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杀人犯”（原载于《故事会》1984年第8、9期中篇故事）

作者：（河南）马 勇

1.一把匕首 有一天上午，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新任院长夏晖走进了办公室，她的办公桌上照例放着一摞秘书送来的材料。她打开第一个材料袋，只见是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杀人犯要求平反的申诉书。档案说明上写着： 犯人余振国，男，现年六十五岁，家庭出身贫民，本人成份学生。曾任国民党县民田大队长，于一九四六年七日，亲手杀死我解放军女战士一名。该犯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伪造历史混入革命队伍。一九五一年镇反时期，经被害人的丈夫金新明检举揭发，逮捕归案，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后来改判为无期徒刑。但该犯在服刑期间一再提出申诉…… 夏晖看完犯人的档案，又仔细阅读着犯人的申诉书。她读完之后，沉思了一会，决定亲自去劳改农场，提审这个杀人犯。 在劳改农场的提审室里，站在夏晖面前的罪犯余振国是个须发苍白、脸上布满皱纹的老头，他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听候审问，夏晖让犯人坐下后，两眼盯视着他，突然，她看到犯人右眉角上有一颗非常显眼的黑痣，她心里不由一震：呀，是他，果然是他！但是她抑制着内心的激动，以威严而平静的口吻，向犯人提出问题。随着犯人的陈述，三十多年前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顿时浮现在眼前。 事情发生在一九四六年的夏季，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借“和平谈判”的烟幕加紧备战，而后便对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调集几十万军队，在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向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猖狂进攻。 一天夜晚，军区文工团突围时，在敌人追击中匆匆转移。文工团政委金新明，干事魏月霞和演员何春花，三个人中途不幸掉了队，摸黑在山沟里东冲西撞，迷失了方向。天亮时，他们才发觉走进了敌人的封锁区，躲避不及，被民团匪兵逮捕了。 三个人被几个民团匪兵押送到团部，那个矮胖的民团团长陈大头，正和一个黑不溜秋的大汉子在喝酒行令。两人见押进来三个共军，四只眼睛把他们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阵。陈大头眨了一下那双绿豆小眼睛，对几个民团说：“你们是有功之臣，每人赏酒一杯。过来！”几个匪兵赶忙上前，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陈大头又对黑汉子说：“老弟，这三个共军送到国军总部，就可得三百块大洋的赏钱，够我们喝酒吃肉的了。哈哈……” 黑大汉站起来，抖动着左眼角上那颗显眼的黑痣，浪里浪气地把一只脚跷到板凳上，说：“三百块？三千块也不给他们，依我看，咱们审问审问，说不定还能捞到大油水呢！” 陈大头说：“好，先押下去，就照你说的办。” 三人被押着走出门时，就听到陈大头狂笑着说：“大老黑，我看你没起好心，这两个娘们都不错，你好好下点功夫，只要她们回心转意，由你挑选。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没个老婆，咋行？不过，咱丑话说在头里，要是死硬货，就送她们上西天，可不许你眼馋。哈哈……” 三个人被临时关在一间屋子里。金新明和何春花刚结婚不久，这时金新明沉着脸，一声不吭。