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的消解与华夏的重塑

本书整体介绍

《游牧者的抉择》延续了作者早年间的另外一本名著《华夏边缘》的风格和思路，都是用边缘定义内核、用不是什么定义出是什么。只不过这本书视角更加站在游牧者本身，先是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巡览各地的游牧者，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游牧；再是把目光投回到东亚，查看这片土地上的游牧者是如何一步步诞生的；之后分别重点介绍了与华夏文明紧密互动的3个游牧生态——草原游牧的匈奴、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与鲜卑；最后尝试归纳3个游牧文明是如何在互动中重新定义华夏文明的

到底什么是游牧？

好多人（包括我），都曾把蒙古草原上的那群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当成游牧的唯一定义。但忽略了2个关键问题：

1. 这仅仅是我们身边看到的一个例子，世界范围内还有各种不同的游牧

2. 这仅仅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样子，历史中经典的游牧者形象已经被现代商业规训了不少

所以到底什么是游牧呢？我们还是通过一组“是”与“不是”来界定它：

它不是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游牧可是个技术活儿，是直到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400年之间才以一种确定性的形态出现

它不是一种形态统一的生活方式——世界各地的游牧，只要他们面对的环境、周边文明情况不同，他们的形态就会不同

它是一种生产效率较低的经济方式——相对农耕来说，效率要低个6-20倍不等

它是一种主要依赖利息而非本金的经济方式——放牧的牲畜本身是本金，他们的奶水、皮毛、移动作战能力等，都是利息

它是极度依赖信息的——因为生活更艰难，受外部条件影响更大，所以游牧者们更需要相互交换信息，所以他们的文明也就显得更热情好客

它是被迫不得不更平等的一种文明形态——随机因素+头尾部人群的离开，使得整体看起来贫富差距更小

华夏周边游牧的形成

中国周边游牧的形成，主要依赖地理位置、气候变化和文明对抗3个核心因素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周边的游牧者主要都在北方的3个边缘：西北、正北和东北，对应了高原河谷、草原和森林草原3种地理环境形态

气候变化是游牧诞生的关键，因为这群人原本大概率也是农耕者，只不过随着小冰河期来临，温度降低、降水减少，导致原本适合农耕的土地变得贫瘠，迫使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不得不采取更灵活机动的生活方式——游牧。从竺可桢对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可以看出，在西周时期气温骤降，也几乎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对游牧民族的记录和冲突开始增加

其实我自己也有个疑问，这些位置在农耕的边缘，如果变得不适合农耕了，那就继续迁移到依然适合农耕的区域不就好了？后来我自己寻思着挺难，因为那个时候人的移动能力还比较差，最多只有马（配套骑马装备还不成熟）；同时能迁移去哪儿呢？肯定往外是不行，就必须沿着北方的边界向内陆进发，这就势必会引发与区域原住民的争端。资源就这么点，你再来了我们还怎么活？所以处于农耕边缘的人们，一旦气候变化剧烈，基本也无法重回农耕舒适区域，只能就地转变成游牧了

最后是文明对抗，这群人无法继续农耕之后，游牧方式其实本身是鼓励大家零散机动灵活生存的。因为牲畜本来就是逐水草而居，一片区域的水草也没法养活那么多牲畜，所以大家本身都是要打散以更小的单位生存。但游牧这种经济方式是无法完全自给自足的，需要与周边的农耕文明交换生活必须物资。如果在年景好的时候还好说，年景不好的时候，直接抢就是最经济高效的了。这就势必会引发与中原文明的对抗冲突，对抗程度越大，就越需要游牧群体能够组织更多的人参加，将原本零散的部落结构整合起来。力量庞大之后，才有了文明的雏形，才能被整体描述、记忆、研究，否则就是一盘散沙无从下笔

被驱逐的帝国——草原游牧者匈奴

匈奴原本是一个松散而不清晰的庞大群体，但因为他们世居的区域、资源短缺、以及与汉帝国的不断对抗，他们的形象也才逐步清晰

匈奴广泛分布在北方边缘区域，他们与西羌、乌桓和鲜卑都有接壤和互动。他们最北的定居点是贝加尔湖畔，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都是与汉帝国的对抗前线，接连失手之后，被汉帝国以胜利者姿态重新命名（张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武威——扬大汉武功威名）

匈奴因为与汉帝国的对抗，也经常会团结周边其他部落一起参战，互动频繁且深入。有时候其他部落也会慢慢被中原地区认为是匈奴

他们有着独特的外观形态，尤其是衣着打扮与农耕文明相差很大。不外乎是为了在稀树多大风的草原行动方便，所以身披皮衣斗篷、头戴尖顶皮毛（防止被风掀起来）。这个汉代泥塑造型手办，还挺可爱！

