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战争，说到底还是瘟疫

整篇故事可以拆分成几个不同主题的小故事： 1.姐妹之间的情谊。格尔达幼年时期躲在床下，目睹温柔的姐姐难产死去。姐姐在父亲看来“嫁得很好”，给家族带来了荣耀，然而在姐姐和腹中婴儿一同罹难之后，姐夫带走了姐姐出嫁时的嫁妆，从此淡出了他们的生活。文中一再提到那个“S”型的伤疤，既代表“姐妹”，也代表“庇护”。妹妹凯瑟琳的来信像一缕清风，让她从幼年时忘掉祷告词的内疚之中获得救赎，并暂时忘掉自己为人妻为人母的身份，借以摆脱家庭生活中的种种繁杂琐碎。与格尔达不同，凯瑟琳的婚姻获得了父亲的认可。这或许让格尔达感觉到一丝慰籍，似乎自己也因此得以与父亲达成和解。不幸再次袭来，凯瑟琳再次猝然离世，格尔达在惶惑中只来得及在车站见到妹妹最后一面，不顾一切地将妹妹的头揽在怀中。 2.原生家庭给予的温暖与保护，与此同时带来的畏惧与不安。相比彼此虽然交谈不多但心意相通、情意相投的姐妹，母亲隐退到了幕后，面目浅淡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她是那个时代隐忍而无言的女性形象的代表，一生中多次经历丧子丧女之痛，只有不知名的小坟墓记载下了她的伤痛。父亲的形象是典型父权制社会的大家长，书中对他几乎也没有正面描写，更多地通过女儿对他的畏惧、愧疚、始终抱持着依恋和期待又无从开口的复杂情绪折射出来。他希望女儿们嫁个好人家，只要有身份有财富，即便是神父反对的新教徒，也可以获得他的认可。他希望格尔达按他的期望成为修女，成为给上帝的“最好的奉献”，格尔达却辜负了他的期望，选择去追寻世俗生活的幸福。他轻蔑地称格尔达的丈夫为“穷鬼”，始终不曾选择和解，却依然担心女儿的安危。为了回到丈夫身边，格尔达只能在妹妹的帮助下偷偷“逃”回去。父亲的影子渐渐远去，化成格尔达心中抹不去的歉疚和遗憾。 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德国开战。宁静的小镇被卷入战争和仇恨之中，德裔美国人原本以为在美国的土地上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一夜之间变成众矢之的，因为自己的名字而沾染了原罪。一向安分守己的德裔美国人需要隐藏自己的口音，审慎地避开原本亲密的邻人们审视的目光。格尔达在火车上亲眼见到几名年轻人对一名德国男子犯下的暴行，和同车的人一起成为默许这一切的“共犯”。她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但第一反应是明哲保身，保护好几个幼小的孩子。她无法向父亲和丈夫述说这场暴行带给她的不安，一方面因为连她自己都无法相信这种怪诞的现实，另一方面因为她身边的男性都在回避这种尴尬局面。 尽管风雨欲来，尽管敌意和不加掩饰的恶意让他们惴惴不安，尽管夫妻间的日常沟通并不总是那么惬意，但是他们是一对朴实的农人，每天只要有事情要操劳，有吵闹的孩子要安抚，日子便这样悠长地过下去——除非战争的残酷逼到眼前，征兵令和曾经相谈甚欢而如今势同水火的邻人非要迫使一个年过三十二、家里有好几个孩子等着养活、妻子即将临产的德裔男人奔赴前线。 4.故事的前面大部分都被这种不徐不疾的家庭情感线和酝酿得几乎太久的不安情绪笼罩着。直到临近最后五分之一的位置，高潮才来临了——与战争无关，战争似乎只作为一个噱头，甫一露面就销声匿迹了。因为更可怕的一场战争以更猛烈的势头袭来了。死亡阴影陡然笼罩在人们头上，这次已经不分种族，也无关国度了——瘟疫横行，富人和穷人、敌方阵营和己方阵营都难逃此劫。这段故事编排得十分应景，也写出了几分类似经典“黑死病”著作中的恐怖景象，可算全书最精彩的篇章。前面铺垫了许久的人物也终于达成圆满，以各自的行为选择为人物性格补上最后一笔。 坦白说，西方小说有两类，一类丝毫没有隔阂感，无论故事安置在哪个时间、国度，都可以无缝衔接地切换到自己身边；另一类则始终让人觉得隔着一层，好像书中人物说话和行事的方式都因为宗教和文化原因而截然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一切。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属于后者。我一直在很费力地摸索，试图以自己的经验去为人物架构可理解的行为和思想范式，然而始终迷惑无所得。直到最后，也许是瘟疫的主题太有共同感，压倒性地化解了一切疑惑。人间的一切事，都不再是个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