何春花难过地轻声对魏月霞说：“月霞妹子，都怪我，不小心扭伤了脚，连累……”魏月霞安慰她说：“春花姐，别这么说，眼下最要紧的是要振作精神，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服，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有共产党员的骨气……” 金新明接着魏月霞的话，一字一顿地说：“月霞同志说得对，春花，你扭伤了脚也够痛苦了，别难过。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要时刻准备着流血牺牲！”魏月霞和何春花听了，都点了点头。 下午，敌人第一个就提审魏月霞。主审的是陈大头和那个黑不溜秋的大队长。面对敌人的审问，魏月霞是一百个不开口。气得陈大头暴跳如雷，拍着桌子吼着：“给我揍这娘们！”他的话音一落，一群打手便象饿狼一样扑上来，把魏月霞掀翻在地，踢打猛抽起来。这时，那个黑汉子眼里露出异样的目光，对陈大头耳语了几句。陈大头顿时朝他胸前捶了一拳，说：“大老黑，心痛啦？好！我把她交给你，看你下功夫了。哈哈哈哈……”他一边狞笑，一边迈着一双短腿走了。那黑大汉接着继续审讯，虽说没用刑，可也把魏月霞折腾得筋疲力尽。最后，那黑汉子见魏月霞咬紧牙关，没吐半个字，只得悻悻地喝令打手们把她押回牢房。 魏月霞回到牢房，天已经黑了。她被推倒在稻草地上，挣扎着抬起头一看，发现已换了一个地方。这是一间用砖石砌的牢房，除了后墙有一个钉着粗木条的小窗外，别无通风之处。这间牢房用土坯一隔为二，金新明被关在隔壁一间。何春花轻轻地抚摩着魏月霞的伤口，说：“月霞，你受苦了。我给你留了一碗粥，你快喝吧！”魏月霞虽然感到浑身火辣辣的疼痛，可是她手脚能活动，头脑很清醒。她强笑着对何春花说：“吃！吃饱了还要对付敌人呢！”说完，便一口气把一碗米粥喝了。 何春花见魏月霞精神好了一点，就关切地向她打听刚才敌人提审的情况。魏月霞一咬牙，说：“春花姐，不管敌人用什么刑，不管他们嚎破嗓子，我们只要把牙关咬咬紧，他们就没办法。我就是一个劲装哑巴，你看，这不是挺过来了吗。”她停了一下，又低声说，“在审讯中，我看他们最关心的是我们文工团被打散后，到哪去集中的问题，我们绝不能……” 突然，院子里的看守骂起来：“***，这么晚，还嘀咕个啥？不准说话！” 何舂花虎起俊俏的脸，朝门外哼了一声，然后两人头对着头，放低声音继续谈着。这时候，突然从窗缝里飞进来一件黑平乎的东西，“噗”一声，落在稻草铺上。魏月霞捡起来一看，是一把匕首。她急忙把匕首藏在身下，警惕地向门外看了看，又和何春花对视了一下。 何春花怀疑地说：“这会不会是敌人有意试探我们？” 魏月霞沉思了一下，说：“不象，依我看，不是地下党同志，就是同情我们的群众给我们提供的越狱工具。” 何春花说：“真是这样，一把匕首能帮助我们逃跑吗？” 魏月霞爬到窗口，偷偷向外看看，又回头说：“这房子后面就是山坡，只要能把窗子拆下来，我们就可以逃跑。” 于是，何春花盯着牢门，魏月霞便动手撬窗子，可那窗子的木条相当坚固，撬了一会，纹丝不动。她们便设法拆去隔墙的一块土坯，把匕首丢给了隔壁的金新明。金新明接过匕首，不一会就把窗子拆动了。可是，就在他用力掏中间的土墙时，不小心有一块土坯“扑通”一声掉在地上，把门外的看守惊醒了，他们连声喝问：“***，哪里来的响声？” 魏月霞看事情不好，急忙对金新明说：“金政委，你快跑吧！不要管我们了，能跑走一个是一个。”金新明眼看情势危急，便说：“好，我出去再想法解救你们。”说完，他把匕首从土墙洞里传给魏月霞，下掉窗子，跳了出去。紧接着，便传来匪徒们的阵阵狂叫声。 第二天，敌人发狂了，接连提审、毒打，魏月霞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承受着敌人最残酷的刑法，丝毫没有在敌人面前屈服。从此以后，她就被敌人单独关了起来，再没有见着何春花。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魏月霞靠在墙上，从窗棂的空隙中望着那远处茫茫苍苍的群山，陷入了沉思。就在这天半夜，突然牢门被打开了。那个黑汉子带着同伙冲了进来，用阴冷的眼光逼视着魏月霞，说：“你收拾一下吧，团长有令，要把你连夜送到县城去。”魏月霞一听，知道敌人又要耍花招了。她从容不迫地理了理头上的乱发，平静地走出了牢门。 魏月霞被黑汉子和他的同伙押到一个山坡的沟凹处。