是我们默哀了片刻。
我们缓慢地穿过了侧厅。贝尔塔不停地讲述着她的种种遭遇——牢房永远亮着灯，她感到孤独且睡眠不足。她拿着蓝色拖鞋和囚犯们都得穿的蓝色囚服。在大厅，她让我们学着犯人的样子走路：两腿分开，双手放在脑后，低着头。她向我们展示了沿墙安装的警报线。一旦拉起它，就能将固定警力召唤过来。
经过东边侧厅时，一个年轻人指向了一扇门，那上面的锁比别的门都多。他的外套上绣的名字是马塞厄斯。
马赛厄斯用低沉的声音问道：“门后面是什么？”
“那是一间隔离室。”贝尔塔说。
“那个吗？”我问。“那是维修间。”
马赛厄斯看看贝尔塔，再看看我，然后又把目光移回贝尔塔身上。
“它不重要，”我说，“里面放着拖把。事故发生后，用来清理现场的。”
那个男孩指着门上的一排锁。“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森严的戒备？”他问道。
“在这里，”我告诉他，“再小的东西都能成为一种武器或逃生工具。”
贝尔塔试图夺回自己的权威。“所有的房间都是刑讯室。”她说。
我翻看着钥匙环，直到找到了那个门上的钥匙。我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了门。我无法向你描述，当我听到钥匙转动以及门闩拉动时的声响时，我是多么心满意足。有那么一会儿，我听着响声在牢房里回荡着。接着，我打开了门。里面有一个水槽、一个水桶和一瓶清洁剂。
我问贝尔塔:“你确定你能胜任讲解这座监狱的工作吗？”
“在你的生命历程中，”贝尔塔问，“是什么让你具备了管理这个地方的能力？你有刑事司法方面的学位吗？你写过监狱管理方面的书吗？”
学生们都扭头看着我。
这个问题极有可能会被我从视频中删掉，因此我没有回答。
“我们手头备有大量的清洁液，”我对他们说，“这都是因为那些知识分子的缘故。你们可能猜出来了，我在这个机构工作过。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们的境况最糟糕。‘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折磨着他们。他们没完没了地抱怨自己的命运，在牢房的各个面上潦草地写着荒谬和不公的言论。当然，他们的哲学思考只有一个答案——他们密谋反对自己的国家，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我宁愿监狱里关押的是木匠、屠夫和水管工，不用提问，他们自会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们会规规矩矩地服刑。”
“我服刑期间，”贝尔塔说，“监狱从来没有提供过铅笔、纸以及任何阅读材料。”
难道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吗？从来没有适应日常的生活，从而获得一两项特权？
随后，她将我们带到了格伦瓦尔德的地盘——审讯室。
我们向里走过好几排一模一样的审讯室后，来到了124审讯室。
“这是我的审讯室，”贝尔塔说，“两年来，除了我没有其他犯人在这里受过审。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给我戴上面罩，将我带到这里，逼着我交代对谁效忠、与谁交往、有哪些共犯、所犯何罪。”
我问贝尔塔：“那么你犯了什么罪？”
她停下来看着我，正好对准了摄像机。“1985年，我和丈夫带着清洗窗户用的梯子冲向了柏林墙。天刚蒙蒙亮时，我们来到了波茨坦广场附近。那里现在已经是一个购物中心了。我们轻轻松松地爬到上面，跨坐在墙上，往上拉梯子。可是我们真是太蠢了。原以为翻过墙就是西德了，可实际上，墙后面是一百米的铁丝网、感测器以及沿着电缆管道巡逻的杜宾犬。在那之后还有一道墙。我们俩决定奔逃。枪声响了，我丈夫被击中了。杜宾犬把我扯下了墙。”
一个女孩摸了摸脖子上的十字架。她的外套上绣的名字是卡特娅。“你们为什么迫切想逃跑？”她问道。
我和贝尔塔相对而视，心想年轻人多么不了解那段时光啊。作为回应，贝尔塔掀起窥视孔的盖子，让学生们轮流看了看斯塔西审讯室的内部。