没有天生好战、喜欢掠夺的民族，匈奴也是如此。但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总要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经常导致自身生产资源不足，就不得不铤而走险从农耕文明那里掠夺。即便边境地区开放互市，但赶上草原天灾人祸牲畜大量死亡的时期，匈奴也没有剩余资本可以与汉民交换通商，所以抢还是最直接高效的经济补给形式

汉帝国在与匈奴的交锋中，并不总是那个被动受害者。汉军在逐步摸清了草原游牧的规律之后，往往会选择在春季发动攻势，因为那个时候水草最为贫瘠、牲畜最为虚弱，游牧者也最无法长途迁徙（因为途中会损耗大量虚弱的牲畜）；同时，匈奴为了对抗汉帝国，也常常违背草原生存方式，强行纠集大量原本该分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导致大量内部损耗不说，还经常会被汉军一次致命偷袭就收获颇丰

这种庞大、违背自然规律的游牧文明因对抗而起，也会因农耕文明的帝国衰落而熄。东汉灭亡到隋唐统一华夏的几百年间，匈奴没有了明确的对抗目标，他们自身也就自动分散瓦解了

无尽的囚徒困境——高原河谷游牧者西羌

羌这个字天然就指向游牧，是羊和人的组合，说明这群人是以放养为生。但这个概念的形成要晚于匈奴

西羌的游牧文明的困境，就是在他们的居住地区中，有一处万众觊觎的天堂——以甘肃贵德为核心区域的一片丰饶河谷地。这就导致他们不像匈奴一样，因为所在区域皆是贫瘠与风险，必须团结一致对外；西羌游牧者的宿命就是反复内斗，争夺那片“应许之地”，相互无法完全信任，陷入无穷尽的囚徒困境

历史对他们的内斗多有记载，比如每次联盟对抗汉帝国时，都要反复确认交换人质

而且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内斗和松散结构，导致汉帝国始终无法集中力量消灭西羌的核心领导者——他们原本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结盟在一起的酋长啊！所以汉帝国对他们的政策也经常摇摆不定，有时候会招安、有时候会设置残酷的鸿门宴

羌乱在汉朝也屡屡发生，核心原因就是汉朝没有办法一对一的与西羌沟通协商，只能把他们零散的迁徙安置在自己的边境。但随着异族的定居，安置地资源竞争更激烈，加之官员偏袒、分配不公，就频发祸乱

西羌游牧文明就在这种不断的被迁徙、内部纷争中，等待着近现代更为强大的社会到来

华夏的协作定义者——森林草原游牧者乌桓与鲜卑

乌桓和鲜卑其实很难说他们是两个文明or民族，更大概率他们只是因为先后进入到中原文明的视野，才被以不同的名字命名。乌桓被更早记录，熟悉三国的uu都会有印象，盘踞在东北地区的公孙实力，就是背靠乌桓的强大武力结盟支持

乌桓与鲜卑一直在中原的东北方向，沿着长城一代迁徙。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比较一致且平均，就没有了西羌的内斗纷争；又因为他们有林地作为更丰富的物质资源，所以生计情况比匈奴稳定很多，这也就导致他们与汉帝国的冲突并不激烈，而且还往往是合作的姿态

也正因为这种合作和平的关系，汉帝国往往会让他们协助自己戍边，一起对抗共同的骚扰者匈奴

但当汉帝国轰然倒塌后，森林草原游牧者因为有着与农耕文明长期的密切学习和互动机会，也能结合自身特点快速组织起庞大的帝国，例如北魏拓跋氏

“炎黄子孙”概念的形成

汉帝国崩塌后，华夏边缘的游牧文明纷纷深度进驻中原地区，并接连建立自己的政权

而随着原本被中原农耕文明视为异族的游牧文明不断的在北方腹地建立政权，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来了——必须让这些政权从文化道义上合理化。这就导致原本中原文明的叙事逻辑从一个单一文化主体的华夏帝国，必须演变成多元混合的中原王朝，才能自洽

在这一系列自洽的解释过程中，那些游牧文明纷纷追溯祖先，既然黄帝已经被中原文明独占了，那强行攀附关系肯定不行，就不如说自己是炎帝的后代。从此，秦汉时期华夏文明还自诩为黄帝后裔，因为这种融合多元叙事的需要，就变成了炎黄子孙了。华夏也就是在这种一次次的融合与共同解读中，壮大丰富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