她抬头看看天空，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大地，山中松涛阵阵，蛙声四起，就象在为她演奏着悲壮的乐曲……从牢房出来，走到这里还不到两里路，在这短短的路上，魏月霞却想得很多很多。她今年才十九岁；早年父母都是地方乡苏维埃的干部，在对敌斗争中先后牺牲了；她这个烈士的遗孤，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是党把她从苦难中救了出来，又把她培养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党员…… 这时，那黑汉子没容她再想下去，就说：“好啦，就走到这里吧！团长命令，现在要处决你。临死前，你还有什么话说？” 魏月霞回头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什么话也没说。 黑汉子的同伙拉起枪栓上了膛，正要扣动扳机，突然“喔唷”一声叫了起来。魏月霞惊疑地回头一看，只见黑汉子的那个同伙已经被黑汉子打昏在地。这时，黑汉子解下魏月霞身上的绳子，把那同伙绑在一棵树上，又掏出手巾，塞进了他的嘴巴。 那同伙被黑汉子折腾得又醒了过来。他说不出话来，两只脚在地上又蹬又弹，瞪着眼干着急。黑汉子对他说：“胡二赖，你不要再蹬弹了，暂时委屈一下吧！，我并不想伤害你，不过我的事也不许你声张。我大老黑明人不做暗事，你看我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有个老婆。这么个年轻俊俏的姑娘，我怎么舍得杀？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对不起，我要带着她远走高飞了……” 魏月霞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就几乎是被黑汉子架着，一鼓气翻过一个山头，来到一个山坡下。黑汉子轻轻地把魏月霞放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便一边喘着气，一边回头张望着。 魏月霞这才明白，这个黑汉子为什么在陈大头对自己用刑时护着自己，眼下又冒这样的风险救自己，原来是想让自己做他的老婆！她暗暗骂了一句：无耻的可怜虫！用轻蔑的目光冷视着他，戒备着。 这时，那黑汉子转过身来，正要对魏月霞说什么，突然传来一阵隐隐的追喊声。他们回头一看，发现有一群人影正在向这里移动。不用说，是敌人追来了。黑大汉没想到敌人会来得这么快，他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对魏月霞说：“快走！我来引开他们！”说完，他拔出短枪，便和敌人交上了手。 当年被黑大汉放走的魏月霞，就是现在的法院院长夏晖。夏晖虽然不知道他的姓名，但他右眉角的那颗显眼的黑痣，却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她已断定，这个余振国就是当年放自己出狱的那个黑大汉。但是，对于黑大汉放自己的真正目的，夏晖至今还是个谜。 这时，余振国已经停止了陈述，低着头在等待着审讯者的提问。夏晖沉默了一会，突然问道：“你再详细说说，你救了魏月霞之后的情况。” 余振国应了一声“是”，便用低沉的、带点嘶哑的声音叙述起来。 那天，余振国边打边跑，引着一群匪徒，一连翻了两座山。匪徒们发急了，狂喊着，疯狂地射击着，结果，余振国小腿上中了枪弹，他只得忍着痛钻进了一片野竹林里。匪徒们立即把野竹林团团围住。有人在喊：“大老黑，出来吧！你是团长的红人，回去认个错不就完事了！” 胡二赖也在叫着：“大老黑，你想娶女人还不容易，何必来这一手？” 余振国知道自己反正是逃不脱了，等了一会，就拄了根竹竿，大大咧咧地走出来骂道：“妈的，你们把我打伤了，要不是看在弟兄们的情份上，我这一梭子非撂倒你们好几个。你们只顾追我，那个娘们呢？” 一个小头目惊疑地瞪着他问：“你问谁？那个女共产党是你拐跑的，你把她藏到哪里去了？” 余振国冷笑一声，说：“混账！我连命都保不住了，还顾上藏她？这下可好，你们搞得我‘丢了夫人又折兵’，人财两空了。我不就是想个女人嘛，又没犯死罪，还不快回去找那女人！” 小头目狂叫道：“你还想倒打一耙，快给我捆起来！” 匪兵们想上前捆他，他讥讽地说：“不用劳你们的大驾，我再也跑不动了，你们还得把我抬回去…….” 