“让我来吧。”我说。我用一把万能钥匙将门打开。
我们注意到里面是一张高背椅、一张大桌子和一个小凳子。
一个男孩正要进去时，贝尔塔拦住了他。“游客不允许进入。”她说。
“这个地方看上去像是聊天室，”我说，“不是拷问室。”
贝尔塔紧张地看着那个凳子。“这个地方就看到这里。”她说。
我吸引着学生的注意力。“聊天怎么就成了拷问？”
贝尔塔茫然地注视着房间。“你几天没睡觉，”她压低了音量说，“他们轮班审讯你，告诉你你永远见不到你的家人，你父亲已经失去了工作，你妹妹已经被大学开除；你丈夫不治身亡——尽管他并没有死，而是被关押在同一座监狱，可你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让你看你的死亡证明，将日期以外的其他信息全部填上，然后礼貌性地问你打算在哪一天死去；你最后表示他们想听什么你全部招供时，他们却将你带到了‘U型潜艇’，这不是拷问是什么？”
贝尔塔擦拭着眼睛，独自朝大厅走去。
学生们迟疑地望着彼此。
我们也跟着贝尔塔离开了。我承认，任何人都不该被出示自己的死亡证明。任何夫妻都不该被分离。是的，这个女人犯了颠覆罪，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同情她因反抗而遭受的折磨。等我们赶上她时，她眼中的悲伤已经不见了。她调至快速挡，一边退着走，一边引用着关于拷问者和受害人的各种研究报告。随后，她又进入了访谈模式，宣传着怜悯与同情，不时穿插几则关于“博爱”的公共服务通告。通过控制室时，她极力弱化了囚犯的罪行，暗示他们是因为读了禁诗、参加了抗议音乐会、听西德电台才被监禁的。
在囚犯们住宿的地方，贝尔塔指了指124室，它是永久开放的。
“我是124，”她说，“那两年里，这个代号是我唯一的名字。这个笼子就是我的家。”她没有进去，我们也没有。她远远地指明了防爆门、窥视孔、递送垃圾托盘的狭缝、滴水的天花板和木床。“你整晚都必须张开四肢仰卧着睡觉，”她对学生们说，“狱警整晚都会透过窥视孔往里看，如果你睡觉的姿势不对，就会受到惩罚。”
“什么样的惩罚？”卡特娅问道。
“惩罚方式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贝尔塔对她说，“有可能就简简单单地取消你使用厕所的权利，这样一来，你的大小便就得在桶里解决。我刚到监狱的时候，惩罚方式是妇科检查。”
“得了吧，”我郑重地说，“没有这回事。监狱有监狱的规矩。要是狱警做出这样的违规行为，会被控告的。”
贝尔塔不理会我，只回答学生的问题。“一连串的妇科检查，”她说，“我入狱前三周，每天都有。做了二十一次窥阴器检查。”
卡特娅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你在捏造事实，”我说，“韦纳尔医生绝不会任由这种情况发生。”
贝尔塔对学生说：“等我们参观‘U型潜艇’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更严酷的惩罚。”
“‘U型潜艇’不是惩罚，”我说，“它是强化问讯的一部分。”
贝尔塔不理会我。“你现在到病房去，”她说，“自己判断一下医疗保健究竟是什么。”
我抬了抬我的票根。“我付过钱的，”我说，“我也在参观者之列。”
“那好，”贝尔塔说，“我们去参观下一站。”
“可是这里还没有参观完，”说着，我走进了124室，“这里没有那么糟糕，”我大声说，“世上还有更小的房间。人们在这里可以伸直四肢，甚至还能做些运动。”
“它对你来说宽敞吗？”贝尔塔问道。
“它不是 凯宾斯基酒店，”我说，“可无疑也不是笼子。”
“你体会过在里面待着的感觉吗？”贝尔塔问完，将我关在了里面。
我听到了上锁的声音。我试着去开门，可里面没有可抓的把手或其他装置。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你还觉得这个房间大吗？”贝尔塔微弱的声音透过厚厚的金属门传了进来。
手伸向门却没东西可抓是种奇怪的体验。我的手指沿着金属门划来划去，可是没有抓牢的地方，我甚至没有办法把门晃出声响。
