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起源、事件与概念 ——读《思考法国大革命》

革命的起源、事件与概念

——读《思考法国大革命》

摘要：弗朗索瓦·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史发生转向的标志之作。在傅勒之前，英美史学界已经出现对革命正统派史学的批判之声，而《思考法国大革命》则是修正派史学与傅勒自身意识形态转向相结合的产物。在这本代表作当中，傅勒以正-反-合的辩证法思考展开，以告别正统派的纪念史学开始，借助以托克维尔与古参对大革命的思考，重新审视了大革命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同时，《思考法国大革命》也标志着政治概念史研究范式的诞生，但这一范式并未摆脱年鉴学派传统的制约。

关键词：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古参

“法国大革命结束了”，这是法国革命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cois Furet，1927-1997）在纪念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模仿拿破仑所喊出的口号，而他在1978年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亦被看作是法国革命史研究发生根本性转向的标志。傅勒为何会提出“告别革命”这样激进的学术口号？而他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又何以能够推动法国革命史研究的范式转移呢？本文将以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作为核心文本，分析该书所处的历史语境与学术观点。

一、傅勒与修正派史学的兴起

按照英国史家威廉·多伊尔在《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观点，二十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经典解释、修正主义与后修正主义。与之相对应的是三类不同的历史学家群体：正统派、修正派与后修正派。其中，傅勒被多伊尔归入到后修正派当中。可以看到，傅勒的观点实际上是植根于复杂的学术背景之中，而要理解傅勒的观点，我们势必要对傅勒之前的正统派与修正派的学术脉络有所了解。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奥拉尔、饶勒斯、马蒂厄、勒费弗尔和索布尔等历史学家为代表的正统派在法国大革命史学当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的研究构成了大革命史学的传统解释。正统派大多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其史学研究的主要特征是以社会经济原因解释革命，突出阶级斗争的观点，赞同暴力革命与雅各宾派专政，强调法国革命的必然性。从其研究特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派是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这就使得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往往是正面的。奥拉尔甚至说过，“要理解大革命，必须先热爱大革命。”当然，即使是在20世纪前期，正统派的观点也并非没有遭到批评。偏向左派的正统派历史学家饶勒斯、马蒂厄等人认为革命既是可取的，又是不可避免的。而右派历史学家如加格索特、费伊和布拉什等人则认为这是场糟糕的革命，如果处置得当的话，革命是可以避免的。二者的争论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其争论的焦点在于革命的后果。而在革命的起源问题上，争论双方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到了50年代，正统派的以革命起源为核心的一些基本观点也开始遭到修正派的质疑。

最先对正统派提出质疑的是一些英美史学家。1953年，美国史学家帕尔默发表《1760年-1800年西方的世界革命》一文，该文提出了“大西洋革命”的概念，即把1760-1800年期间西方各国的革命看作是大西洋文明的共同现象，这场“整体革命”从美洲殖民地开始，随后蔓延到瑞士、荷兰和爱尔兰，最后传到了法国。由此，法国大革命就成为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其独特性也就丧失了。

在帕尔默提出“大西洋革命”的第二年，英国历史学家科本在就任伦敦大学法国史讲座教授时以《法国大革命的神话》为题发表就职演说。科本提出，正统派所认为的“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的观点不过是一种神话。1964年，科本又出版了名为《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的演讲集，在该书当中，科本又对正统派观点进行了更加系统性的批判。首先，科本认为18世纪的法国“封建主义”早已失去了其大部分内容，它所剩余的仅仅是“领主特权”，而且这些特权在革命之前也大部分都转移到了非贵族手中。因此，反对封建主义的说法便无从谈起了。其次，革命当中的资产阶级实际是“持官者、法律人士和其他自由职业者”，这是一个正在衰落的阶级，而非工商业者。革命后的统治阶级是土地所有者，而不是工商资产阶级。革命并未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延缓了它的发展。