匪徒们搜索了一阵，没有搜到那个女共党，只得把余振国抬回去了。 余振国回到团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陈大头一见他回来，跑上来就是一记耳光，嚎道：“好哇，原来你是个私通共产党的家伙，我要枪毙你！” 余振国说：“团座，你抬举我了，共产党要能看中我这号人，连团座你早就没命了。我要的是女人，不是共产党。”“你为啥把那个女共党放跑了？”“是他们撵跑的，不是我放跑的。” 陈大头暴跳如雷，骂道：“你**！要女人干吗不对我明说？你不交代清楚，就叫你知道我的厉害。来人呐！给我上刑！” 就这样，余振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陈大头抓不到凭证，只得以通共嫌疑的罪名，把黑大汉押到县监狱关了起来。 听了余振国的陈述，夏晖仍不能从中判断他放自己出牢的真正目的。她两眼盯着对方，脑子里却在急剧地翻腾着，猛然间她想到珍藏了三十多年的那把救金新明越狱的匕首。她想：这匕首倒是个重要物证，假如匕首是他扔的，就说明他不光救我一个，而且他救我的目的就不会是为了弄个女人，就可以肯定他是好人；如果不是他扔的，就可能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了。想到这儿，夏晖开口同道：“余振国，你除了放走魏月霞，还做过什么？”余振国想了一下，说：“金新民越狱也是我暗中帮助的。”“有什么证据？”“我暗中扔给他们一把匕首”“是什么样子的匕首？”谁知余振国听了倒怔住了，一时回不出话来。 要知余振国怎样回答，请听下一节《何春花之死》（未完持续） 2.何春花之死 上集说到当夏晖问余振国扔的是什么样子的匕首时，余振国怔住了。 夏晖见余振国怔怔地看着自己不回话，她又平和地说：“你想想那匕首上有什么标记？”余振国低下头沉思起来，大约过了十分钟，才开口说：“我母亲很喜欢梅花，我家小茅屋前前后后都栽了许多梅树，我曾亲手在那把匕首上刻了一朵很小的梅花。我想母亲时就看看它；用的时候也看看那朵梅花。” 夏晖听了这个回答，点点头就宣布讯问结束。当她看着余振国佝偻着的高大身躯慢慢消失之后，再也抑止不了内心的激动，她脑子里的谜解开了。他是好人。可是，从档案材料看，他杀害的女战士就是何春花。他为什么要杀害何春花呢？据他自己申诉说何春花是叛徒，但又毫无证据。杀害何春花是他的主要罪状，这问题不弄清楚，他的案子是无法推翻的。夏晖回法院后，就向地委有关领导作了口头汇报，并决定亲自带两个助手复查此案。 这天，夏晖和两个助手在商量如何复查的事，根据现有材料和余振国提供的线索，唯一能证明余振国为什么杀害何春花的是胡二赖，可是这个人目前不知下落，而且事隔三十多年，此人是死是活都说不准。复查工作该从哪儿入手呢？他们犯难了。正在这时，门警来报告说，有人要找夏晖，夏晖关照请他到办公室来。 不一会，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夏晖一看，只见一个秃顶矮个老头，手里提只旧拎包，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没等夏晖开口，老头就自我介绍说：“我叫胡庆堂，您是夏院长吗？”夏晖说：“我就是夏晖，您……”老头见夏晖一脸疑容，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用手搔搔秃头，嘴里“喔喔”两声，说：“过去人家叫我胡二赖。” 一听胡二赖三个字，夏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生活中竟有这样的巧事？两个助手也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他们连忙把胡二赖扶到沙发上坐下，给他沏了热茶。胡二赖茶也顾不上喝，就急火火地说：“夏院长，我这回是专为大老黑的事来的。” 原来，胡二赖看到余振国被捕，便吓得改了名字，远离家乡三十年，一直不敢回家乡，直到前不久，他退休后感到现在的情况不同从前，就千里迢迢回家乡看看。他到家乡一打听，听说余振国还在劳改。他坐不住了。他觉得余振国这个案子，只有他出来作证，才可能得到平反。他暗暗骂自己太胆小，太**，对不住朋友。他想：自己反正快入土了，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没有什么牵挂。