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的智慧

感冒第四天，头颅像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稍微吞咽就能听到呼吸道的吱嘎作响，我就在这嘈杂中将《活下去》读完了。从《始于极限》、《厌女》一路读来，感受十分酣畅，这本较之前两本的不同是论及公民权与性别的第一部第一章并不好读，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因为观点的浓度高，需要慢下来想很多。所以，我没有快速跳读过去，而是字斟句酌地反复研磨，由此我见识了作为学者的上野千鹤子。

总结本书的主旨：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女性并未被赋予同男性相当的公民权；在争取女性公民权的过程中，女权主义者一度走上了争取如“参战权”这般愚蠢权力的歧路；当女性意识到不应因循父权制的范式时，便找到了“作为弱者也可以坦然活下去”的权力。这样概括自然是舍弃了文本中俯拾即是的闪光的分论点们，却能帮我理清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求生之路。

首先，上野千鹤子对民族国家与公民权的形成进行了词源与历史的回溯。形成现代的民族国家与为公民赋权是一体两面的，但“近代所解放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也就是男性家长）”，其中并不包括女性。而“女权的要求，即女性对公民权正义分配的要求，是要通过揭露公民权概念的破绽，使其从根本上脱男性化”，“并且通过颠覆这一男性化，质疑国家对各项权利的占有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在对历史的回溯中，我非常感兴趣的是一段对福利国家的描述。“美国史学家琳达·克贝尔通过追溯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史，清楚验证了在公民与国家的双向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天平从未达到过平衡，而且还会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改变，公民的各项权利在守夜人国家（小政府）向福利国家（大政府）转变的过程中，会随着国家角色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并出现资源分配内容的改变。”

我在齐格蒙特·鲍曼的小册子《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也读到过类似的内容。当论及福利国家时鲍曼指出：“福利国家”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在福利国家之前，对劳动力的动员依靠倡导工作伦理，工作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如果让大部分男性进入工厂工作是生产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那么以男性为绝对权威建立强大、稳定的父权制家庭，就成为一个必要的补充。”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前福利国家时期，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是基础，守夜人国家和父权制是在此基础上运作的权力在国家与家庭层面的结构。时至福利国家，对个体福利的保障毋宁说是一种对劳动力可持续的召集。而在福利国家背景下看待女性权力的提高，我不知道可否将其理解为促进女性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权宜之计。据此，我想再向前一步。其一，“在科技落后的时代，国民是人口资源，国家军队是兵力，而在高科技武器的时代，战争是资本、技术、信息的较量。其二，”全球化背景之下，“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下降”，“全球流动自由消减了补充劳动力的经济负担”。时代对劳动力的崭新需求是否就是推动“将家庭进一步分割为个体”的私领域权力结构变化的内驱力？

另外，我非常喜欢第二章中上野千鹤子对暴力与女性主义展开的讨论。暴力没有好坏之分，无论是联合国，主权国家，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行使的暴力都是以各种名义行使的杀人权。主张女性参军，也就是要求女性在杀人权上的性别平等。当然有人会说“参战”乃至“杀人”是极端情况，但我想说不推到极端时我们可能不会发现范式的问题。

父权制这一旧范式的核心是homosocial，诸位译者均将其翻译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若以中文落地，我以为可以翻译为“手足之情”。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中的《我的第一只鹅》恰好描写了一位知识分子通过使用暴力和哥萨克骑兵们建立手足之情的场景。知识分子来到兵营，哥萨克们在他脚边走来走去，其中一个没完没了地拿他取笑。而他看到一只端庄的鹅在院子里边踱步边梳理羽毛，于是他一个箭步蹿上前去，把鹅踩倒，鹅头在他靴子下喀嚓一声碎了。哥萨克们的其中一个议论他“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在这场景中，因暴力而凝聚的团体，个体想要融入只有通过实施暴力。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在军队中的比例增加并不能使“军队女性化”，而是“女性军队化”。

读上野千鹤子很难越读越消沉，因为她喜爱在文章中给出解决方案。虽说认识问题已是迈向问题解决的第一步，但她往往走得更远些。在书中她提到，面对强权，弱者的解决方案不是呼吁产生另一种强权，而是“实现差异秩序本身的解体”，是弱者为自己赋权。我联想到昨晚听道长的八分，他聊到世界杯伊朗队拒唱国歌的事件及与之相关的背景，再聊到沙特阿拉伯由王子推行的一系列女性解放策略，无论自下而上，亦或自上而下，我感觉时代似已迫近结构改变的拐点。在此时刻，希望上野千鹤子有关活下去的智慧可以帮助到身处时代泥石流中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