在此之后，许多英美史学家开始跟随科本进行大革命史研究，以批判正统派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史学家泰勒。1965年，泰勒发表了《18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类型》一文。在该文当中，泰勒提出大革命之前，法国存在多种资本主义模式，他将其总结为四种：商业资本主义、宫廷与财政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资本主义和不动产资本主义。其中，贵族在宫廷与工业资本主义当中均占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18世纪法国的资本主义还远不是所谓现代意义上资本主义，它主要是以贵族为主导，而不是资产阶级垄断。1967年，泰勒又发表了《非资本主义财富和法国革命的起源》一文，在该文当中，泰勒提出在法国旧制度当中存在一种非资本主义财富，泰勒称之为“产业主财富”，它指的是用于投资土地、城市产业、买官和年金。传统上来说，这种产业主财富一般是贵族专有的，只用于维持贵族生活而不用于商业活动。而在大革命之前，第三等级中的富裕阶层在这种传统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开始将原来的工商业财富转化为产业财富。而同时一些贵族反而开始投资工商业。也就是说，在大革命之前，既存在工商业资产阶级追求非资本主义财富的现象，也存在贵族追求资本主义财富的现象。而正统派单纯以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来解释大革命，这种解释显然忽略了大革命前法国经济的复杂性。因此，泰勒认为，我们应当从政治层面来认识法国革命，它是一场引起经济后果的政治革命，而非引起经济后果的社会革命。

以上述三位史学家为代表的英美修正史学对法国革命史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而以勒费弗尔为代表的法国正统派史学家也与其进行了长时间的论战。在这一过程中，身处法国史学界的傅勒便受到这种修正派思潮的影响。傅勒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科本首先展示了法国革命的雅各宾派史学的自相矛盾，泰勒指出了旧制度法国资产阶级的非资本主义特征；而帕尔默则在他比较史研究 中重新发现了民主概念的价值。”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修正派的观点依然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所搭建的理论框架之内，而傅勒则力图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走向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政治史。

作为法国著名经济史家拉布鲁斯的学生，傅勒对于法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经济史研究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反叛的过程。这种反叛的动因主要有二，分别是意识形态层面与学术制度层面。首先，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傅勒批判大革命研究与左派倾向、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暧昧关系。傅勒在50年代末退出法共，并转向了自由派。1974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法国的出版进一步刺激了傅勒，使得他开始思考极权主义的相关问题，并将目光投向了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其次，从学术制度的层面来看，傅勒不满正统派大革命史研究在法国占据的制度性霸权地位。傅勒通过自己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建构了一种有别于正统派的合法性。

1965年，傅勒与里舍合著的《法国大革命史》出版，该书提出了“精英革命论”与“侧滑论”。前者指的是大革命是启蒙思想影响下的革命，是精英集团的革命。而后者指的是这种启蒙思想指导下的革命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但由于在1793年，一种能够带有过时意识形态的民众的介入，使得革命发生“侧滑”。傅勒的论点招致了以索布尔为代表的正统派的强烈批判。而到了1978年，傅勒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思考法国大革命》。在该书当中，傅勒对自己之前的观点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进而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对大革命的解释模式，

二、走向托克维尔与古参

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下篇为“法国大革命三种可能的历史”。上篇是对傅勒研究思路的综述，同时宣告传统革命史学的终结。下篇依次分析和评价了三种革命史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史、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奥古斯丁·古参对“雅各宾主义”的反思。总体来看，傅勒在下篇中遵循的是“正—反—合”的辩证法理路，即以托克维尔的革命史学来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史学，后再以古参的理论来弥补托克维尔理论中的缺陷。循着傅勒的这一思路，我们能够清晰地理解他在《思考法国大革命》当中所进行的“思考”。

（一）告别纪念史学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傅勒写作本书的一个最重要的背景的便是对革命史正统派的反叛，这种反叛在本书的内容当中显露无疑。