他觉得应当出来为朋友说句公道话，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此，他就东奔西走，四处打听；他走县过省，终于打听到余振国在这个地区劳改。并且听说地区法院院长在亲自过问这个案件，于是就找上门来。 夏晖听了胡二赖的叙述，又激动，又感动，眼睛湿润了。她亲自给胡二赖茶杯中沏了水，然后请他谈谈三十多年前那件事，胡二赖立即滔滔不绝地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一切和盘托出。 余振国为什么要杀害何春花？ 原来事情就发生在金新明越狱后的第二天上午，何春花被押去受审。何春花一看到陈大头那副杀气腾腾的凶相，一看到那些张牙舞爪的打手们手中的刑具，就吓得面无血色，直打哆嗦。她瘫软在地上，失声哀嚎着：“你们不要动刑，我什么都说……”何春花竟是这么个软骨头，这是余振国没想到的。当他听到何春花供出了文工团约定集中整顿的具体地点和时间时，感到事情严重了，眼看文工团很快就会有灭顶之灾。他真是又气又急，恨不得一枪崩了这个无耻败类！可是，情况不允许他那样干。他急中生智，利用何春花在哭诉时的吐字不清，有意把她说的金水沟改成清水沟。何春花被押下去后，陈大头和在场的匪兵都以为是清水沟。下午，陈大头就派余振国和另外一个大队长带队去清水沟清剿，结果空手而回。他们回来时已是深夜。陈大头已经睡了。余振国在窗外向他报告了情况，他只骂了一句：“妈的，这个娘们，你给我收拾……”话没说完，翻了个身又呼噜噜睡着了。 余振国叫弟兄们都回去休息后，他一个人来到后院。这时，何春花已被单独安排在一间屋子里。房间里有床有铺，还点着灯光。余振国推门进去，见何春花已换了件新衣服，蓬乱的头发也梳理好了。 何春花看见余振国进来，便急忙坐起来，脸上露出谄媚讨好的笑容迎上来。当她看到自己这媚态没有使这个黑铁似的汉子动情时，她心里就感到不安和慌乱起来。 余振国见她这副丑相，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他铁板着脸冷笑一声，说：“你知罪吗？你是假投降，欺骗了我们，让我们扑了个空！” 何春花惊得张大眼睛说：“不会吧，除非文工团又转移了，但也不至于那么快。莫不是你们跑错了地方吧？” 余振国说：“清水沟，不是吗？”“哎呀！你们果然搞错了，是金水沟，不是清水沟。这可怎么办呢？” 余振国说：“你不要为难，这好办，你马上带我们到金水沟去。” 何春花胆怯地说：“这么晚了，我害怕。等到天亮，我也只能给你们指点个方向，不能抛头露面。我经常在这附近演戏，这地方的人都认识我……” 余振国低声喝道：“你害怕白天暴露，现在就立刻出发，快给我们带路！”说着，两眼逼视着她，表示没有商量余地。这下何春花紧张了，她又露出白天审讯时那副怯弱哀怜相，呆望着余振国。突然，她“扑通”跪在他的面前，双手紧紧抱住了他的双腿，声音悲切地说：“大哥，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救我一条命吧！你不知道，这里老百姓的心都是向着共产党的，他们对叛徒比对你们还要恨，我若一暴露就难活下去。我知道你没老婆，我愿跟你过……” 余振国看着这个断了脊梁骨的败类，心里一阵恶心。为了稳住她，不让她哭叫起来，就口气温和地说：“你松开我吧！想痛快那是以后的事，你还是先给我带一段路，我再派两个弟兄送你回来。今夜要是找不到你们的文工团，陈团长要说你撒谎，会杀你的头……” 何春花终于松开了手，脸色灰白，木然地呆坐着。余振国又催促说：“快起来跟我走吧，弟兄们还等在镇外呢！” 何春花只得无可奈何地跟随余振国走出来。他俩经过几道岗哨，余振国只向哨兵打了个招呼，便很顺利地来到一个山坡上。他把手揣到怀中，将手枪顶上了火。 何春花站下来，一边张望着，一边问：“弟兄们在哪里呀？” “在那里！”何春花听了，刚一回头，余振国的枪就响了。她“啊呀”一声便倒了下去…．． 第二天，陈大头听余振国说他处决了何春花，气得狠狠训斥他，问他为什么这么随便就把她处死了？余振国用一种惊讶的口吻说：“团座，您忘了，不是您在被窝里下的命令吗？”“我是叫你收拾……”“那意思不就是……”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应该再审问审问嘛，多俏的一个娘们。” 