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周思成：蒙古帝国的野心与黄金之国日本

一、蒙古的野心

刚刚崛起的元朝，尚与南宋在神州大地上对峙，为何急于出兵日本？研究者多以为是忽必烈为征服南宋而布置的一局大棋。然而，又该如何解释南宋灭亡之后，忽必烈对日本至死不渝的执念呢？ 其实，问题该这样问：忽必烈为何出兵日本、出兵南宋、出兵占城、出兵安南、出兵缅国、出兵爪哇、出兵高丽？一个朝代的正史的《外国传》里，几乎清一色都是被它征伐过的“外国”，这在二十四史中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国家，后来多数成了明太祖在《祖训》里谆谆嘱咐后世子孙不准瞎碰的“不征之国”。 答案只有一个：这是蒙古帝国的本性使然。 游牧民族为什么打仗？首先是为了从定居农业社会获取必要的经济资源，维持本来不太稳定的游牧经济。这样看，蒙古人不过是步匈奴、鲜卑、契丹等民族的后尘。 其次，也是为了从这种掠夺中收获作为战士的乐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名言，男子汉最大的乐趣在于： 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拉施特《史集》） 或者如法国现代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说的： 沙漠或者草原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或者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于：战斗是生活当中的自发表达和主要活动。他们为战争而战争。他们攻击定居民族，因为战争是他们的乐趣。 不过，如果把蒙古帝国的军队视同一群打劫为生的绿林草寇，那是大错特错。他们真的鼓捣出了比这个还复杂一点的东西。当蒙古军队把一个个独立部族或政权的名字从欧亚地图上抹去，把蒙古国家从一个纯粹的草原社会组织转化为一个“农牧复合帝国”后，就出现一种认为蒙古人本就应该征服世界的辩护论思想。一些西方蒙古学家称之为“蒙古帝国观念”（Mongol imperial idea），或者说“蒙古帝国意识形态”。