首先，傅勒批判了革命史当中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在本书的开篇，傅勒便用略代讽刺的口吻说道，研究其他领域的史学家，只需要具备专业的技巧与修养便足够了。但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除了自身的专业技能之外，还需要“显露他的色彩”，结果是他自己变成了“保王党、自由派或雅各宾党人”。也就是说，大革命史成为一种“自反性”的概念，由大革命所造成了政治分歧在其后数百年依然影响了对它自身的历史书写，傅勒称之为是一种“介于当前与过去之间一种不稳定关系的产物”。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大革命史学逐渐固化为了一种“纪念史学”。这种史学并不服从与某种特定的学术问题领域，而是服从于一种政治认同机制，革命史学家在其中“各找各的血统”，其结果便是革命史变成了一种“身份史”。

与此相对应的是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神话。长期以来，在法国人民心中，法国大革命成为一道历史的分水岭，1789年也成为了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之年，而大革命史的社会职能便是维持这种历史起源的叙事。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均从大革命这一奠基性的历史事件中取得合法性。而到了20世纪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流行，这种革命的起源叙事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傅勒认为，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加强了革命作为历史母亲的自发意识形态。具体来说，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的话语当中，法国与俄国两次革命被捆绑在一起成为了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奠基性事件。法国大革命成为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母亲，它预示了1917年革命的发生。而在这话语当中，雅各宾派在法国革命中的地位被极大地凸显出来了。用傅勒的话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前辈是雅各宾党人，而雅各宾党人扮演了共产党人的角色。”

而更让傅勒不满的其实是正统派史学对于这种“时代错置”的习焉不察。将俄国革命的模式移植到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便是：正统派史家更加仔细地研究城市民众阶层在革命进程中的角色。傅勒认为，这种移植实际上破坏了大革命史本身所应当有的复杂性。他提出了这种移植的三种表现形式。第一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当中寻找能支持俄国革命史和后革命史的先例。例如将罗伯斯庇尔的肃反与斯大林的肃反并列，这就将有关“反革命在革命阵营当中，问题在于如何将其清除出去”的观念固化下来。第二是一种极端简化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法国革命，由此导致了一种线性的历史图式：资产阶级团结了农民和城市民众进行革命，最终实现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这同时又宣告了1917年共产主义革命的到来。由此，法国大革命成为了一个进步的历史进程的开端。第三是将一种俄国革命式的政治情感投射到法国革命当中，从而将法国革命看作是具有普世意义的解放者与伟大民族的缔造者。总之，通过以上这些表现，傅勒指出，正统派的革命史研究当中实际上存在着善恶二元论、目的论、线性史观以及明显的价值偏向。这样的史学并不是历史研究，而仅仅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纪念仪式”。

因此，傅勒主张必须打破这种纪念史学的怪圈，批判有关革命起源的神话，超越大革命的社会经济解释，从而转而一种对革命概念的阐释，由此，傅勒走向了他的19世纪思想资源：托克维尔与古参。

（二）托克维尔：革命的阐释与连续性

对于傅勒而言，托克维尔的大革命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一种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其二是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连续性的强调。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

首先，傅勒认为，托克维尔将“法国大革命”这一对象分解为一系列明晰的概念。在这样概念化的努力之下，法国大革命不再是一种编年史的叙事形式，而变成了一个系统阐释的对象，后者把其中一些因素孤立出来，尤其是“旧制度下行政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及其可称作社会民主化过程的影响”。在傅勒看来，托克维尔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对大革命原因的分析与大革命事件的分析相分离，而在正统派那里，二者很大程度上是混淆起来的。按照傅勒的说法，正统派革命史学的史学的内部话语构造是同一的，每一种叙事题材的地位都是相同的：革命行动者的历史事件与革命的“起源”/“原因”在革命叙事当中是混合的。一方面，革命起源随着革命事件的发展一直延伸到革命的后果当中。另一方面，革命行动者的意识事后也组织起了对其行动起因的分析。原因与事件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而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则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的预设，它假定了某种历史推动力的存在，从革命的起源一直延伸到一个已经确定的未来，而资产积极则担任了一个被指定的革命者的历史角色。

