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婷婷评《堂娜玛利亚的故事》︱个人记忆与社会共识中的庇隆主义

近年来，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美洲深处”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出版的拉美思想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理解拉丁美洲”系列文库等丛书，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拉美文化和思想的引介热潮。这一趋势回应了当今中国跳出西方知识框架、深入理解世界的需求，尝试完善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实践的认知谱系。离中国最为遥远的拉美大国阿根廷虽然经历了独特的文化、政治和社会思想变迁，其中的曲折却并不为华语学界所知。今年适逢中阿建交五十周年，这一隔膜也在此刻被打破，阿根廷最为经典的政治文化思潮——“庇隆主义”也进入了中国学人的视野，成为我们开启这一南美大国精神全景的一把钥匙。

庇隆主义可以说是阿根廷乃至整个拉美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之一，也是热门的民粹主义研究中的经典案例。就阿根廷国内而言，研究庇隆主义的书籍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庇隆研究院藏有国内外所有研究庇隆的传记、文献、书籍、资料、影音资料等等。阿根廷学界每年都召开庇隆主义研究大会，研究的内容丰富多彩，研究角度也令人目不暇接。欧美政治学界对庇隆主义的研究一如庇隆本人对阿根廷的影响，被这经典案例一分为二，支持与批判的双方各执己见。但无论如何，双方都将这段历史作为已知的既定前提。

事实上，这段历史究竟如何，还依赖更多学者扎实的史料分析和深入研究。欧美学界研究该运动的著作不算太多，丹尼尔·詹姆斯可算是研究阿根廷工运史最著名的欧美学者。作为英国学者，他相较于阿根廷学者有一些优势：可以远离庇隆派和反庇隆派的意识形态之争，批判性地与阿根廷官方叙事保持距离。但是，他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还是导致他亲善庇隆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他另一本著作《抵抗与整合：庇隆主义与阿根廷工人阶级（1946-1976）》从工人的政治文化角度详细梳理了庇隆主义工运史，采用了口述证词、话语分析的方法，多元化的档案甚至包括了探戈歌词等文化资料，是将传统工运史研究转向工人的政治文化和身份研究的先锋，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方法影响了几乎所有的拉美工运史学者。在前期的研究基础和新文化史兴盛的背景下，《堂娜玛利亚的故事》是作者上一部著作的延续，是对庇隆主义工人微观层面的深描。

玛利亚·罗尔丹是一位肉类加工厂碎肉车间的女工，热心于工会运动，还曾参与创办劳动党，凭借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演讲能力，成为第一批庇隆派中较为著名的人物。将她作为采访对象，对于研究庇隆主义的口述史学者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她出生在被称为“庇隆主义摇篮”的贝里索的一个移民家庭，在阿根廷曾经的支柱产业——肉类加工厂工作。移民小镇、庇隆主义、肉类加工业、工运，这些都是最具阿根廷特色的庇隆主义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主人公的女性身份，又为这一口述史研究带来了不同的性别视角。

在阿根廷国内工业发展的阶段，工人为了提高权利和改善工作条件，发起了诸多的反抗行动，他们认同庇隆、信仰庇隆主义，庇隆自上而下推动了工人权利的改善，将各行各业通过统一的工会组织起来，其妻子艾薇塔通过慈善事业将穷人、底层民众、妇女组织了起来。这两位领袖依靠自己的魅力，实践了一种拉美特色的宗教性政治。但是在庇隆流亡期间，庇隆主义群体开始出现新的分裂，覆盖了极左至极右整个政治光谱，以争夺庇隆主义遗产来凸显自身的正统性，也带来了庇隆派内部许多的暴力冲突。1973年，庇隆的回归也没有能统一这一群体，很快，随着庇隆的去世，这些冲突愈演愈烈，再加上其他派别的组织中也出现了革命派，高涨的社会和政治暴力最终以军政府上台镇压收场。直至今日，各方对庇隆主义遗产的定义和争夺依然在继续。

理解这种宗教性政治的起源、发展和终结，是阅读和思考罗尔丹女士个人生活史的重要背景。作者进而以日常生活和情感角度出发的微观口述史书写，将大背景和个人命运结合起来，让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有血有肉的故事，从个人角度感知历史。但是，这样的书写方式也包含重大缺陷。因为，只基于一位亲历者的经历也可能是片面的。著名拉美史学史家何塞·莫亚曾指出，此书依靠单人的证词，而口述史须依据集体的记忆，这就让这样的工作很难成为“信史”。

