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怀柔远人》：一种"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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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以下简称为《怀柔远人》)是美籍历史学教授何伟亚(Jams L.Hevia)1995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史学著作.该书由邓常春于2002年译出,经刘明先生校正后作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阅读中国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于2002年10月份出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属于"海外汉学"范畴的,也正是基于此在1997年此书获得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最佳著作奖。
《怀柔远人》甫一出版就在美国的历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长期以来,美国的"汉学"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古典文明的学者在美国的历史学界是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的,这也证明了《怀柔远人》一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所在。
历来关于《怀柔远人》的评论视角不一，其中以对何伟亚所运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的阐释方式来解读马嘎尔尼使华争议最大，相关的论述也最多。最为激烈的一次是在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杂志《二十一世纪》上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艾尔曼（Benjamin Elmal）、胡志德（Theadore Hrters）、张隆溪、葛建雄、罗志田相继单独或合作发文对此予以探讨。[1]而我在这篇小文里也想以此为视角对何著以及后现代主义史学作一简单的述评。
一、《怀柔远人》一书的大体框架
全书共十章，第一章作者简要概述了自己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法即偏重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取向。作者在这里虽未直接的说明，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想挑战的其实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开创的“朝贡体系模式”。而在第二到第九章，则是具体的探讨史事和解释史料，很完美的展现了作者驾御“后现代”的能力，最后一章则通过讨论马嘎尔尼使团在西方史学界“表述”的一种流变，从而可以清晰的看出“现代主义”对这一论题的关注，而作者则是在对其探讨后鼓吹自己的“后现代”。
二、何伟亚“后现代式阐释”的阐释
1、“文化”与“帝国”的碰撞
何著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想修正长期以来主导清史研究的由费正清所开创的冲击-反应论（也就是所谓的“朝贡体系模式”。）费所关注的主要是“文化”（Culture），即是以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成功应对现代性，而这反应在清英18世纪的外交上就是一种“文化”冲突。何著则认为这种冲突应该归结为“帝国”（Empire），正如其在书的序言中所说：“如果欧洲与亚洲的接触，不是被看做生计勃勃的扩张性的西方对停滞的闭关自守的东方，而是被视为两个扩张性的帝国--满族多民族帝国和大英多民族帝国的相遇，那么，自马嘎尔尼使团之后的清英互动又该是怎么样呢？”[2]这个认识其实是很有创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费正清及其追随者的论述里，他们认为“朝贡制度”滋生了中华帝国的一种“优越感”，接着产生了诸如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等一系列的观念也正是基于此在处理对外邦交时自然“顽固”、自然“强势”、自然“华夏至上”。而何伟亚则认为清政府接待马嘎尔尼使团时对待“宾礼”是一种“沿中线而行”（Clanneling along a centering path）[3]这也就意味着清政府并未把使团视作“夷”而是当作了“客”。清政府的“宾礼”不是为了宣泄一种天朝的“优越感”而是一种审慎的对外交往的手段和方式。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清政府的“天下观”。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何著中反复提到清政府“礼制”的灵活和可变（但必须是皇帝享有更改权和控制权），由此何提出费正清等学者在这一事件上都陷入了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 ）所称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也译作“东方学”）。
2、“历史诗学”的印痕
从何著的文字叙述中间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其深受后现代主义历史诗学的影响。因为我们不难看出何对于一些异常、不可思议的事件特别感兴趣。而正是对这些轶闻趣事的创造性的表述赋予了《怀柔远人》不同寻常的意义。当然，何也是想用“诗学”的反叛对居统治地位的费正清的话语（discourse）以挑战、以冲击、以解构。
而关于这种“历史诗学”的手段是否高明，历来都是褒贬不一。人类学一直宣称自己是在“历史的垃圾箱”中“淘金”，在一种互构的过程里，此二者其实是很接近的，只是在对不同史料的态度上稍具不同。我们必须要承认何的眼光是独到的，他从这些早就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史料中看出了“奇”，找到了“新”，不能不令人赞叹。
3、后现代的“史料”与“文本”