二、是“国书”还是“臣服诏书”？

什么是“蒙古帝国意识形态”？看看蒙古大汗致教皇和法国国王路易的“诏书”就知道了。 13世纪初，横扫欧亚的蒙古“旋风”让西欧的统治者寝食难安。传说，蒙古部落中还有信奉基督教的“约翰王”。于是，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等，纷纷向蒙古大汗派出正式或非正式的使节，一方面搜集潜在对手的情报，另一方面试探有没有和蒙古人开展合作、共同对付阿拉伯军队的可能，也好减轻一点十字军诸国的压力。 1247年，方济各修士柏朗嘉宾历经千辛万苦，不负重任，带回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还有蒙古大汗贵由给教皇的回信。在此节录关键部分以飨读者： 我们，长生天气力里， 大兀鲁思之汗 我们的命令：…… 自日出之处至日落之处，一切土地都已被我降服。谁能违反长生天的命令完成这样的事业呢？现在你应该真心诚意地说：“我愿意降服并为你服役。”你本人，位居一切君主之首，应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那时我将承认你的降服。 如果你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如果你不理睬我的命令，我将认为你是我的敌人。同样地，我将使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不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其后果只有长生天知道。（道森《出使蒙古记》） 这封“回信”，或者干脆说，这道“命令”的末尾，还印有大汗玉玺，文字意为“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兀鲁思全体之汗圣旨。敕旨所至，臣民敬肃尊奉。” 贵由回信的内容显然不只让老教皇失望透顶。著名的“卡诺萨之辱”就发生在那个教权尊于王权的中世纪欧洲。说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因为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起了冲突，被教皇革出教门，只好亲自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萨城堡，在教皇下榻处的门外，赤足露顶，冒着漫天飞雪，跪求了三天三夜，才让教皇消气。有人用贵由那般语气训斥养尊处优的教宗大人，大概还是破天荒头一回。读罢这封奇妙的国书，英诺森四世内心深处的憋屈和愤怒，肯定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让他感到“安慰”的是，西欧其他君主从蒙古大汗那里收到的，也大都是这种不太客气的命令。大汗蒙哥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信中还来了这么一句：“在天上只有一位永恒的神，在地上只有一位统治者，那就是成吉思汗，神之子。”（拉丁文：In coelo non est nisi unus Dues eternus, super terram non sit nisi unus dominus Chingischan, filii Dei.）素有风度的圣路易，也只能摇摇头，苦笑着把信搁在一旁。连教宗大人都吃了个哑巴亏，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柏朗嘉宾，就是那个带回贵由回信的修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成吉思汗曾经颁布了两条法令，任何蒙古人不得违反，其中一条就是：“他们要使全世界降服，决不同任何民族讲和，除非这些民族首先向他们投降。”（道森《出使蒙古记》） 几乎毫无妥协余地的“要么归顺，要么开战并被征服”，就是蒙古帝国对外征服精神的本质特征。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从前近代的国际关系角度，对这些“诏书”作了非常中肯的解说： 神的旨意（Order of God）要求成吉思汗统治世界……蒙古帝国——依据它的自我诠释——并非是世界上诸国（states）林立格局中的一国，而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帝国”（拉丁文：imperium mundi in statu nascendi）。众多领土、君王和人民也许事实上（de facto）在蒙古军事和财政管理所及的范围之外，但是他们在法理上（de jure）是这个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帝国潜在的组成部分。一旦帝国的权力事实上扩张了，那么法理上的潜在组成部分就应该被转化为事实上的组成部分。 ……世界帝国之主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大汗权力一旦与其他君王的权力发生接触，在任何情形下，一开始都不存在法理上的和平状态，例如互相承认领土和权力，也不存在法理上的战争状态。与蒙古帝国最初接触时，异国权力要么进入臣服关系，成为蒙古人的附庸……如果拒绝服从，那就等于是叛变（rebel）。由于后一种选择而招致的暴力行为不是战争，而是（从法律上说）一种讨伐，是得到神意支持的。 作为从小就在“黄金家族”中长大的“皇三代”，忽必烈正是在这种一往无前的征服者思维哺育下成长的。读读他给“日本国王”的两道诏书，比起贵由和蒙哥来，语气虽然还算客气，却毫无转圜余地。第一道诏书中这样写道： 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第二道诏书中有这样的内容： 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传统中国的君主，不会以这样的姿态给外国写信。对他们来说，不遣使，不来朝？无妨！蕞尔岛夷，僻居海上，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煌煌盛会，何时在意缺了个什么倭国的代表？“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汉书·匈奴传》）“来者不拒，去者不追”（钱时《两汉笔记》卷9），置之化外，足矣！ 元朝不一样。在20世纪初新发现的《异国出契》中，还有一件1269年（至元六年）大蒙古国中书省给“日本国王”的牒文，其中就说得比较露骨了。牒文要求日本像高丽一样，“尽畏天事大之礼”，并且保证给予高丽国同等地位，否则就要： 天威赫怒，命将出师，战舸万艘，径压王城，则将有噬脐无及之悔矣。 现代学者喜欢争论：忽必烈诏书里“以至用兵，夫孰所好”这些话，究竟有没有武力威胁的意思，还是真心要和日本和平建交？看到这里，不难发现答案很简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说得很玄，其实是个简单的成本费用计算问题。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只要光凭虚声恫吓，就能从软弱的对手那里敲诈来自己想吃的果子，而用不着拼老命出动脚底那把无比笨重的石斧头，也会优先选择前一策略。 对忽必烈来说，也是一样。他打算敲诈果子的态度始终如一，而传统的中华帝国，一味装作看不上这些果子。这才是关键所在。忽必烈那些诏书，外表一派中华气象，骨子里无非是蒙古式“臣服命令”。试问，以“用兵”来要挟日本“畏天事大”和大汗贵由要求西欧诸国“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和“如果你不理睬我的命令，我将认为你是我的敌人”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就好像楚将子玉向晋文公请战：“请与君之士戏”；曹操跟孙权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些外交辞令，显然都不能够按字面意思去理解。 忽必烈也发现，在别人的地盘上用别人的话语和规则，来玩这套外交游戏，自己远不如唐宗宋祖。那几道语气诡异、让后世学者揣摩不透的谕日本诏书，好比一个西洋拳击手改打太极，总觉得招式软绵绵的，况且几拳出去，连一点效果都没有，还是老老实实做回蒙古大汗，手握“上帝之鞭”来得快活自在。

三、“合法性欠缺综合征”