本书的体例也试图弥补这一“单人口述史”的缺陷。与以往常见的口述史著作不同，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玛利亚·罗尔丹采访的口述证词，第二部分是作者对这一文本的阐释。作者采取的这种文本与分析割裂的安排，呈现了严谨客观的研究效果，但读者只能获得片面、碎片的故事，无法享受一个讲述完整、条理清晰和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阐释部分过于文学理论化的话语分析也容易引起史学家的侧目。此外，作为中国读者，如果缺乏宏观层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就无法对作者的分析产生足够的共鸣。即便如此，瑕不掩瑜，作者从口述史和强大理论背景的阐释本身出发已经是一种非常前沿的实践，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历史与文学在文本分析上的区别，历史学还是要从文本回到这个世界，而不是止步于文本。

这部微观史研究究竟给宏观政治史带来了什么新的补充？有没有打破学界和民众对庇隆主义的一系列“固有认识”呢？詹姆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突破了既有庇隆主义研究的模式。第一，他指出庇隆与工人之间更为微妙的连接方式：詹姆斯非常熟悉庇隆主义官方叙事，也非常熟悉工人和工会的官方叙事，作为历史学家，他清楚地了解到，庇隆和工人之间并非完全和谐的关系。因此，他更感兴趣的是，两者的协商和妥协是如何实现的。从口述史文本看，罗尔丹女士非常谨慎地处理了这一问题，这让作者颇为遗憾。罗尔丹女士与庇隆之间的关系叙事不多，她经由工会和个人抗争获得的尊重和权利，与庇隆本人的工作之间是否是呼应关系，以及如何呼应，有信息的缺失。

庇隆

针对庇隆对工人、工会和工人政党的负面影响，罗尔丹女士依然是通过模糊处理、回避问题、改换时间“记错”等方式，避而不提或者进行淡化。例如，庇隆对劳动党的压制，她用他人的道德问题来解释，例如，带给庇隆主义负面因素的都是其他人，随从的人，拍马屁的人，为竞选出钱的人，这些人让庇隆主义变得资产阶级化。再例如，当作者问及民粹主义的弊端，提出制度比人长久时，她选择沉默，随后回答“人民的痛苦……”（82页），也就是说，人民的痛苦需要抚慰，制度很难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短时间的圣人般的安抚是他们最可能得到的东西，他们满足于此。庇隆执政后期的乱象，她只是很简单地总结为执政时间不够长，阻力大，无法推进更多的改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作者找到的解释是，她必须将叙事的个人模式汇入政治模式，将她的个人轨迹与庇隆的重合起来，才能获得人生成功的意义，捍卫自己的尊严。作者将其称为史诗性叙事，体现了个人一种精神上的需求。对于庇隆这样的英雄和史诗般的存在，民众只需要他存在就行，不需要他继续当总统，不需要他继续为人民付出，甚至他健在与否都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虽然他去世时，无数人为之落泪，但这丝毫不影响在他流亡十几年间，许多工人将他束之高阁，从更为实际的角度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对这些分析心有戚戚。我在阿根廷做过类似的采访，也曾经有同样的疑问。许多庇隆主义工人无法清晰回答，既然庇隆与工人的关系如此和谐与密切，为何1955年当庇隆被迫下台的第二天，没有工人上街捍卫他们敬爱的总统。罗尔丹女士的解释和许多同仁一样，当时工会不允许罢工上街，要服从工会的纪律。她也描述了当时工厂内部安抚工人的措施，提高工人的待遇，工人情绪稳定接受了领袖缺失的事实。这就说明，当时的工人与庇隆之间的神话般的关系是有缝隙的。按照作者的分析，模糊处理历史是他们叙事自洽的策略，庇隆与工人关系的神话般的叙事不能被打破，因为他们个人的成功与奋斗是与庇隆主义勾连在一起的。

第二，作者从微观层面展现了对民粹主义运动裹挟下，民众僵化的二元思维框架。罗尔丹女士反复提及资产阶级与工人的对立：富人道德伦理上不如穷人，工厂等同于恶的场地，工人生来高贵等等。她在叙述自己竞选议员失利的故事时，就采取了这样的二元框架：另外一位资产阶级女士，为竞选出了钱，就被列入候选人了，而她这位高贵的工人却被排除在外。她被排除在外，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她的忠诚度受到了质疑。这样的叙事是一种大众宗教用语的文化表达（270页），这种二元表达中，尤为突出的是异常敏感的阶级或阶层区分。在弗朗迪西试图劝她加入激进党时，她的描述也是如此，她是属于“grasitas（底层），cabecitas（小人物）， el populacho（老百姓）”（101页），激进党主要是白领，而她在政治上只能认同穷人的救星。从这点上，我们其实可以将民粹主义中领袖对民众卡里斯玛的“蛊惑”，理解为一种反向的行为，即领袖将大众民众文化纳入国家政治生活。