傅勒追随托克维尔的分析思路，认为这样的混合很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法国大革命并不能简化为这样一种因果关系的图式，革命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不能说整部革命史都在其原因当中。革命的起因不能涵盖革命的现象/事件，后者有其自身的展开方式。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很大程度上专注于对革命起因的分析，在该书当中“没有一处看到他的法国大革命理论与如实经历的、给时间打上烙印的革命行动臂如雅各宾现象之间有什么概念上的衔接。”而在对起因的分析当中，托克维尔看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连续性。傅勒则借助这一分析，解构了大革命起源的断裂性神话，将其置于历史性的脉络当中。托克维尔认为，行政国家与平均主义社会本身就是旧式君主制特有的事业，大革命只是使之扩大、巩固与完善罢了。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了大革命的历史意涵与基本内容。傅勒指出，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是社会—政治不分的，它既是社会秩序的，也是政治秩序的，既是条件平等的，也是现代行政国家的。这就意味着，托克维尔对于革命事件的具体细节并不感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旧制度在其最后几个世纪和几十年是如何走向革命。由此，在第二、三部分当中，托克维尔系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第二部分是长时段的原因，着力分析中央集权化和公民社会的特征，即“君主制的权力以及政府中央集权的扩大，这一过程既导致公民社会解体，又使得趋于统一”。公民社会被分割成相似个人组成了对立集团，而上层阶级要么无力维持其旧的政治权力，要么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政权，只好向行政专制主义让道，进而加剧了政府中央集权的后果。由此，中央集权使得原子化的民主社会与传统的贵族势力的对立日益加深。傅勒认为，二者的矛盾并非社会性，而是知识与道德范畴的，即民主的个人主义和贵族的种族精神之间的冲突。而就导向了第三部分的短时段的原因。在这一部分，托克维尔转向了一种集体心态与精神的分析。在18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矛盾突然加速，并迅速转向了一种对抽象的政治哲学的追求，而作家文人则成为了政治上的领导者。这种心态上的急剧变化使得当时的法国人民对于旧制度所包含的传统性极为不满，即使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也无法缓解这种不满情绪，最终导致了社会解体。在这里，傅勒看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它对于革命事件的发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傅勒认为，在托克维尔那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已经初步显露出来，但是由于方法的限制（旧制度史）以及早逝的意外，托克维尔并未对大革命的事件史进行完整、全面的分析，而这一遗憾也使得傅勒走向了古参。

（三）古参：批评史学与断裂性

如果说托克维尔为傅勒提供了一种对革命起因的连续性分析的话，那么古参则给傅勒提供了一种对革命事件的意识形态分析。二者相结合，才构成了对正统派革命史的全面批判。傅勒认为，托克维尔为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连续性提供了答案，但却没有给二者之间的断裂性提供答案，即在这样一种连续性之下，革命为何会爆发。对此，古参的研究能够从“事件”的层面提供一种参照。

与托克维尔类似，古参也为傅勒提供了两个层面的学术借鉴：其一是一种批判方法，其二是一种关于“思想社会”的理论框架。首先，傅勒认为，正统派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在于：他们没有将革命行动者的看法与学术看法区分开。这就导致他们依然陷入到了行动者所处的意识形态幻象当中。而古参则认为要获得关于大革命的真知灼见，就必须与事件行动者本身所提供的解释划清界限。换言之，古参将实际经验同对实际经验的批评区分开，傅勒将二者分别称之为描述史学与批评史学，前者注重概念分析，是一种“价值无涉”的社会学式的分析方法。后者则主张行为者本身的行为，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后者将所要分析的革命表象作为解释性的材料，而忽略了它们正是所要解释的东西。而前者则看到了表象中的建构性因素，并以一种概念和理论框架加以分析。

