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主义中的速度沉迷及人的异化迷思

一、引言

大名鼎鼎的赫胥黎有言，“速度，提供了一种真正的现代乐趣。”

马克·泰勒无疑与这位大作家持有相反的意见。在作品《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中，现代人痴迷于提高速度，对速度的崇拜提升到神化的境地，这带来的却是深重的痛苦，而非乐趣。他试图用作品警醒人们，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有可能使现代人陷入连赫胥黎本人都难以想象的乌托邦式噩梦。

在“速度革命”中，速度成为区分社会经济地位的工具；有些人的生活被迫加速，有些则被迫放缓；有些人得到流通的价值财富，其他的人则落入一无所有的囹圄；有些人领先，有些人落后——不论输赢，所有人都明确感受到这种“速度至上”主义所带来的不安、焦虑和不满。泰勒指出，这种新的价值规律背后，是新形式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

通过马克思所推崇的历史与逻辑结合的思维方法——“首先是神学上的革命，然后是哲学上的，接着是社会政治的革命，最后，经济上的革命持续地改变着当今世界”——本书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宗教性进行溯源，找出它根植于新教改革的逻辑线索，带有无与伦比的宗教性，“市场神正论”已然深入新时代资本主义信徒的心中。

金融资本主义和速度沉迷的宗教性，成为本书中两条不可分割、互相缠绕、依存攀升的主线。泰勒通过铺陈大量丰富的史实和哲学理论以深入剖析速度沉迷本质的同时，也发出了沉重的质疑和呼吁，深陷资本主义囹圄的现代人该何去何从？如何才能“戒除”这种上瘾症？

二、现代社会的速度沉迷

如若套用经典经济学的分析，那么金钱和时间是两种“越多越好”的商品，而它们在现如今的时代中以彼此作为代价。我们可以画出一条这样的负斜率预算线：拥有的时间越少，则金钱就越多。在金融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中，用时间（或者闲暇）以换得金钱俯仰皆是。

这种对速度的崇拜产生了两个副作用：一个是长远规划的消失，另一个是长期记忆的瓦解。

在《为什么》第一章中，泰勒首先阐释了现代社会中速度迷狂导致的某种规则性改变，及这些改变的副作用。对速度的痴迷宛如某种形同斯蒂芬·科恩所提到的“文化忧郁症”。现实生活中，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数不尽的未来规划以及仿佛能一眼望到尽头的追逐速度而亡的生活，人们往往产生一种当年火车载着第一批乘客时他们所感受到的“发生事故的极大可能性，以及对疾驰的列车无法施加影响的无力感”。人、商品和金融界错综缭乱的新闻及变化，时时创造着一种眩晕感，就像过快的火车疾驰着，使人迷失了一样。

致力于节约时间的社会的出现，将效率、GDP和经济增长率奉为圭臬。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技术不断进步，对速度的驾驭和掌控都在日渐增强。泰勒在书中对火车和电报信号、提高计算机速度的微处理器和提高大脑速度的药物（利他林，阿德拉等）的讨论中，皆是技术推动处理问题的速度提升的典型例子。

然而，那些本应节省时间的技术却消灭了时间，那些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自由的进步却让我们付出了更为沉重的时间代价。正如泰勒所强调的，技术上提高的生产力和它所承担的、本该不断增长的富裕，并没有导致一些乐观主义哲学家所预测的人类的娱乐时代的到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道，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人类将面临他真正的、永久的问题——如何利用他从紧迫的经济忧虑中获得的自由，如何利用科学和复利为他赢得的闲暇，明智地、愉快地、良好地生活。”[3]

虽然生产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着，也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等量商品的社会平均时间不断缩减，但似乎越来越少的人遵循哲学的建议——选择时间而不是金钱。相反，我们似乎致力于发展得越来越快，工作得越来越努力，只是为了跟上时代。这相对于索尔斯坦·维布伦的空闲阶级理论无疑是一个奇怪的逆转：在21世纪的社会中，无所事事地过着充满闲暇的生活，意味着比过着被剥削剩余价值的生活有着更低的地位（或阶级），而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越来越缺失的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中所显现的自由。