除“蒙古帝国意识形态”外，还有一个深层动机，促使忽必烈出兵日本，我们称之为“合法化饥渴”或者“合法性欠缺综合征”。这是几乎困扰忽必烈一生的顽疾。 不错，蒙哥战殁四川而引发的皇位争夺，最终胜出的人是忽必烈。比起蒙古帝国的“前四汗”，新生的忽必烈王朝最大的两个软肋，就是“得国不正”和“推行汉法等于背离草原传统”。我们只需要摘引一段美国蒙古学家罗沙比的评语，就足以说明忽必烈当时的心理状态： 和他的前辈一样，忽必烈清楚地知道，他必须继续坚持领土扩张的政策。因此，他的军事机器一直保持着临战状态。在蒙古人眼中，作为统治者，他的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够为他的帝国增加多少财富、人口和疆域。同样，汉人的思想观念认为，一个好君主的贤德及其国度的荣耀会吸引外国人来朝，并服膺于华夏文明。为了提高他作为蒙古人和汉人世界统治者的权威性，忽必烈必须采取一种果断的、进取性的甚至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此外，对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质疑，也迫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平息对他统治权力的任何疑问。既然他曾受到自己亲兄弟的挑战，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质疑他是否有资格担当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对他来说，堵塞质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更多版图纳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1271年，当57岁的老皇帝忽必烈，志得意满，举目四顾，正要感慨时无英雄、对手难觅的寂寞时——虽然南宋尚未降伏，他打心底里瞧不起南宋朝廷那一帮君臣，或许贾似道和文天祥除外——一个不怎么和谐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元史》里有一篇元代西夏人的传记，里面说，正在这个当儿，“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这个“西北藩王”或许是对忽必烈早就心怀不满的窝阔台、察合台后王，或许是忽必烈的亲弟弟、已经在伊朗“自帝一方”的旭烈兀，又或许是金帐汗国的蒙哥帖木儿汗。总之，来朝的使节似乎非常忠实地转达了他们的质问： 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元史·高智耀传》 直到这时，忽必烈才猛然记起，原来蒙古国家是个“家产制”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哥哥兄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的生意（《元典章》卷9《吏部三·投下》“改正投下达鲁花赤”）。如今天下还未打下来，他搞的那套“仪文制度，遵用汉法”，或许可以安抚乃至激励亡金统治区的那些汉人，但草原上的哥哥弟弟、叔叔伯伯，未见得肯服气。其实，蒙古大帝国传到成吉思汗的子孙辈手里，越来越像一个家族成员合伙成立的股份公司，大汗就好像董事长兼任首席执行官（CEO），不该消极无为、坐吃山空，而是有义务把家族生意做大做强。所以，每任大汗登基，必发动一轮新的对外征服战争，以示威武不输先皇，红利人人有份。忽必烈自然也躲不过这一轮“任职考核”。 大元帝国的触须还可向何方伸展？南宋前线已呈胶着状态，再往南，安南、占城、缅国和爪哇，现在还鞭长莫及，西面和北面，是左右手蒙古宗王的传统势力范围。老实说，忽必烈的选择余地实在不大，答案呼之欲出：对日本动手，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就算不能完全征服日本，在东亚地区故意制造紧张对抗态势，也方便忽必烈把高丽更紧密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现在，这个现成答案，需要有人来告诉忽必烈。据说，这个主动为忽必烈分忧的人，是一个叫赵彝的高丽人。《元史·日本传》载： 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赵彝在《高丽史》中被归入了《叛逆传》。《高丽史》说他原名“赵蔺如”，曾经当过和尚，后来还在高丽考上了进士，看来也小有才气。他“叛逃”元朝后，外号叫“秀才”，“能解诸国语，出入帝所”。从赵秀才通晓多国外语，而且经常有见到忽必烈的机会这两点看，这个高丽人大概是忽必烈身边的一个“怯薛”人员。“怯薛”本来是成吉思汗组建的中央禁卫军，在元朝逐渐蜕变成一个为皇室服役的机构。“怯薛”人员往往可以越过正规的政务机关，“乘间进说”，干预国家大事。从窝阔台时代开始，就有高丽降人投充“怯薛”。其实，赵彝大概不过是给忽必烈出出主意，让他通过高丽给日本施压，结果搞得高丽长年鸡犬不宁，被后世的朝鲜史家写入《叛逆传》，也是咎由自取。

四、遍地黄金宝珠的“Zipangu”