当时杀一个人，在匪徒们眼里还不如宰一只小鸡，陈大头也没有认真追究，一场风险就这么过去了。但余振国所做的一切，却被胡二赖在暗中看得一清二楚。 说到这儿，胡二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余振国打死那娘们的事只有我最清楚，那天审讯何春花，我也在场，当时我就注意到当何春花说出文工团集合地点时，余振国的脸色阴沉得吓人。那天夜晚，我冒着他的名义向伙房要了一盘猪头肉，买来半斤烧酒，想等他回来喝两杯谈谈心。我找到后院那女人住的屋子外边，出于好奇心就透着窗缝朝屋里一看，里边的一切动静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算服了余振国，他是真正的男子汉。同时我也开始怀疑他是共产党里人了。等他处决了那娘们回来，我再请他喝酒时，故意说：‘大队长，你今晚的事，我都看得清楚，我真服了你老兄……’我还没说完，他就阴沉着脸说：‘二赖，可不许你给我乱说，否则，莫怪我不讲情面。’第二天晚上，他又放跑了一个女同志，我断定他是共产党里人了。” 胡二赖说到这儿停住了。夏晖请他休息一会，自己和两个助手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对胡二赖说：“老胡同志，能不能请您再谈谈从余振国被陈大头关进监狱直到解放后他被逮捕的前前后后的情况。因为时间长了，您不要急，慢慢讲，尽可能讲详细些，好不好？”胡二赖连连说了几个“好”字，又讲了起来。 当时，陈大头把他的心腹关进大牢这件事，在这个小县城成了头号新闻。消息传到余振国的老母亲耳里，这位曾经发誓不认这个儿子的老人，出人意外地成了唯一常来探监的人。老母亲为啥要发誓不认亲生儿子？原因就在余振国在陈大头手下当了官。她为这事伤心痛哭，大骂儿子忘了祖宗，不让他进家门。余振国能对母亲说些什么呢！他只得对母亲说：“妈，你要相信，你的儿子决不会干坏事！”后来她听说儿子因共党嫌疑被陈大头关进监狱了，便连忙烧了点吃的来看儿子。老人家见儿子蹲大牢，脸上没有悲伤和痛苦，她便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打量着他。 一年以后，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打开县城监狱，余振国和许多难友们一起被放出来。他就动员胡二赖一起，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胡二赖说：“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后，我和余振国留在县大队。在剿匪中他又立了功，当地几个土匪头子都是他抓住的。我记得在抓住陈大头时，这家伙却冷笑着说：‘大老黑，我看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恐怕你也没有好下场。’” “我真没想到真被陈大头说中了。记得五〇年，一个叫金新明的调到县里当书记，听说他是何春花的丈夫。在陈大头被镇压前，他说出何春花是余振国杀死的。没过几天，余振国就被逮捕了。当时我曾想去给他作证，可是镇上的干部冷笑着说：‘你去作证，又有谁能证明你？’我一想可不是，我这个本身不干净的人说话能算话？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面带激愤地对我说：‘二赖，对于死，我不怕，我能活到今天，也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我只求你念在我俩平时的情份上，假若我死了，就把我的尸体埋在后山。我相信共产党总有一天会给我弄清问题的。’他说到这儿，流下眼泪说：‘我最痛心的是我的老母亲，可苦了她老人家了！’我说：‘大老黑，你放心，我二赖能有口饭吃，绝不会让她老人家挨饿！’” 接着胡二赖又说了有一次他陪余振国的母亲去狱中看他的情景。命运的折磨和生活的打击，使这位才过六十的老人已经是弯腰驼背，白发苍苍了。这天她拄着拐棍，颤巍巍的，由胡二赖扶着蹒跚着来到铁栅栏前。余振国看到母亲这副模样，心酸了！他再也控制不住热泪，冲到铁栅栏前喊了一声“妈”就说不出话来。