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望之颠：不再是一片荒原

虚无主义是一个中性词吗？或许是的。回看二十世纪初，在那些既有之物的宰制之下，拥抱虚无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那时所有人都相信上帝存在，上帝是一个无需反思的实存之物。那些超越人们自己的，超越现世生活的东西必然存在，而人们生活的一切都建基于那之上。

谁会相信上帝死了呢？除了那个叫尼采的疯子。谁会开始去追问语言能够承载什么？除了那些以思考走到了尽头和边缘的人——走到了绝望之巅的人。

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代人。

虽然不是一代人中的所有人，但那也是一种时代精神。一种逃无可逃的时代精神。滚滚洪水淹没了世界，人们随波逐流，然后痛苦。而那些拜托潮湿和腐烂的破船的人，走上那座绝望之巅，用齐奥朗的那种思考与怀疑精神，勇敢地走入那一片荒原。

三十年代的年轻人是不幸的，活下来需要运气，但也有可能是不幸。那时的人不会认为自己的文字比轰轰隆隆的时代之声更有力，所有的都是注脚，齐奥朗也是注脚。

二十世纪的西方的知识分子们延续着这种传统，另一种形式的“述而不作”。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维特根斯坦，都把自己变成了注脚——以自己的方式。齐奥朗更是如此，他的写作风格便是明证。

在今日，我们还有这种勇气吗？

我们这个时代不缺虚无主义，从《三体》到《瑞克与莫蒂》，从响指消灭半个宇宙的灭霸，到不得不死的超人。浪漫化的，庸俗的，作为一种逃避手段的虚无主义比比皆是。

当虚无主义不再是时代之痛的注脚，而变成了个体否定自己的理由。它就变成了塞壬的歌声——一个美好的诱惑。

当思考不再接入他人、公共生活和世界，而变成了一种心理学中心主义的陈词滥调，那种怀疑论者与一整个旧世界之间的张力便荡然无存了。只剩下一个无限下坠的人——即那种末人。

齐奥朗是那么危险，那么有诱惑力。他是一个冷峻版本的尼采，书写没有疯癫色彩但也足够吸引人的格言。但那些格言本身并不具备价值和意义，它们只是注脚而已。

但为何还要读齐奥朗呢？

因他是一个范例，一个作文范本，一个新手教程，一个开始。

齐奥朗的那个绝望之巅与现在相比，已经不再是荒原了。

他的注脚也不应该变成拿来构建所谓“内心世界”的陈词滥调。那是一个作文范本——他在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用文字来注释自己的时代，如何用文字让自己不再是一个庸常之人。

在他的文字里，我看不到“道理”，也看不到所有可以直接拿来用的东西。只看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路径，那只是他攀登自己“绝望之巅”的脚印而已。

创作者从不珍视自己的作品，因那只是脚印。他因着那些脚印抵达，便已然完成了这一切。而我们当如何看待这些脚印呢？

是将其反复品鉴，还是把它拓下来放在家里，以彰显自己的不凡。或是因着那脚印，而决定也去攀登属于自己的荒原。

水手们被堵住耳朵，塞壬的声音消失后，一个真实的世界就会显现出来：有风暴，有雷电的海上，有迷途的风险和有限的资源，有需要清洗的甲板和风帆。正如我们，有一个失去共识的残破社会，有让人失望透顶的生活，有降至的悲惨结局。有可能就会发生在明天的饥饿、疫病、流离、战争和暴力。有脆弱的人，和高墙、铁拳、藩篱。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个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残忍世界，一个比一百年前更绝望的绝望之巅就摆在我们面前。

齐奥朗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他的文学和修辞成就，但这是通过译本而难以抵达的。我也只能在阅读时隐约感到。据说该译本转译的英译本对齐奥朗年轻时的初版做了大刀阔斧的精简，并且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赞许。因而现在阅读，能感受到其中的坚定和冷峻。

文学和修辞本身的力量在于，它作为思想的载体，与思想难以分割。这里所要导向的不是对译本是否能够保全思想的怀疑——当然不能，但甚至可以超越。而我想要说的是，只有亲自动笔，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思想。思想不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可以封存在一个“自我”里。思想是要有载体的，而且要被抛掷到现世之中才成立。

修辞与思想的结合，是齐奥朗探索的，这启发于我——穿越罗马尼亚文到英文再到中文。而那些箴言式的宣言，每一句都很美，但每一句都不重要。合在一起，成了这本书，才重要。

因而我也能理解齐奥朗为何在《眼泪与圣徒》里不吝惜对鲁米的赞赏。相信他也在鲁米身上看到了这种来自东方的圆融——它曾被西方遗忘，又被捡起，被疯癫的尼采使用，被维特根斯坦咀嚼，被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的诗歌中再发现。

而践行它才是最重要的，并且没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