我对着门说：“好了，你已经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了。”
“是吗？”她问道。“这个房间有什么不同吗？”
我的目光顺着肩膀望向了木床和发了霉的水泥墙，望向了铸铁的小便器。“房间没有什么不同，”我说，“现在把门打开。”
她没有回答。
我说：“现在，请你把门打开。”
没有回答。我把耳朵贴在金属门上，却什么也没听见。
“喂，”我叫道，“你还在吗？”
“我知道你是谁了，”贝尔塔说，“我想起你了。”
现在轮到我沉默了。
“你认出我了吗？”她问道。
“这不是参观的内容，”我叫道，“快把门打开。”
“我开不了门，”她说，“我没有钥匙。”
我双膝着地，透过递送垃圾托盘的狭缝往外看。我看到学生们的运动鞋和贝尔塔裙边下的脚踝，那上面有一处很小的蝴蝶纹身。我通过狭缝将一串万能钥匙递了出去。我的手伸出去很长时间，却没有人接钥匙。
“首先，”贝尔塔说，“我得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我不需要回忆过去，”我说，“我很清楚过去是怎么回事。”
“如果这个地方不邪恶，”她说，“人们为什么要将它关闭？”
“如果这个地方如此恐怖，”我质问她，“你为什么还要一再回来？”
“我的部分身份被窃取了，”她说，“我要把它找回来。”
我有很好的反驳理由，不过我会留到视频上，用红字写出来。
“这是不合法的，”我告诉她，“我不是罪犯。你不能把我当囚犯对待。”
我手上的钥匙被拿走了。这些牢房的特点之一是电灯开关都在外面。周围陷入黑暗时，我想起了这一点。接着，我听到了大家离去的脚步声。我根本不会去撞门吼叫。贝尔塔休想让我那么做。我站起身，伸手向黑暗中摸去。我记得这些房间的布局，可还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险些跪倒。最后，我找到了木床。我的视频眼镜拍摄着这黑暗的时刻，我不知道怎么关掉它。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做了哪些无礼举动，让我被独自关在自己的监狱里了？
我想起了吉特的父亲，他似乎预感到了他们家不久就会四分五裂。在全家共度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中，某个时刻他决定采取行动。我想知道哪个时刻是我们的。我快速回顾了所有的假期和学校举行的全部活动，想要找到属于我们的时刻。
我想起了全家外出时的情景。我们把蓝色的小型特拉贝特开上了山，开进了耧斗菜花丛中，远眺科特布斯。吉特有一台旧百佳相机，想看一下效果。沿途我指出了很多可供野餐的地方，都被她否定了。最后，她挑了一处散布着垃圾和旧轮胎的地方。等我们停下车，走出车门时，我看到光线是如何穿过了树丛。若正对着树丛，整个画面就会像一面斑驳的黄冈岩石墙。吉特放好三脚架，设置好相机的计时器。我们一家三口赶紧跑到一棵倒下的原木那里摆好姿势。我整理着肩章，吉特梳着头发，妮娜在我和吉特的腿上坐稳。计时器开始计时。我们摆出拍照时的标志性笑容。我们笑着等着，计时器滴答响着。我们看向彼此咧得夸张的笑脸，转动起眼珠，计时器依旧滴答响着。妮娜开始嘲笑说我们看上去很滑稽。很快，我们三个人真正地开怀大笑起来。更可笑的是，计时器根本没有数秒，照片也没有拍下来。这就是属于我们的时刻。妮娜坐在我们腿上晃来晃去。吉特仰头笑翻了天。我也乐不可支。这时候我应该拿起砖，将它高举起来，再使出全身力气朝炸弹扔去。
不久，传来一阵脚步声，钥匙随之插进了锁内。门打开后，贝尔塔凝视着我。
“我还以为你忘了我了。”我说。
即便是背着光，透过她的表情，我也能看出她不可能忘了我。
“我这么做不对，”她说，“我不是这样的人，这也违背了我的信仰。”
“事实上我不记得你，”我对她说，“这么多年，我要管理的囚犯太多了。对不起，我不记得你。”
“那是自然，”说着，她伸出了钥匙，“我不喜欢拿着这些钥匙。”
“但愿我能记起来，”我告诉她，“不过或许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触碰那段经历了。”