除了从高丽奴才那里了解到日本和高丽隔海相望，在决策遣使日本前，这个国家在忽必烈以及元朝朝野上下的心目中，究竟是个什么形象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笔者姑且一试。 研究者相信，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做过忽必烈身边的一个“怯薛”，忽必烈经常派他出使中国各地，甚至南海诸国。忽必烈有个小爱好，每当去各地出差的使臣回朝，他都要向他们打听一些当地的“人情风俗”；马可·波罗就非常善于搜集这类奇闻逸事，所以尤其得宠。（《马可波罗行纪》第15—16章）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有一段关于“Zipangu”岛屿的描述。一般认为，“Zipangu”就是“日本国”： 日本国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 此岛君主宫上有一伟大奇迹……其顶皆用精金为之……复次宫廷房室地铺金砖，以代石板，一切窗栊亦用精金，由是此宫之富无限，言之无人能信。 有红鹧鸪甚多而其味甚美。亦饶有宝石、珍珠，珠色如蔷薇，甚美而价甚巨，珠大而圆，与白珠之价等重。忽必烈汗闻此岛广有财富，谋取之。 马可·波罗肯定未到过日本，并且他进入元代中国是1275年（至元十二年），也就是战争开打以后。不过，他的这段描述，大概得自当时亚欧大陆商贸圈中广泛流传的对日本物产的模糊印象。我们将之看作当时欧亚大陆（包括元朝）对岛国日本的想象，大抵不致错谬过甚。 这段描述有吸引蒙古人的地方吗？显然是有的。蒙古统治阶级大概不会关心“红鹧鸪”比起塞北八珍中的“天鹅炙”是不是更美味。但是，黄金和珍珠，这两样可是蒙古帝国内最受追捧的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和奢侈消费品。 黄金这种流行欧亚的硬通货，自不必言。珍珠是蒙古人用来装饰妇女头戴的“罟罟冠”、礼服乃至军官虎符、圣旨诏书的主要奢侈品。蒙古贵族喜爱珍珠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 有个叫尚文的汉人，在河南行省做官的时候，恰巧遇上有西域商人进献珍宝，售价“六十万锭”，他的上司，某“省臣平章”（蒙古人）面有得色地向他夸耀：“这个见过没？这叫押忽大珠，卖六十万，不贵！”六十万锭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是元朝前期平均一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颗大珠有没有卖到六十万锭，我们不知道。不过，对于如此珍宝，当时一座官员都传看把玩，爱不释手。尚文非常瞧不起，勉强问了一声：“这玩意有啥用？”上司回答：“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看来是养生美容，效果俱佳。尚文只好发了一通“对天下百姓来说，粮食才是宝贝”云云的牢骚（《元史·尚文传》）。 或许，除了“蒙古帝国意识形态”和“合法化饥渴”，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和蔷薇珍珠，也是忽必烈决定不计代价逼迫日本臣服的理由之一吧。 除了《马可波罗行纪》外，元朝后来纠集文化精英编修的《宋史》中的《日本传》，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人对日本的贫乏和碎片化印象。 这篇《日本传》三分之二的内容，居然是距元朝两百多年前一个日本僧人来华的相关事迹，节录了他带来的一些日本国情资料。这个僧人叫奝然，984年（宋太宗雍熙元年）带着5名弟子来华，请走了一些佛经和佛像，带来了两种介绍日本国情和地理的资料，即《王年代记》和《职员令》。 这两种资料让中国官修正史的《日本传》走出了依靠传说的时代，十分重要。然而，就拿《日本传》节录的六十四世天皇来说，最后一位，才数到969年至984年在位的圆融天皇。13世纪的元朝人看这些，应该类似今天我们看18世纪德川幕府的历史一样，充其量不过是学者专家案头的消遣，有什么实际作用？ 信息更新不及时也就罢了，奝然和尚的文字，又往往带有强烈的文学意味和个人体验色彩。他说，来的时候是“附商船之离岸，期魏阙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重之山岳易过”，又说回去的时候是“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不辨航路与季风的古代书生看到这些，自然如堕五里雾中。宋元之交的大学者马端临——可算忽必烈的同时代人——就曾抱怨，那些个路途道里的记载，一会“何其远也”，一会“又何其近也”，让人搞不清楚。 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成书于1307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其中的《四裔考》也有一篇日本的介绍，无非也是抄撮历代正史的《倭国传》和《日本传》而成。读来读去，普通人怎么也没法把上面这些文字记录，同现代的民族史学叙述呈现的镰仓日本联系起来。 读史者看到这里，不禁要感慨，一场太平洋战争下来，美国涌现了多少在日本研究领域开风气之先的“日本通”，包括国人熟悉的写《菊与刀》的本尼迪克特。而元世祖与日本两次大战，死伤十几万人，居然未能换来同时代绝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的一点新认识，怪哉，怪哉！ 倒也无须苛责古人。当时生活在元朝疆域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没出过国、留过洋，既没有今日的高校和公共图书馆可资利用，也不能便利地在线搜索百度、谷歌、维基百科等等，更没有什么人甘愿舍弃“四书五经”中的“黄金屋”“颜如玉”，专门搜集国外的情报资料。直到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叙》中还在批评： 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笔者这里之所以仿效今天时髦的形象学和传媒学，研究一点忽必烈时代的日本印象，也想说明一点：忽必烈打算对日本出手的时候，面对着的实在是他并不怎么了解的一个对手，即便这种信息匮乏因为后来多次遣使日本，有些许改善，仍然远远不够。这对于两次远征和孤悬海外的十几万元朝官兵来说，可是致命的错误。

本文选自《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周思成 著，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