第三，作者将庇隆主义解释为“宗教化的政治”，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政治。人们通过情绪，而不是通过官方意识形态教条，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主导这一情感逻辑的是阿根廷工人大众默认的某种“以伦理为基础的政治”（267页）。作者反复提及“感觉”这个词，文中莫龙市市长也表示，庇隆主义的精髓是区分庇隆主义和非庇隆主义者的一种基本“感觉”，是一种文化符号，“我们的口号、我们的歌曲、我们的大鼓、我们的照片、我们的进行曲、我们的象征，这些是体现我们历史的巨大财富”（332页）。不同群体对庇隆主义的争夺就体现在对这些过去的符号和历史经验的争夺上，通过标榜自己为正宗的、忠诚的庇隆主义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

罗尔丹女士也不例外，她对庇隆忠诚日“10月17日”记忆的反复运用就是一个例子。她强调自己的身份始终都是庇隆主义者，与其他的极左极右的庇隆主义者不同，更为忠诚，遵从庇隆的初创学说，是捍卫正义的光荣的卫兵。这里，叛逆者与庇隆主义划上了等号，虽然她将自己塑造为叛逆者，但这种叛逆者是有限度的，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反抗不公正的待遇，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只能喊出遥远和模糊的反抗声。所以这里的叛逆，也不是后来拿起武器反抗这些不公制度的叛逆，这些起义的年轻人在她眼中是“疯”了。这也是老一代庇隆主义工人积极分子的普遍行为准则，这种准则主导了他们对激进庇隆派的普遍看法。

以罗尔丹为代表的许多庇隆派，对政治的理解也是宗教性的。他们将政治理解为艾薇塔式的，即爱每一个人，平等对待每个人。虽然阿根廷是个天主教国家，但罗尔丹女士因为家庭原因和出于对天主教的失望，加入了福音派浸信会，坚定地信仰耶稣，相信他是为了普罗大众才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她才会积极投身公共事业，为孩子和老人说话。这里可以看到这种抗争性的宗教根源，与拉丁美洲后来兴起的解放神学有异曲同工的逻辑底色。

第四，作者还花了很长的篇幅，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证词和罗尔丹女士的诗歌，从中分析出她在性别问题上的紧张与失调感。作者认为玛利亚塑造了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形象，受到工厂工会其他男性的尊重，塑造了理想的家庭和夫妻关系。但这与她塑造的叛逆女孩对抗权威的形象有所违背。作者认为这是庇隆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响，庇隆通过立法和政治运动，赋予了妇女很多权利，同时也规劝妇女守好灶台。罗尔丹女士的证词体现了官方修辞与民众文化中的刻板套路的互相强化。

正如作者所说，口述史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个人的公共行动、社会协商和各种政治力量对意义的塑造与争夺交互作用的结果，对罗尔丹女士这样高度介入政治生活的个体来说，这一论断更为正确。她的故事是一种庇隆主义左派的官方叙事与个人抗争叙事的混杂体，她对记忆进行了剪裁，没有提到庇隆派内部的内讧，忽略庇隆主义的负面影响，刻意“遗忘”了性别歧视，其主要目的是疗愈自己的痛苦、与庇隆主义主流叙事勾连、保持人生成功逻辑的一致性。同时，口述史也渗透着访谈人与他的访谈对象的交流，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詹姆斯采访另外一位劳动党创始人、后来的反庇隆派雷耶斯时就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底色的相斥，作者无法接受雷耶斯与社会协商后的这个记忆版本，无法与他达成共识。因此，如果说口述史具有重构、诠释、修复、达成个人与社会共识的特性，那这也是史学研究和史学家无法逃脱的宿命，史学研究最终也是史学家对记忆的一种重构、诠释、修复，是与他人和社会达成的一种共识。

在当代中国学界，“庇隆主义”常被简单等同于“民粹主义”或“民众主义”，对于这一思想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它对阿根廷社会的复杂影响，较少有深入的文献可供参考。本书既包含一手的口述史实录，又有充满洞见的史料批判，国内学者想要深入理解庇隆主义对阿根廷基层社会的深刻影响，这本书可提供重要帮助。这场以庇隆名字命名的运动凝聚了利益、看法和观点各异的人们，他们合力形成了争夺领导者名义的运动。在这场热闹的争夺战中，二十世纪阿根廷社会的主要矛盾得以在细节中展开和扭曲，对裹挟其中的普通民众产生了影响。这种民众和领导者在政治运动中相互博弈、相互塑造的过程，成为阿根廷当代政治思想的核心体现，也为我们借由阿根廷这一他者，理解拉美“民众”概念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借鉴之道。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