后现代史学与传统的“实证”史学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对待“史料”和“文本”的解读方式上。打个比方，传统的历史学家是“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而后现代史家则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即是否认史料和文本的单义性，而认为有多角度诠释的可能。这从何对“怀柔远人”的翻译上就可以看出，他把“Cherishing Men From A Far”译为“怀柔远人”。这恐怕不是如许多批评者所说的何不懂“cherish”和“怀柔”的差异，而这正是因为他的后现代倾向。何所想表达的是一种“多”的理解，一种“全”的概括，这实在可说是有意为之。
传统的史学主张历史的“客观性”，要尽量减少个人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就是要有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但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样的“解读”的确是“真实”，但同时也太过于“枯燥”，没有美感。而后现代史学则强调“眼光“、强调“理解”，但这也就会掺入史者的价值判断和“情绪”修辞。
三、对《怀柔远人》一书的简单评价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何伟亚反对费正清等所主张的“朝贡体系”体现了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这点是很值得赞赏的。毕竟费这种从帕森斯结构-功能论中发展出来的理论过于以“西方”为中心而这是其致命的弱点。因为当以一种“优越”的姿态去解读史料时“误读”、“错读”、“曲读”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关于何伟亚的“帝国观”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是简单的知道费的“文化观”不可取，但是究竟应该从何处分析的问题一直是悬而未决而何著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对于我们分析18世纪的清英外交甚至对整个的清史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何的这种观点改变了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度的“输入”而变成了清和英的双向度的“互动”。
最后关于何长期以来令人诟病的后现代史学的阐释方式的问题。“后现代”的确对于传统的历史观有很大的冲击，但说其已经动摇了史学的根基则有言过其实之嫌。而这我个人的观点是：从宏大的背景来说，“后现代”的扩张几乎已经渗透到人文社科的所有领域而这种影响应该说基本上是正面的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仅就史学来说，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首次提到“后现代”到现在“后现代”的影响遍及史学界也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可见其发展的势头之迅疾。但“后现代”的分析和解释史料的眼光以及独到的表达方式对史学研究的价值可谓重大；“后现代”对一些传统的“边缘史学”如妇女史等的研究对于史学“整体观”的意义可谓深远。诚然，“后现代史学”也有许多固有的缺陷，但不管怎样，“史学”需要这种“后现代”，也应当感谢这种“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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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一版 P4 罗志田 译序
[2]同上书 P2 作者序言
[3]同上书 P139
《怀柔远人》甫一出版就在美国的历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长期以来,美国的"汉学"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古典文明的学者在美国的历史学界是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的,这也证明了《怀柔远人》一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所在。
历来关于《怀柔远人》的评论视角不一，其中以对何伟亚所运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的阐释方式来解读马嘎尔尼使华争议最大，相关的论述也最多。最为激烈的一次是在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杂志《二十一世纪》上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艾尔曼（Benjamin Elmal）、胡志德（Theadore Hrters）、张隆溪、葛建雄、罗志田相继单独或合作发文对此予以探讨。[1]而我在这篇小文里也想以此为视角对何著以及后现代主义史学作一简单的述评。
一、《怀柔远人》一书的大体框架
全书共十章，第一章作者简要概述了自己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法即偏重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取向。作者在这里虽未直接的说明，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想挑战的其实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开创的“朝贡体系模式”。而在第二到第九章，则是具体的探讨史事和解释史料，很完美的展现了作者驾御“后现代”的能力，最后一章则通过讨论马嘎尔尼使团在西方史学界“表述”的一种流变，从而可以清晰的看出“现代主义”对这一论题的关注，而作者则是在对其探讨后鼓吹自己的“后现代”。
二、何伟亚“后现代式阐释”的阐释
1、“文化”与“帝国”的碰撞