她点了点头。“如果你这么认为，为什么不放手呢？我看到你遛狗了。何不带它回家，忘了这一切呢？”
我接过钥匙。她又到学生那里去了。我决定接受她的建议。
我走出牢房回到院子时，听到学生们在唱歌。他们在中心庭院，围着纪念碑站了一圈。他们唱的是《一块石头落水中》（Ins Wasser fällt ein Stein）。
这是他们会发布的参观视频。
“的确，”我想，“普林茨已经等得太久了。”
就在我走向正门时，我听到了贝尔塔带领着学生去医院病房的声音。“我们现在要去的是‘恐怖屋’。”她大声说。她的语气是愤愤不平的。我停下脚步，看着他们排着队走了进去。甚至在这儿，我都能听到她指出墙上的环是用来铐生病的囚犯的，“等候区”是用来捆绑轮椅的。接下来她会再度痛斥那些不存在的检查，并大骂韦纳尔医生一通，说他只把病人医治到能遭受更多审讯为止。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实在太过分了。
我穿过了铺着白瓷砖的走廊，发现他们正围着一个检查台站着。学生们睁大眼睛，留心观察着马镫和破损的马镫皮带。贝尔塔看到我后一脸惊讶，不过她还是继续说着，语气比之前更急躁了。
“就这样，”她说，“韦纳尔医生其实帮了审讯员的忙，让他们知道囚犯们在临床上能够承受多少虐待。”
我交叉起双臂，非常镇静地说：“是时候让理性占上风了。必须终止这些谎言了。”
贝尔塔没有理会我的话，带着学生进入了手术室。看到这里的条件后，他们倒抽了一口气。贝尔塔向他们证实了她在医院的种种经历。她卷起袖子，让他们看她的胳膊被狗咬伤后留下的白色凸纹。经她这么一说，挂钩上的铅背心、泛黄的雾化器软管、生了锈的吸顶灯机械臂，这一切的一切都变得阴险起来。
我问她：“你从墙上跳下来，被警犬包围，难道不是你自愿的吗？”
她没有回答我，而是频频往返着，将学生们挨个送至一个铺着粉色瓷砖的房间，就像逃离一个怪物似的。
“在这里，”贝尔塔说，“我会给大家描述一下斯塔西最残酷的刑具。斯塔西很害怕有人发现它，因此已经将它销毁了。他们的刑讯室和折磨囚犯的刑具都完好无损，可我要描述的这种刑具，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地上的四个 螺栓孔。”
学生们都围过去观察起那些螺栓孔。
“这里安装着一台机器，用来给囚犯们注射剂量辐射。获释后的囚犯依然能被盖革计数器（译注：Geiger counter，用于测量放射性）追踪到。”
“少开玩笑了，”我说，“这里是一间药房。你不能向他们灌输这种荒谬的想法。”
“难道不是这样吗？”贝尔塔问道。“你敢说斯塔西没有用放射性颜料和标志在嫌疑犯身上做记号？”
“这种无稽之谈简直没办法讨论，”我对她说，“没错，斯塔西在别处犯下了这样的罪行，可如果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是瞒不住我的。谁会去设计这样的机器？”
“谁会去设计一个水刑室？”贝尔塔问道。“谁会设计出一个没有一丝光亮的、大负荷重压的隔离室？
“那些房间是正常的囚犯审讯过程所必需的，”我说，“此外，没有任何一个无辜者经遭受过那样的刑罚。”
“没有一个无辜者？”她直直地看着我。“你们为什么花了一年时间去销毁几千份囚犯的卷宗，如果上面记录的只是犯罪者在审问过程中作出的必要回答？”
“你清楚怎么回事，”我告诉她，“那些卷宗里遍布着无辜者的名字——无辜的审讯官、守法的外勤特工、爱国的举报者和社区合作者。”
“那么，辐射装置在哪儿？”她问道。“为什么不见了？”
“因为它从未存在过。”
“那你说，为什么鲁道夫·巴罗、尤尔根·福克斯、克劳斯·韦克斯勒以及格鲁尔夫·潘纳赫被带离那里后，都死于一种罕见的血癌。”
“我女儿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后，我带她来这里，”我告诉贝尔塔，“韦纳尔医生为她接上了断骨，并将她的小胳膊包在了潮湿的石膏里。他很有耐心，也很温和。他在她的石膏上签了名，祈祷她快些康复——所有的斯塔西军官都这么做了。所以，没有什么辐射装置。你提出的问题根本不值得讨论。太稀奇古怪了。”
