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命定的吗？只要回顾事件过程的涨落以及此起彼伏的抵抗，组织一下1789年那一年使矛盾化开的冲击，就足以想想这个问题了。一方是迟钝的君主政体和一个自私的贵族阶层，他们处于自身利益，出于反动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抱作一团；另一方是公民社会的其余部分，由一个富裕、野心勃勃但倍受挫折的资产阶级率领和驱使。前一个力量阵营并不像历史学家所想象的演变过程那样仅仅是抵抗，而是一股活跃的逆流：这是指定给“封建反动派”的角色（“封建的”，亦可称为“领主的”，这两个用语多少有点类同），就像“反动”这个借自力学的术语所标明的那样。这种反动被认为涵盖整个18世纪下半叶，既说明资产阶级的不满，因而是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贵族的条件。进步力量不但遇到传统的积习和国家的惰性，还碰上狂热地、几乎凶险地要重建往昔的制度和社会阶层，因此只有一条不可避免的出路：革命。 两个阶级阵线就像冤家碰上死对头，战场上拔刀相见。这样一个总的构图，仿佛又看到革命年代那些行动者对正在经历的时间的认识以及他们呢做出的解释。他们呢表达了革命意识的逻辑，而这种意识本质上是倾向于善恶二元论解释的，同时也倾向于社会现象的人格化。历史学家本来就有一种职业病，总是把某一境况的各种潜在性缩小到一个单一的未来，理由是产生的只是一个单一的未来；结果，革命意识逻辑在历史学家的这种职业病之上又添了只是简单化的毛病；知道现时代，只是简单化仍然伴随着形式政治暴力并为之提供理由。一元解释的诱惑力就是这样来的，无论置于那个层面都是如此：启蒙运动对蒙昧主义的胜利，自由对压迫的胜利，平等对特权的胜利；或者资本主义的到来对封建主义废墟的胜利；最后，出于系统利用过去和未来，所有决策机构都被笼统综合到某一逻辑图像中去了，让他们互相对立起来。所有这些情形其实都是出于同一个逻辑机制，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方法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从1789年起，这个机制就已经在起作用了，因为它就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性机制。

脚注【2】

这篇译序写完后，我获得莫娜·奥祖夫提供的一份有关傅勒生平的简要资料，其中谈到傅勒早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的一段经历：“对于1945年刚满18岁的年轻人，如果我们还记得那时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法国社会党的前身）声名狼藉的话，只有两个可考虑的选择：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在青年傅勒的眼里，两者都有民族主义狭隘性之嫌，但只有这两者能让人忘记战败的悲剧。对于一个不信救世主的共和派家族传统来说，在这两者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犹豫。所以在1949年冷战全面爆发之际，傅勒加入了共产党；他后来说，他这样做很不是时候。他曾多次解释，为什么那时加入法共能够充实资产阶级青年的愿望，因为那时的资产阶级青年自知是特权者，内心总有一种黯淡的负罪感：加入共产党能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保持一种神秘地依附工人阶级的幻觉，而通过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机制，这种归属还给他们提供一种全面解释世界的快慰。”据莫娜·奥祖夫说，1953年的柏林事件动摇了傅勒短暂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傅勒就与共产党决裂了。不过傅勒后来多次承认，“他欠了共产党的人情，因为毕竟从共产党那里学了一点东西。总之，自从那种魅力破灭之后，没等制度崩溃暴露出它的灾难性的总结，处于其中的政治文化风景对傅勒来说已经彻底改变了”（Les historiens; Armand Colin/VUEF，巴黎，2003年，第284-286页）。傅勒涉及他本人这段“共产党经历”的自述亦见于他所著《一个幻想的往事：论20世纪的共产主义观念》一书序言：“我跟我在此处理的主题有一段生平关系。‘一个幻想的往事’，我只要回到我的青年时代就能找到它；那时，从1949年到1956年，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今天尝试理解的问题与我的经历分不开。我从内部亲历过那种幻想，如今我顺着往事之路回到它最为流行的一个时代。在我为之写史的时候，我应该为那段往事后悔吗？我不这样想。”（Le Passé d'une illusion，巴黎，Robert Laffont/Calmann-Lévy，1995年，第15页）

正是从共济会开始，古参所说“社会精神”取代了古老王国的社群精神。它侵入到贵族、大法院、行业管事机构、行会乃至社会的整套机构内部，在这些地方传播它的抽象原则和人民意志观念，以此代替社群精神掌管的利益。它树立了共识的宗教，树立了一种对摆脱一切滞重感的“社会”的崇尚，树立了一种等同于社会自身的权力膜拜。

这样，《旧制度》一书里托克维尔历史描述所在的基本层面不是经济现象，甚至也不是处于自身结构及其不同阶级历史之中的社会。而毋宁是法国人的精神状态，即人们称之为气质或民族性格的东西，被作为民主倾向和贵族倾向两军对垒的领域来考察，分成赞同中央集权和抵制中央集权两大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