古参的“思想社会”理论便是批评史学的一个典型代表。傅勒认为，古参对长时段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事件的爆发、历史质层的断裂”以及革命本身的内在动力。古参与正统派一样，将雅各宾主义作为革命的中心现象。“古参憎恨雅各宾主义，但试图思考它”，傅勒认为二者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古参的批判方法并不将其引向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将其引向对革命的政治动力与文化动力的社会学分析。古参的中心命题是：雅各宾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类型的成熟形态，这种社会政治组织在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传播。古参将这种组织称之为“思想社会”，它是一种社会化形态，其成员必须去掉自身的一切具体特征才能融入到团队当中去，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文学圈子、文社、共济会会所、爱国俱乐部等。思想社会的运行基础不是某种经济与社会条件，而是抽象的民主观念。思想社会的目的不是采取某种政治行动 ，而是各成员之间表达意见，并形成一种共同的舆论与共识，进而加以传播与表达。而在古参看来，雅各宾主义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一种哲学的思想社会共识波及了整个法国社会，它构成了大革命政治关系的母题。这种哲学的思想学社所产生的集体意见很明显地体现了卢梭的公意原则，它强调社会集体是由原子化的个体组成，而政治则要服从于社会集体所产生的公共意见。这种一种纯粹的直接民主，但很显然，集体意见很难达成一致，于是公意转化为个体与某种抽象哲学观念的关系。集体永不会犯错，而对个体评判的权力则被某小部分领导团体所窃取。于是，思想社会的直接民主异化为一种带有极权性质的暴政，而这也构成了雅各宾主义的内在倾向——“机关藏在人民的影子里”。在傅勒看来，与其说古参批判的是雅各宾党人，不如说古参批判的是思想社会与雅各宾主义背后的运行机制，它意味着通过操纵社会共识来实行社会性的集体暴力，以平等的名义来捍卫自身的权威，而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不过是这一机制的产物而已。因此，在古参那里，雅各宾执政时期的法国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暴力展演，从思想社会到雅各宾主义经历了两个神话般的飞跃：将思想社会的共识引申为社会；共识统治国家。也就是说雅各宾党人以一小撮思想社会的共识代替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并以此来对整个社会实行政治控制。由民主的观念最终却导致了专制的暴政，这便是民主的悖论。

同时，傅勒还注意到古参将思想社会起源追溯到1750年前后，但古参并未探究其产生的原因。他的眼光只关注1879到1794年的革命事件背后的动力，而对这种思想社会为何会产生不置一词。傅勒认为，古参将哲学的思想社会当作是 一种给定的现象，而完全没有分析其历史根源。就像傅勒在最后所提出的疑问：“为什么这种话语要由法国人来发明呢？”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托克维尔对于旧制度的分析则为这种哲学话语的阐释提供了历史根源。由此，傅勒相当无奈地总结道，“托克维尔解释了1789年，却解释不了1793年。古参呢，倒是解释了1793年，但诠释不了1789年。”

而在我看来，托克维尔与古参之间的差异，可以看作是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方法之间差异的一种体现，而要如何调和这种差异，需要更多理论与方法层面的深度探讨。对此，傅勒并未给出答案。

三、傅勒与政治概念史

从法国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是“政治概念史”兴起的标志，它是70年代反叛年鉴学派、复兴政治史的潮流的一部分。这一历史定位也给我们认识傅勒提倡的“政治概念史”提供了两个关键的向度：政治概念史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政治概念史与新政治史之间的关系。

首先，政治概念史与年鉴史学之间有着相同的制度起源，二者都出自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具体来说，在1960年代雷蒙·阿隆的授课之后，政治史研究于1970年代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新兴起，具体表现为一批偏向政治史的学者入选高等研究院。而傅勒对于政治史的关注很显然也受到了阿隆的影响。比如，1985年，傅勒创办了雷蒙·阿隆研究所，一边收集和整理雷蒙·阿隆的文稿，一边开设有关政治哲学的课程。同时，政治概念史的提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正如我在第一节中所强调的，傅勒本人实际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从信仰到反对的过程。而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更使得极权主义成为傅勒等法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在1976年，傅勒就曾参与了《精神》杂志一期名为“革命与极权主义”的专题讨论，而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也浸透了傅勒对于现代极权主义的反思。到了1977年，傅勒开始主持一个政治学的讨论班，此时他就已经与“过于马克思主义化”的年鉴学派经济社会史研究断绝了关系。