母亲张着满眶泪水的老眼，看着突然变得又瘦又老的儿子，颤抖着伸出手攥着儿子的衣袖，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你怎么会杀人的？你，你是妈心上的肉，要对妈说实话呀！” 余振国“扑通”跪在母亲面前，说：“妈，你要相信，你的儿子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杀的不是好人。我相信党会弄清我的问题的！”母亲听了这话，用手抚摸着儿子苍白瘦削的脸，放心地点点头，然后从一个布包里摸出几只煮熟的鸡蛋，塞到了儿子的手里。 谁知道余振国的问题非但没弄清，反而判了死缓。他母亲得到这个消息顿时昏死过去，清醒后就天天哭，天天哭，把眼睛哭瞎了。这个倔强的老人，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接济，在一天晚上，上吊自杀了…… 胡二赖说到这儿，忍不住唏嘘起来。夏晖和两个助手也流泪了。 当天晚上，夏晖亲自把胡二赖安排到地委招待所住下后，就连夜和两个助手商量下一步工作。第二天他们便投入了紧张的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终于从一个已故的老干部档案材料中证实了余振国是党组织派回县城，打入陈大头民团从事地下工作的。 三十年的冤案终于弄清了。夏晖和助手们马上为余振国起草平反冤案的报告。第二天就由一个助手把报告和有关材料送到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个月后，夏晖接到了为余振国平反昭雪的通知。她心里非常激动，当天，她和助手们就带了平反通知和恢复余振国党籍的决定等文件，坐车来到劳改农场。 当农场场长陪着余振国 走进接待室时，夏晖走上去紧紧握住他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说：“余振国同志，你受苦了！”说完便宣布了平反通知和恢复他党籍的决定。这时，余振国哭了，他象一个久离母亲的孩子一旦重见母亲一样地哭了！等他情绪平静之后，夏晖打开皮包，从里面取出那把刻着一朵梅花的匕首，放在他面前说：“余振国同志，您还记得这把匕首吗？现在应当物归原主了！” 余振国拿过匕首端详着，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又抬起头来疑惑不解地看着夏晖问道：“你？你是——” “不认识了吗？当年是您把我从死亡里救出来的……” “啊！你就是——”余振国激动地站了起来。 “我就是魏月霞，现在叫夏晖，是这个法院的院长。” 余振国站起来又紧紧和夏晖握了一阵手。夏晖感慨而歉疚地说：“余振国同志，通过您的问题，更使我认识到：我们搞政法工作的同志责任重大。这么多年，我没有找到您，因为五〇年我就出国到了朝鲜，回国后又被保送上大学，以后一直在外省工作。没想到您蒙受这么大的冤屈。我总感到象欠了债似的……” “夏晖同志，当年我解救您，是革命的需要；现在您为我平反昭雪，也是革命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我心里只有感激。事实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 夏晖说：“按照省委的意见，让我告诉您，省委准备安排您到疗养院去当副院长，您若有什么意见还可以提出来。” 余振国说：“我希望领导上重新考虑我的工作问题。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了。在农场的三十多年，我算没白活着，学会了种田，现在能顶得上一个老农了。我舍不得离开庄稼，离开土地，请求党让我回家乡去吧！我的老母亲生前一直盼望我回去。我回去，一可以告慰我那在九泉下的老母亲；二可以让乡亲们看到我回家了，我终于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夏晖和在座的同志，看着这位态度诚恳，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同志，一时不知怎样回答他才好…… （题图、插图：黄英浩） （原载于《故事会》1984年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