“囚犯们证实被带到过这个房间，”贝尔塔说，“他们说有种装置指向了他们的胸部。”
我挥了挥手。“到此为止吧，”我郑重地说，“本次参观正式结束。”
“不，”贝尔塔说，“‘U型潜艇’还在。”
无论这座监狱多么令人生厌，我都不想仅仅为了证明它是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而进入“U型潜艇”。再说现在已经过了我和普林茨分吃香肠的时间，快到它衔着狗链来找我的时候了。不过，我还是看了看地板上的四个洞。尽管我现在更想停止拍摄，去过自己的生活，可职责所在，我们还是得完成任务。
我跟着学生们穿过南院，沿着地下室楼梯走了下去。
地下室很黑，有一股金属的味道。
借着光秃秃的灯泡的光芒，我们能看到呼出的气息。
我们走过没有一丝光亮的房间和橡胶室时，唯一能听到的就是脚步的回响。贝尔塔默不作声地引着路，依次把我们送进了一片漆黑的大负荷重压牢房。你几乎辨认不出那沉重而扭曲的座椅。我摸着它的轮廓，它的木纹光滑发亮，是被犯人的身体打磨过的。
有个女生轻声地祈祷着。
我们向水牢走去时，贝尔塔开始讲话了。“我不记得自己在里面呆了多久，”她说，“水牢就像时光机。你赤身裸体地站在黑暗中，站在深及脚踝的冷水中，你站了多久？多少天？一周？或是两周？在里面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你的思绪不由得飘到了遥远的地方。”
贝尔塔走到尽头，敞开一扇门，让幽暗的水牢展现在我们面前。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
“我就被关在这里。”她说。
看到水牢后，一个女孩感到恐慌，唱起了《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另一个嗓音清晰高亮的女孩跟着用德语唱了起来。
紧接着，所有人都唱了起来，歌曲在两种语言间交相呼应着：
如此甘甜，
Wie süss der Klang，
我等罪人，竟得赦免！
Die einen armen Sünder wie mich errettete!
昔我迷失，
Ich war einst verloren，
今归正途，
Aber nun bin ich gefunden，
曾经盲目，重又得见。
War blind, aber nun sehe ich.
他们深吸一口气，开始往下唱时，我大叫起来：“真是够了！”
贝尔塔扭头看着我。“那么恰当的反应是什么？”她问道。“面对酷刑，他们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他们应该用隐喻阻止它（译注：此句来讽刺贝尔塔将水牢比作时光机）。”我对她说。我解开了衬衫袖口。“你说你当时被关在这个牢房？”
我的语气透着坚决。贝尔塔的脸色变了。
我向上瞥去，想象着屋顶水槽在四层以上的什么位置。我的目光循着通向牢房的旧管道望去。接着，我开始翻钥匙，直到翻出了阀门锁的钥匙。
“你这是干什么？”贝尔塔问。
虽然有些费劲，但我还是将钥匙插进了那把旧锁中。接着，我双手抓住阀门手柄，用力将它打开。一股锈水喷进了牢房。我关上阀门，开始去解我的马甲上的纽扣。
“这令人不悦，没错，”我说，“不过我还是要向你们证实这不是酷刑。”
“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贝尔塔说道，“可你没必要去做。这里现在是纪念馆，已经不能胡作非为了。”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我解下衬衣最后一个扣子时对她说。
从学生们的表情上，我知道他们已经看到我身上的伤疤了。
“无论你打算做什么，都请你住手。”贝尔塔说。
“你只要回答我，”我说，“这里一无是处吗？你在霍恩施豪森监狱时没有发生任何好事吗？”
我脱下鞋子和短袜，将它们靠着墙放下。贝尔塔端详着我。
“有一件好事，”她说道，“要是我告诉你了，你会停下来吗？”
我停下来，听她怎么讲。
