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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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才，大概就是可以早早做出影响此后数代人观念与行动的事情，比如说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他的《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你实在很难想象，20世纪60年代一个28岁的博士所撰写的学位论文，在未经较大修改即刊印出版的情况下，居然直至近六十年后的今天仍具有着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和高度的学术启发性，这在需要厚重积累的史学研究领域尤属不易。如今，由其最后一位夫人梁禾女士推动修订的新译本在此出版，无疑进一步印证了该书的价值与魅力。
概括而言，本书所阐述的是一个关于“开始”的故事——作者以著名的“三元里抗英事件”为引子，以两次鸦片战争时期（1839—1861）的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地区为考察对象，从多个方面分析了西方人（即“大门口的陌生人”）的介入对于中国近代转向的意义。当然，如果仅了解上述简单的内容概括，再加上本书著成的时间（1966），有一定积累的读者不免会想当然地将之视为盛行于当时的“西方中心论”或更具体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产物——这种归类当然不能算全然错误，毕竟在本研究中，魏斐德仍站在西方视角上，重视西方介入的影响，并主要运用了FO档案等西方材料。
但同时，这种概括也绝非恰当：不同于长一辈的“西方中心论”学者们强调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两种状态的直接相关性，魏氏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更多地展现了一种“西方冲击”对于近代中国之剧变“间接”和“部分”的影响——英国在1841年的入侵导致了中央王朝在华南地区传统统治秩序的整体崩溃：一方面表现为基于“御夷”而复活并强化的地方团练制度致使官—绅平衡被打破，即地方绅权主义的抬头；另一方面则由于大规模团练对于宗族和村落界限的突破，而使阶级的意识超越血缘与地缘，成为社会分野的主要标准，并催动了19世纪50年代华南地区秘密社会和贫民起义的热潮。而这种“秩序的崩溃”之所以最终未能进入传统的“朝代循环”，又恰源于西方的出现——无论压迫者还是反抗者们皆突然发现了“城投变化大王旗”之外的新道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如是，1857年广州沦陷后城中士绅官僚与英军的合作治理亦如是。直到这时，如魏斐德所言：
现在，两个进程，内部的与全球的，汇合了起来，甚至混为一体。（第3页）
当然，虽然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团练的兴起与地方叛乱的兴盛对于中国之后发展走向所存在的重大影响，但由于研究材料和篇幅的有限，《大门口的陌生人》在此方面的论述仍然略显粗浅——即便魏斐德已经明确意识到“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成了一道分水岭”（第1页）。但所幸魏氏的这一天才构想为更年轻的学者所继承和完善——本书出版五年后，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以“地方社会军事化”的概念更为深入地考察了湘淮团练的崛起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路向的决定性改变，并明确了“亡国”（清朝覆灭）与“亡天下”（帝制终结）之所以同步发生的深层历史缘由，也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美国汉学研究“中国中心观”的时代。
由此不难注意到，《大门口的陌生人》所呈现的中国近代史观念，已不再遵循着“冲击—反应”的传统模式，而兼有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意味。因此我们即便不能完全采信魏氏高足欧立德（Mark C. Elliott）在本书中译本前言中所提出的，将《大门口的陌生人》作为“中国中心观的历史研究”的观点，但却无疑可以将之视为两种中国研究思路的过渡甚或结合，而这种（借用其他长评所说）“非中非西”的研究思路或视角，又为后来的跨国史观所发扬，至今依然富有生命力。
本书在叙述方面另外值得一提的则是对于“开始”与“后续”的重视。作者的研究兴趣起于太平天国运动，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他逐渐意识到：
中国南方的动乱由于鸦片战争而恶化、发展。同样明显的是，西方的冲击“左右”了它的发展形势。无论哪种情况，对太平天国运动根源的探究，都会在时间上把历史学者拽入往昔，在空间上则将他引向东方，引向鸦片战争后20年间的广州，去面对那场动乱和冲突的严酷。（第5页）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这种思路下诞生的《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一部“溯源”之作呢？却也不尽然。比如，魏斐德花费了第一部分的大量篇幅分析“三元里抗英事件”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厘清了上述团练制度在事件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借此反驳了将三元里村民对英军的攻击奉为“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产物的观点——民众们的聚集抗英固然“自愿”，却绝非“自觉”，更非基于“对民族与国家的情感”，而更多的源于一种对于“陌生人”的恐惧和抵触。由此，作者否定了传统革命史观叙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过度“溯源”——虽同样发生于广州，但鸦片战争中的“抗英”与省港大罢工中的“反英”本质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件，而二者之间相差了一个甲子。