因此，速度似乎是一剂毒药，利用它，我们失去了为之争取、力图拯救的所在：自由的时间。尽管普遍的期望是技术上的速度提高会给人以更多的可分配自由时间，但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景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三、速度沉迷现象背后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

泰勒在书中毫不掩饰地指出：高速连接的无所不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技术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不如说，技术被社会、政治及经济和金融（这是最重要的）的力量所驱动，同时，技术也被特殊的价值观塑造，这种特殊的价值观拥有着隐秘却漫长的历史——与金融资本主义是难舍难分的。

资本主义的历程是不断发展、矛盾不断激化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工业技术扩大了一切事物非物质化的进程，这首先招致了消费资本主义，进而带来了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在微观方面，经济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的活动愈发被金融活动所影响。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是当前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突出表现，它改变了以往的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极大地强化了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支配作用，带来了“社会生活金融化”的新趋势，形成了以金融资本主义崛起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大转型。

随着金融市场改变了政府运作模式、企业治理规则和家庭理财方式，使人们形成了新的金融投资文化理念。金融化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不仅由经济 “效率”驱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 “权力”（国家权力、金融市场权力）驱动的；金融资本主义不但是一种政治经济体系，也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体系；在金融市场貌似公平、平等的外衣下，也蕴含着深刻的不平等和权力关系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社会上层与社会中下阶层等）；金融化在某些方面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及全球经济社会体系的不稳定和不平等。[4]

泰勒指出，“这些发展中最关键的变异在于，物质和非物质网络的交叉，将影响、表象、信息和数据从具体对象和实在事实中逐渐分离了出来。”[5]

正如马克思的预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对于在自由市场中逐渐出现的不兑现货币，马克思深感担忧，而倾向于黄金。他认为，黄金是安全锚点，是“坚固”的所在，可以作为稳定经济的基础，从而担心黄金的消失和金钱的损失会对经济产生不稳定的影响。“流通过程中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存在变为金假象，或者说，把铸币变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一种象征。这种倾向甚至为现代的法律所承认，这些法律规定，金币磨损到一定程度，便不能通用，失去通货资格。”名义价值与实际重量的分离区分了两种金币，“使铸币的金属本质同它的职能所分离”。这个发展，马克思警告说，“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6]。而现如今，当黄金都兑现成货币符号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货币当局任意打印纸币，直到它变得像印刷纸一样毫无价值。

尼采与马克思一样关注货币重量的丧失，但还意识到无实体的符号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甚至影响到“真理”的存在。“那么，什么是真理呢？”尼采设问，“真理即一群运动着的隐喻、转喻和拟人化，简单来说，即一组以诗意的和修辞的方式被提高、转化和修饰了的人类关系，并且这些关系在长久的使用之后被一个民族视为固定的、规范性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人们已经忘了其为幻觉的幻觉，是被用坏了的、失去感性力量的恶隐喻，是磨灭了图案的硬币，它不再被视为硬币，而是被视为金属。”[7]

尼采对真理和硬币不无讽刺的类比表明，他对上帝之死的理解亦可以转化为经济学概念。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货币如同上帝一样，是在确定性和安全感逐渐消失的世界中，被创造出来以提供确定性和安全感的幻象。就语言学术语来说，黄金和上帝是这样一种符号，它们被构造出来就是为了否认它们作为符号的地位，以此来为所有其他的符号奠定意义和价值的基础。然而，这些基础是可疑的，因为附着于黄金和上帝的价值才真的仅仅是信仰行为的表达。上帝和黄金就算是有价值的，也仅仅是因为人们关于它们的一些并不坚实的信心。某种程度上而言，这象征了资本主义交换中真理的消失。

这也导致了社会中处处充斥着人的异化问题。纸币，随着科技发展，从一种有价值的材料转变成一种没有内在价值的符号，一旦在物品和符号之间做出了区分，能指（符号）和所指（物品）最终就会不可避免地分离，经济活动也中将在某一时刻成为纯粹符号之间的游戏。而在金融资本主义中，理性人追逐着金融的泡沫，而金融市场中的流通手段，完全实现了物质化与意义的分离。美国政治经济哲学家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指出，“……但是，如果没有其耐久性适合于使用并建立一个世界（它的永恒恰恰与生命的短暂形成鲜明对照）的东西，使人在其中有家园之感，那么这种生活就不是属人的。”[8]因此，金融的物质化（鲜明的耐久性）与意义（泡沫的短暂）导致哲学意义上家园感的丧失，使得今天的人们不得不对归属感问题不断反思，处境迷茫。