“监狱做对了一件事，”她说道，“它唤醒了我体内的某个东西。我和丈夫年纪轻轻，却怀不上孩子。我们尝试了很多年。可出狱不到一个月，我就怀孕了。我们现在有三个孩子了。”
我一边想着那三个孩子，一边摘下帽子、假发和眼镜。
“谢谢你的坦诚，”我对她说，“现在我也要对你坦诚相待。你的生活已经演变成一个讲述给陌生人听的小故事了。我会向你证实你的故事不是真的。”
“我的故事？你是说我的人生——斯塔西出现之前我过着的生活？还是审讯员希望我招供的事情？还是现在这种生活，这种所有人都让我忘掉过去往前看、可每一样小东西都会将我带回这个地方的生活？”
“你很生气，这我理解，”我说，“可你说的这些关于辐射、酷刑、死者的话，是危险的，他们真的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我必须向你证实真相是什么。”
“你怎么证实？”
我脱下裤子，叠放整齐，仅穿着内裤走进了牢房。
“我关上门，你来插上门闩，”我对贝尔塔说，“然后再打开阀门。”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她问道。“你忘了你给我起的绰号了？忘了发现我怕狗后你做了什么？忘了我问过你无数次的问题？可我对你的记忆却如此清晰。我还记得有天下午我在你的办公室坐着。你当时在给你的孩子打电话，便让我等着。我心想，你竟然还能有一个孩子，这真是荒谬绝伦。”
我们诧异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
“现在，想开阀门的话，可以开了。”我说。
关上门后，牢房陷入了一种新的幽暗中。
“打开阀门后，就那么开着，”我冲着贝尔塔喊道，“水的深度构成酷刑时，我会叫出来的。”
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我感受到了我的心跳和呼吸的温暖。
地板又湿又冷。
隔着门，我听到了模糊不清的争论声。
可我不在乎，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管理一座监狱会让你对人性有所了解，没有什么比对他人作出正确判断的感觉更好的了。
“住手吧，”她隔着门说道，“求你了。”
她继续这样恳求我。
这很滑稽，由于隔着金属和橡胶，她的声音有些不同，听上去很脆弱。隔着厚厚的橡胶传来的恐惧和恳求的声音，这一切的一切，将我带回了记忆。我想起来了。我们就是隔着这道门进行过一次谈话。
“一个指环，”我喊道，“你想要的就是它。你不断向我索要的就是一个指环。”
门的另一边陷入了沉默。
“是的，一个指环，”我叫道，“我来告诉你那个指环跑哪儿去了。一次聚会上我把它送给了同事的女儿。她在学校考出了理想的分数，而我的口袋里刚好装着你的指环。指环上有一只蝴蝶，我说的没错吧？一定是你刚被抓进来的时候丢的。没准儿你来的当天就丢了。”
门的另一边沉默着。
“告诉我，”我叫道，“这个指环对你有什么意义？”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旧阀门打开时的尖锐的声音。
冰冷的锈水冲到我身上时，我并没有感到奇怪。我胸口的铁屑和它一起尖鸣着。我的皮肤变硬了，牙齿咬紧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觉得意外。我尝到了从金属雨水槽流下来的镀锌的味道，吸入了落叶的味道。冰冻的砖和寒冷的灰泥，就是水流下来的感觉。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也未必就是坏事。从某个角度讲，它是必不可少的，是屡见不鲜的，就像监狱本身。
我想，贝尔塔有一件事说对了——这样的磨难会让你的思绪飘到远方。我想起了吉特的远方之旅，她需要的只是捧起一点灰烬让自己暖和起来。我突然觉得有可能到达她去的地方了。或许我们最后可以一起去那个地方。我的身体麻木起来，寒冷已经变成了其他东西。当我失去知觉时，我会开启我的远方之旅。我尝着很久以前降落到一个叫“东德”的国家的雨水的味道，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