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时代进程 拥抱美丽未来

作者作为大陆出身的新加坡学者站在体制外以学术的观点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分析和解读十九大后的中国政治机制机理、演进和风险，从务实的角度跳出意识形态来做学术分析，研判中国的未来趋势，本书出版于2019年，我们可以从现在的维度可以部分验证书中的观点是否经受住了实践的证明，再沿着这个思路解读中国未来的走向，毕竟谁都想踏上时代的进程，站在风口上，连猪都能飞起来。

一、政治改革侧重务实，略有成效但仍有较大改革空间

第一部分政治改革。政治变革首先取决于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20世纪80年代于国内来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于国际背景而言，美苏两大阵营仍然对峙，但英美已经开启了经济变革，当时的政治精英的共识就是要富国强兵，邓小平做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主题的重要判断。于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开始施行市场经济，同时政治改革也在加速进行。当时的年轻一代领导层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早期的改革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中后期则滑向追求理想主义的民主价值。经济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功，但“党政分开”的改革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促使“党政”成为了两张皮。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邓小平南巡启动了新一轮改革，新的改革思路把经济和政治改革分开来，把重点置于经济改革。市场经济概念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为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政治领域侧重于务实的细节改革，但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解决了老人政治问题，比如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再比如法治改革，随后又提出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十八大以后鉴于党的领导有所弱化和腐败盛行的现象，为反腐败更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需要，领导层开始进行有效集权，强调全面和深化改革，并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也就提出了四个全面，其中最关键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十九大后又提出了“党政一体化”的思路，二十大号召继续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很明显以党领政，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仍是未来的政治路线。

几点思考：一是不改革的风险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推进改革？尽管政治改革有一定风险，但中国最大的风险仍是不改革。除了顶层设计外，改革的主体更多的是地方，是企业，是社会。作为基层行政人员，我们应该尊重老百姓的首创精神，很多改革都是诞生在基层的，比如武义的后陈经验，柯桥的枫桥经验等等，小岗的分田到户，谢高华给义乌小商品市场松绑，提出四个允许。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以取得实效为导向，因时因地的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谋深做实，务实的推进基层政务改革。二是改革的最终成效从哪里体现？数改对政改能起到什么作用？精英治理并不是最有效的，最有效的改革还是通过整合、改进甚至推翻重建来形成体系化和制度化方面的进步。成功的数字化改革应该是能够给老百姓带来便利或者节省行政成本，有一定用户黏性的改革，所以数字化改革还是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三是如何理解以党领政,全面加强党的领导?80年代，邓小平曾提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对党领导下的党政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以党领政的格局，即党政分工，党要管政治、管决策等，即党的自身建设、路线和政策等重大问题，而政府则复制执行，同时整合党政两方面的组织，重建监察系统，这样以党领政，决策、执行和监察分工、协调和合作的制度架构已然确立。

二、经济建设尊重市场，成绩斐然但遭遇瓶颈。第二部分是经济建设。自邓公南巡后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效，首先在意识形态上，解决了市场经济合法性的问题，继而推动了思想上的大解放。其次在制度方面，也确立了一套基本经济制度。当然经济建设并非没有问题，在很多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比如既往决策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分野问题，结果，很多方面造成了社会领域的政策经济化，经济领域的政策又国企社会化了。近些年，随着国内国外复杂严峻的形势变化下，经济有所下行，产能过剩，金融、互联网和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又更加明显，经济层面整体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作者认为扭转这个颓势的关键，也是国家下步经济改革的趋势应该深化国企改革，进一步企业化，设定经营边界，保持开放性，营造亲清的政商关系，通过一带一路输出过剩产能，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为代表的特大城市群，构建消费型社会来拉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一点思考：个人觉得中国经济是靠做大实体的增量，乘着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卖遍全球而崛起的，随着当前国际形势的严峻复杂和疫情的不确定性叠加，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更多得倚靠优化存量，提升产业结构和推进新型工业化，通过打通国内市场壁垒，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际国内市场双循环来实现消费型社会的打造。另外前面几十年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拉动了基建也大大拉升了房价，房地产成了吸纳超发货币的蓄水池，要确保未来还是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速度，未来这个蓄水池如何构建是个值得关注的点，房价泡沫已经承载不了了，消费也很难撑起，在交通路网和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也许激活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在保护耕地红线的前提下进行宅基地改革，城市反哺农村是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三、社会重建刻不容缓，虽已开启但仍需创新管理

第三部分是社会重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体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政治和社会改革为辅。直到十六大才把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社会改革目标主要有三：一是解决单面向GDP主义留下来的深层次经济和社会问题；二是为未来经济增长寻找新的资源和增长方式；三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奠定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的因素逐渐暴露出来，存在社会失序的风险。具体表现在社会对政府公信力的不信任，消费信心严重不足等。历史的看，有效的社会管理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平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持续深化社会改革都已刻不容缓。

社会改革要自上而下，确立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创新社会管理，把新兴社会力量放到政治过程中，促使社会管理走上可持续的道路，促成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强政府和强社会的局面。中国的稳定和消费型社会的形成又都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未来的趋势是让更多的人成为并稳定在中产阶级，使之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几点思考：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搭好法治政府的构架，明确哪些不可为，剩下的交给市场和社会，抓大放小，不要管那么多细节，调动起各方积极性，有选择性集权和有选择性分权，即该集中的集中，该下放的下放，让各方都行动起来。二是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我们党现在有9670多万党员，建立有效的走亲连心等制度，保持党内的纯洁性和模范性，充分发挥其作用，成为党联系社会的有效桥梁和纽带，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四、国际舞台主动发声，摩擦频发但参与全球化仍是大趋势

第四部分是国际关系。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外交从邓公提出的永不当头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主动发声并积极输出中国价值观，但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很明显，中美贸易摩擦就是美国拖延中国崛起的策略，或者是部分脱钩的前奏。中国是近二十年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甚至付出单边开放也是可以接受的代价，中美关系长期来看还会是以合作为主的。民族主义与大国崛起无益，中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并在国际社会承担责任，要在现有国际秩序（西方主导建立）下发展壮大。

一点补充：改革开放前为什么打越南？为什么1979年邓公能到中国的沿海画一个圈，从此让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而之前没有走这条路。对于人来说，安全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锦衣玉食当然不会是优先的诉求，79年之前我国就是面临这样的处境，但79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中美建交，二是对越反击战，特别是面对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领导人在美苏大国间纵横捭阖，显示出超强的外交手腕，既要摧毁苏联对我们西南的战略包围痛打其爪牙越南，还要防止苏联北面进攻。一个月的雷霆之击达到了消灭越南有生力量和其国内的工业、农业体系，打破了苏联对我们的封锁和威胁，达到了战略意图。所以根据世界的局势，利用大国的矛盾及时调整战略略，并最终用军事实力巩固了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我们当前的外部环境也是复杂严峻，如何通过外交手段创造和平发展环境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