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不同于魏斐德另一位高足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中所否弃的“起源偶像”观念所导致的对历史事件的“过度溯源”，亦不同于传统历史分期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起点所隐含的“标志”意味，《大门口的陌生人》是在对后续历史发展进行考察后所做的一次“回到开始”的历史写作尝试：于本书中，我们可以在广州一地看到西方最初的入侵、官员或战或和的两难处境、团练崛起的发端、传统经济和社会秩序解体的开始、排外思想在民间的实践化、城市上层与西方合作的萌芽，以及异族占领者对中国城市管制模式的雏形……而这些于1839—1861年相继出现在广州地区的新要素，都将在未来的数十年间成长与异变，陆续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议题。
概言之：此时，由于“陌生人”的存在，亦由于“屋内”情境的变化，“大门”虽尚未开启，但“门把手”已然扭动——虽然一切看似尚毫无变化，但如同埋藏在土壤中的种子一般，历史的变化已然开始，只待破土而出。
在对于内容的分析之后，笔者还想要重新回到对于《大门口的陌生人》的宏观评价上。毕竟，作为一部诞生于近六十年前的学术专著，即便有着值得思考的种种观点，但时至今日也绝不可能再言“新颖”；那么我们就需要回答：它得以直至今日依然为读者乃至学者所推崇的“经典价值”又是什么？
如前所述，学科研究的客观规律不可改变，这也导致魏氏这部百来页的天才之作当然不可能是行文缜密、材料丰厚的大部头，因而它得以文名流传至今的重要价值更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自然是被历代读者们普遍赞扬的文笔——“这本书太棒了！我还不知道历史能这样写。”欧立德在四十年前的感慨至今依然在一定程度上适用。而如今这部新译本在语言的文学性方面尤下功夫，修正了旧译本不少语言不通顺之处，总算也可以让中国读者更为深刻地领会到这位早年想要成为小说家的历史研究者的文采。在此仅举正文最后一段叙述英军1861年撤出广州时的语言供读者品味：
广州，精疲力竭且已变得谦卑，她永远地变了模样，现在她终于能自己过了。她没有感到释怀，亦不觉愤怒，也没有抗议，或者甚至不抱希望，她只是目送他们离去。（第195页）
其二，也是它得以在今天让被视为学术专著而为通俗历史读物的关键，即其中发散的一系列议题的启发性。如前所述，不同于有着深厚学术积累并坐拥丰富材料的学者深耕于某一领域所写出的历史研究专著，当时的魏斐德既无时间也无机会接触和深入扒梳丰富的中国史研究资料，这使得《大门口的陌生人》在今天已经很难被视为颇具价值的实证研究。但年轻学者的却也得以在本书中肆意挥洒其天才的洞察力与分析能力，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议题和相应的具有启发性的解释。如欧立德所言：
《大门口的陌生人》篇幅不太长，但人们却可以发现它写到了这个领域的整个前景所包含的无数个题目，在其后的20年乃至更长远的时间里，都会成为独立的研究焦点。
……上述任何一个话题，都足以写一篇学位论文，然而，对于像魏斐德这样天赋极高、充满好奇心的人来说，书写历史的全部目的就是试图用所有搜集到的线索编织成一幅历史图景。（中译本前言第3—5页）
如果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才华横溢的年轻厨师魏斐德用相当有限的材料做出了一桌各式各样的创意试吃品——质或量上虽皆有些许不足，但却足以为其他那些更为年轻却同样富有才华的专业厨师们指明道路、提供启发，甚至赋予破除思想枷锁的动力——除前述孔飞力的研究外，罗威廉（William T. Rowe）对于城市社会的研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基层权力结构剧变的考察，韩书瑞（Susan Naquin）、田海（Barend ter Haar）等人对于秘密社会的研究，华南学派对于华南地方社会的全面考察，乃至以《天朝的崩溃》为代表的国内外一系列对于鸦片战争史开展重释的研究，皆或多或少隐含着《大门口的陌生人》中所论及的问题意识。更不必提我们已经谈到的周锡瑞：
找出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是魏斐德教授撰写本书（指《大门口的陌生人》）的最初目标。但是他在研究过程中，却意识到自己在改变——他发现自己研究的是鸦片战争对于民众、社会底层的影响。众多历史学家常聚焦于官方史、外交史、精英史，而魏斐德触到了他们很少涉及的“民众史”，即某事件对社会大众、底层人物的影响。（封底推荐语）
——仅从这一评论，我们就有足够理由认为周氏对于“起源偶像”的否弃，应当是受到了乃师这次“柳暗花明又一村”式研究经历及其破除“三元里迷信”之研究内容的启发。
概言之，只有当我们将《大门口的陌生人》置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之中时，它超越与文学性与通识性之外的史学研究价值方能被真正领会。而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代又一代后世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将不仅获得一个关于“开始”的故事，而更将回到“故事写作”的“开始”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