何著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想修正长期以来主导清史研究的由费正清所开创的冲击-反应论（也就是所谓的“朝贡体系模式”。）费所关注的主要是“文化”（Culture），即是以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成功应对现代性，而这反应在清英18世纪的外交上就是一种“文化”冲突。何著则认为这种冲突应该归结为“帝国”（Empire），正如其在书的序言中所说：“如果欧洲与亚洲的接触，不是被看做生计勃勃的扩张性的西方对停滞的闭关自守的东方，而是被视为两个扩张性的帝国--满族多民族帝国和大英多民族帝国的相遇，那么，自马嘎尔尼使团之后的清英互动又该是怎么样呢？”[2]这个认识其实是很有创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费正清及其追随者的论述里，他们认为“朝贡制度”滋生了中华帝国的一种“优越感”，接着产生了诸如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等一系列的观念也正是基于此在处理对外邦交时自然“顽固”、自然“强势”、自然“华夏至上”。而何伟亚则认为清政府接待马嘎尔尼使团时对待“宾礼”是一种“沿中线而行”（Clanneling along a centering path）[3]这也就意味着清政府并未把使团视作“夷”而是当作了“客”。清政府的“宾礼”不是为了宣泄一种天朝的“优越感”而是一种审慎的对外交往的手段和方式。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清政府的“天下观”。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何著中反复提到清政府“礼制”的灵活和可变（但必须是皇帝享有更改权和控制权），由此何提出费正清等学者在这一事件上都陷入了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 ）所称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也译作“东方学”）。
2、“历史诗学”的印痕
从何著的文字叙述中间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其深受后现代主义历史诗学的影响。因为我们不难看出何对于一些异常、不可思议的事件特别感兴趣。而正是对这些轶闻趣事的创造性的表述赋予了《怀柔远人》不同寻常的意义。当然，何也是想用“诗学”的反叛对居统治地位的费正清的话语（discourse）以挑战、以冲击、以解构。
而关于这种“历史诗学”的手段是否高明，历来都是褒贬不一。人类学一直宣称自己是在“历史的垃圾箱”中“淘金”，在一种互构的过程里，此二者其实是很接近的，只是在对不同史料的态度上稍具不同。我们必须要承认何的眼光是独到的，他从这些早就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史料中看出了“奇”，找到了“新”，不能不令人赞叹。
3、后现代的“史料”与“文本”
后现代史学与传统的“实证”史学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对待“史料”和“文本”的解读方式上。打个比方，传统的历史学家是“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而后现代史家则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即是否认史料和文本的单义性，而认为有多角度诠释的可能。这从何对“怀柔远人”的翻译上就可以看出，他把“Cherishing Men From A Far”译为“怀柔远人”。这恐怕不是如许多批评者所说的何不懂“cherish”和“怀柔”的差异，而这正是因为他的后现代倾向。何所想表达的是一种“多”的理解，一种“全”的概括，这实在可说是有意为之。
传统的史学主张历史的“客观性”，要尽量减少个人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就是要有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但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样的“解读”的确是“真实”，但同时也太过于“枯燥”，没有美感。而后现代史学则强调“眼光“、强调“理解”，但这也就会掺入史者的价值判断和“情绪”修辞。
三、对《怀柔远人》一书的简单评价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何伟亚反对费正清等所主张的“朝贡体系”体现了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这点是很值得赞赏的。毕竟费这种从帕森斯结构-功能论中发展出来的理论过于以“西方”为中心而这是其致命的弱点。因为当以一种“优越”的姿态去解读史料时“误读”、“错读”、“曲读”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关于何伟亚的“帝国观”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是简单的知道费的“文化观”不可取，但是究竟应该从何处分析的问题一直是悬而未决而何著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对于我们分析18世纪的清英外交甚至对整个的清史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何的这种观点改变了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度的“输入”而变成了清和英的双向度的“互动”。
最后关于何长期以来令人诟病的后现代史学的阐释方式的问题。“后现代”的确对于传统的历史观有很大的冲击，但说其已经动摇了史学的根基则有言过其实之嫌。而这我个人的观点是：从宏大的背景来说，“后现代”的扩张几乎已经渗透到人文社科的所有领域而这种影响应该说基本上是正面的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仅就史学来说，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首次提到“后现代”到现在“后现代”的影响遍及史学界也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可见其发展的势头之迅疾。但“后现代”的分析和解释史料的眼光以及独到的表达方式对史学研究的价值可谓重大；“后现代”对一些传统的“边缘史学”如妇女史等的研究对于史学“整体观”的意义可谓深远。诚然，“后现代史学”也有许多固有的缺陷，但不管怎样，“史学”需要这种“后现代”，也应当感谢这种“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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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一版 P4 罗志田 译序
[2]同上书 P2 作者序言
[3]同上书 P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