但是反对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并不意味着傅勒对70年代之后的史学新趋向都全盘接受。事实上，傅勒对于叙述史的回归、碎片化史学等年鉴学派的新特征都加以批判。1981年，时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的傅勒就曾撰文批评年鉴学派存在一种“碎化的认识论与“新史学”无限制的追求，宣称年鉴学派不再具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同时他还坚决拒绝了经济社会史与新史学的其他取向。可以看到，尽管政治概念史在学术脉络上可以算作是“新史学”的一份子，但傅勒自己的史学观点并不是多元的，而是从“经济社会一元论”走向了“政治文化一元论”。从《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傅勒致力于论证的是“政治有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自主性”。他借助古参的理论试图证明的是雅各宾主义的革命现象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场域，它的最终动力是意识形态。而政治概念史所要做的就是按照就其表象（象征符号、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种种表现形式）对其进行概念化的分析。而在这当中，经济社会因素似乎完全消失了。而这历来被相关史学家所诟病。例如伊格内就曾评价道：“傅勒以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话语解释法国革命，这种话语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原则，法国革命充分展现了这些原则，并完全脱离了法国社会。”

傅勒的政治概念史强烈的一元论特征也与80年代兴起的新政治史格格不入。1988年出版的《建设一种政治史》标志着被年鉴学派压抑的政治史开始获得复兴。在该书两篇分别名为“现时史”与 “论政治”的前言与导语当中，勒内·雷蒙旗帜鲜明地宣称维护政治史，并提出政治史声誉的丧失完全是因为年鉴学派的批判。雷蒙提出，当前的政治史研究并不是要复兴原本那种仅仅关注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狭义政治史，而是一种广义的政治史。按照勒高夫的总结，政治史的革新在于从阳性政治取代了阴性政治。所谓阴性政治就是狭义上的政治，即与权力斗争相关的政治活动与制度。而阳性政治则泛指与政治相关的一切活动，将政治史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将政治界定为涵盖现实的所有其他层面的整体社会管理的关键点而使得政治客体重新获得承认。”与此相对的是，新政治史主张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将计量方法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由此我们就看到了新政治史与政治概念史之间的不同之处。新政治史在强调政治自主性的同时，也强调政治的社会性，反对政治一元论的解释模式。而政治概念史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某些特定的政治概念，例如傅勒所讨论的“思想社会”、罗桑瓦龙的“公意政治文化 ”等，这一研究路径很容易忽视地方文化与团体文化的影响。而反过来看，政治概念史也力图摆脱与新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根据罗桑瓦龙的概括，新政治史仅限于将政治生活当作是社会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而政治概念史的目的则是理解政治理性的形成与演变，即制约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团体的行动和看待未来的各种表象体系。从这个意义来说，政治概念史依然是年鉴学派总体史的延续。

总之，傅勒所倡导的政治概念史既是与传统的决裂，也是传统的延续。傅勒以政治史研究与概念分析的方法来反叛年鉴学派传统的经济社会史，但他自身也延续着后者对一元论与总体解释的追求，只不过他将“一切皆社会”替换为了“一切皆政治”罢了。

四、结语

本文实际上从三个维度审视了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第一，从革命史范式的角度来看，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后修正派的标志性作品，它是英美修正派与傅勒自身意识形态转向相结合的产物。第二，从文本自身来说，《思考法国大革命》遵循着正反合的结构理路，从告别正统派的纪念史学，以托克维尔与古参作为思想资源，从延续性和断裂性两个层面分别审视作为起源的大革命与作为事件的大革命，澄清了正统派在思想上的混乱之处。第三，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思考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傅勒的政治概念史范式的诞生。而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傅勒的政治概念史并未摆脱年鉴传统的影响。一方面，傅勒以政治表象的研究取代了对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但另一方面，傅勒的思想依然保留着某种一元论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