四、速度沉迷的溯源：资本主义中根植的宗教性

学界普遍认同，资本主义历史中值得注意的显著时刻或转折的关键点包括：对金本位制的弃置、影响了整个19世纪中期的交通和电信革命、19世纪后期科学管理劳动的实践，以及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在所有的这些时间段中，最不为人所知、同时也是泰勒着墨最重、与速度沉迷最相关的，是最后一项。

这也许是我们高速、非物质化生活的故事的一个不寻常的开始。在对以往历史哲学学者的报道，如知名的速度理论家保罗·维里奥更脍炙人口的理论中，鲜少提及对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和宗教改革。泰勒关及这一重要历史的叙述，主要受启发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正如泰勒在书中所概括的，资本主义历史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因为新教形成了商人、银行家和购物者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思想，他们将这一切都置于资本主义市场之上。资本主义意味着依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去追求持续的、可预期的利润。对利润本身的贪婪不是资本主义，只有追求的是持续的、绵延不绝的、并且是可预期的、可计算的利润，才是资本主义。也正是经济市场一次接着一次地扩张，对社会管制松弛、权力分散和私有化的要求愈加提高，而这些成为新教内向型宗教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价值观，这种分散化与天主教会的中央集权截然相反。因此，“宗教改革为其后直到当代的金融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用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名的术语来说，路德非正统的救赎经济对宗教和教会起到的是私有化、解除管制和去中心化的作用。”[9]

现代人的速度沉迷，即，金融资本主义将之推向极致的某种信仰，也能在新教改革中找到其开端，新教改革将加尔文那“看不见的手——神意”，转化成了亚当·斯密无懈可击的现代市场理论。因为宗教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工作伦理，即上帝会奖励那些工作努力、勤俭持家的人们，世俗的成功成为一个人获得恩典的标志。这也就将真实（神性）重新定位到信仰的不可见内在性，而不在乎于某些上帝显灵的可见神迹（如耶稣在水面如履平地）。

现代经济学中，市场就像某种神灵一般，总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救赎的历史从此被改写为市场的历史，并且由此创造了一个世俗版的神正论，对那些信徒而言，‘所有事情都为好和善而做’（罗马书8:68）。对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这种堕落是幸运的，因为上帝总是从恶中带来善：而对那些虔诚的经济学家来说，贪婪是好的，因为全知、全能、全在的市场总能从自私中创造福利。”[10]

一系列事物伴随新教改革产生了：印刷术随着推广新教改革的需要被大力发展、新教的改革打破了教会对文化的垄断、被标准化的一切从欧洲蔓延开来。火车和标准时间的出现代表着对时间和空间隔阂的抹杀，印刷速度的加快令信息和创造材料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教会文化垄断的打破使得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受教育的劳动力得到培养……“效率和科学最后变成了商业界的流行术语……对效率的特别关注实际上是痴迷速度的表现。”[11]此种价值观念的典例之一是现代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他将提高效率的观念推行到了极致。科学管理承诺通过减少生产时间以提高效率，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有必要通过规划员工更快工作来节省时间，按照这样的逻辑，“最大生产力”就等于“最大繁荣”。

每一个显著的历史趋势——工业革命、报纸的出现、文化的传播和技术革命的来临——都是对速度的人类共同需求的奉献。在泰勒的笔下，速度本身不过是一种宗教式的迷恋。其教堂就建立在金融界中：投资大楼、亮闪闪的银行，它们是现在最高的建筑，亦是人们拜物的祭坛。而这些从事金融和经济的人们则是高级祭司，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神圣著作的激励下，致力于将时间换取金钱的行为变得富有仪式感。而这种对速度的迷恋正在迅速超越金融领域，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泰勒的主张，就像马克斯·韦伯的主张一样，这并不是说新教造成了我们当代对速度的沉迷，而是说无意中做出了奉献——若是没有新教改革，也许改变了整个社会经济和速度的那些技术就不会出现了。

五、速度沉迷后的伦理迷思

对于速度沉迷现象的反思，如同所有现存的严峻问题一样，最终滑向了寻求方法论的谜题：我们能做什么来拯救时间？真正地、从这种毁灭中拯救时间？——放慢速度，而且要迅速彻底——答案近乎悖论，且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泰勒记录了一些近年来出现的各类以慢速为主题的社会运动，但却不满于这种“从世界的狂热中退却”。因为这种退却缺乏一种紧迫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急剧的变革，犹如资本改良主义的一味追求量变而无法质变。

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处在泰勒所描述的华尔街和拉斯维加斯那样高速、高收入的社会，但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状况，他指责了有效市场体系中所存在的系统性低效率。这使得市场对不同阶级人的惠及不成比例，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此外，本应将人类联系在一起、使信息传播更加平等的高速技术，却招致了令人困扰的社会分裂：阶级匹配、财富相当的人们在此促成下形成小团体，并藉由信息不对称控制那些低阶级的人们。社区捆绑、个性化的推送、“大数据监控”促成了具有强大政治和经济影响的人口结构变化。社会上不均匀的透明度和连通性，造成了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不均衡分配。许多人正被抛掷最后，乃至被摧毁了整个人生。泰勒所说的“通过连接来划分”已经不言自明地自证这一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规则。

速度沉迷还要付出沉重的心理和情感代价，凸现了此论点的是“生活的再程序化——心灵的去程序化”一章，其中，大量的个人事迹和定性研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人们出于心切的本能，迫切追逐社会中他者的步伐，却发现注意力被处处充满信息连接的世界中的诱惑所打破——信息的流通使得他者的概念被局限化，人们最关注的往往是社会金字塔之顶端的那少数人。使人担心的是，人们在这种无意识的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奔驰得越来越快，而成功的价值和意义却被忽略在一旁。信息时代的生活，由持续的评估和考试（高考、工作绩效评估、个性测试，等等）构成。但是，尽管能成功地通过这些环节、取得高分，泰勒所观察的大学高材生们依旧 “匮乏能量、激情和热情”，很少关心 “是什么真正驱动了他们达到此处”，即使他们身处全美最好的大学之一。

在最后一章“大崩溃”中，泰勒的伦理关切达到了巅峰。消灭了时间之后，技术的加速似乎也即将消灭地球——至少证据表明，这种加速对地球的重塑是毁灭性的。因为气候原因，地球的生态系统也正经历着大崩溃，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实在也正向非物质化倾倒而去。泰勒认为，与人类最接近的不再是与世俗事物紧密关联的的物质现实，而是缺乏任何世俗参照物的金钱、是不断创造着虚幻欲望的电子屏幕。

《为什么》不仅是一部金融资本主义的溯源史、一部现代生活的病历，还试图告之于读者某种倾向，即居住在由高速技术驱动的经济中，应对增长和效率的承诺持怀疑态度。本书通过囊括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从而揭露了在其他学者的作品的中没有出现的模式——关及艺术、经济、技术和宗教的现代化——让这些既是独立又紧密联系的领域激发出一种“时代精神面貌”，被速度所改写、影响遍及而分散的、有待辩证批判的弊病。

对于书中每一行句读都能见之的质疑：如何才能使金融资本主义对现代人的荼毒不再继续下去？如何才能真正地慢下来、过我们应有的生活？泰勒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写道：“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想要生活得比我们更好，那他们必须学会一个我们早已遗忘的道理——少即是多，慢一点更好。”[12]他如同一位站在灯塔顶端的道德先锋，于其克制而冷静的描述下，显露的是写作背后的究极伦理关怀。

[1] Aldous Huxley Wanted, A New Pleasure Music at Night and Other Essays(1931) P15-16

[2] 《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8版第44页。

[3] John Maynard Keynes, 1930,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4] 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 [J]中国社会科学 2018-12-006.

[5] 《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8版第141页。

[6] 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126.

[7] 尼采，《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

[8] 阿伦特，《人的境况》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178页。

[9]、[10]、[11]《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8版第52页、154页、87页。

[12] 《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8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