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林少阳｜中国近代之孤独的探寻者——《近代中国断章》导读

原文载于“澎湃私家历史”（https://mp.weixin.qq.com/s/TB_xLQPIGSSWCRfoXTJ9Fw）

一、章太炎之“哀”或鲁迅之“寂寞”的异国共鸣者 写此稿时，我的案头摆着一本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思想》杂志（1983年6月号）。这本杂志是我藏书的部分，在东京神保町旧书街购得。上面刊登着原岛春雄先生收入此书中的论文《章太炎的学术与革命——从“哀”至“寂寞”》（第175—209页）。我是2003年在图书馆中发现这篇论文的；论文刊载二十年后，它与一个迟来的中国读者相遇。从作者年谱推测，这应是作者37岁时的论文。《思想》创刊于1921年，是日本人文思想类最为权威的商业性学术杂志。日本这类杂志一般不接受外面投稿，常常是杂志社委托某位权威的学者就某一主题组稿，或者杂志社直接约稿，因此，严格讲是审人非审稿的机制。因为章学研究论文并不是那么多，而且是出现在《思想》上，这篇论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对这位作者毫无所知。副标题“从‘哀’至‘寂寞’”，显然是章太炎（1869—1936）之“哀”、之“寂寞”的共鸣者。这又让我想起鲁迅（1881—1936）。鲁迅在1902年至1909东京留学的后期将自己置于章太炎浓重的影响之下，拳拳服膺之。鲁迅当是另一位影响深远的从“哀”至“寂寞”者。在章太炎解读者中，萧公权先生（1897—1981）大概是对章太炎的“哀”或“寂寞”最为敏感者。萧公权尝言：“吾人如谓章氏为中国最悲观之政治思想家，殆无大误。”鲁迅何尝不是？原岛先生这位“哀”或“寂寞”的共鸣者，也令我想象不已。这是我最初与原岛先生的“相遇”。 大概是2019年年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魏育邻教授偶然在微信中提及，他年轻时的恩师原岛春雄先生1997年英年早逝，享年51岁，最近终于出版了遗作。此时我才知道这位原岛先生的大致背景。其时，我刚刚因私人原因辞去东京大学教职回到香港任教两个多月。我马上在亚马逊上邮购来原岛先生遗作。我也因此第一次对原岛先生的背景有了多少的了解。写作此文之前的7月22日，魏育邻教授传来多年前原岛先生与几位广州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和旧生相逢于东京的合影照片，其中也有魏教授。我第一次窥见作者的模样。酷肖鲁迅的胡子，许是其最大的特征。后来也读到了宋史专家王瑞来先生收录于其随笔集《日知余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中悼念原岛先生的文章，始知他们是好友。文中也收录了王先生与原岛先生的合影。酷肖鲁迅的胡子，也让人联想“中国”与这位战后出生的日本学人之间的某种联系。这也间接让我理解了他关注章太炎之“哀”、之“寂寞”的某种缘由。听魏教授说，原岛先生的母亲曾告诉他，原岛先生自小便是鲁迅的崇拜者。我由此想象着那位像鲁迅那样因早熟而不安的原岛少年。亦由此想象着他在31岁时远赴中国的种种缘由，包括他1969年本科生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后潜心学术的背景。 前面提及的《章太炎的学术与革命——从“哀”至“寂寞”》实际上正是一篇章鲁合论的论文。在他细腻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鲁迅如何以沉重的“寂寞”，去承载起章太炎狂者之“哀”。同样，原岛先生著作中收录的《辫发考》，也不无章太炎《解辫发》的影响。1900年旧历七月章太炎满33岁，因不满唐才常以“勤王”名义起兵，作此文断发宣示与清决绝之志。原岛先生《辫发考》追踪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臣下刘宗敏令百姓大书“顺民”两字相迎，结果百姓无不顺从一事，再追踪至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时同样历史再现为止，以探讨鲁迅批判国人如何在专制制度下养成的“奴性”的历史脉络，以及章太炎这方面对鲁迅的影响。 二、本书与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思考谱系 虽然在我心目中，原岛先生一直是章太炎研究的前辈，但是，这本书却不完全是章太炎研究论集。这是我刚拿到这本书时颇感意外之处。该书标题为《近代中国断章》。日文的“近代”有“近现代”之意，有时在用法上大致相当于英文的modernity（现代性）。但是，可能令中国读者感到意外的是，该书是从明末清初开始谈起的。也就是说，是一个长时段的“近代”。以16世纪末开始的四五百年时段为“近代”或“早期近代”的观点，在近年英语等国外中国史研究界尤其是经济史研究者中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历史分期法。但是，从史学史和知识分子思想史的角度看，关于何谓中国乃至东亚的“近代”（modernity）或者“早期近代”（the early modern）（后者日文称为“近世”），在20世纪以来的日本有不短的讨论谱系。中国史“近世”论的代表人物是日本中国史家内藤湖南（1866—1934，内藤虎次郎），他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中国史时代划分法。所谓的唐宋变革，指的是唐宋之间由之前的贵族政治往科举考试出身的高度成熟的文人政治转换、由被限定于贵族土地上的奴隶佃农往人民拥有土地的转换、由君主透过门阀政治统治人民往君主与人民直接相对的统治方式的转换。此外，唐宋之间也经历了由商品价值以绢布计算，往铜钱和纸币为交换媒介的转换，亦即往货币经济发展的转换。同时，文化上也出现了城市大众文化进一步蓬勃发展的转换，等等。内藤湖南将唐宋之间这一类转变称为“中世与近世之间的一大转换”。内藤湖南的“近世观”将唐宋之间所发生的变化与欧洲文艺复兴等量齐观。可以说，他是以西洋史框架去批判欧洲中心的中国史（或东亚史）解释框架。内藤的唐宋变革论或时代划分论为其弟子宫崎市定（1901—1995）所继承。宫崎在其《东洋素朴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中，对“中世”不设过渡期，直接将中世由三国的曹操（155—220）算起；将唐宋变革结果之“近世”归为三个特点：一为农兵分离，将宋太祖的禁军视为国家常备军确立的标志，并探讨由此带来的财源变化，比如唐末专卖法的延续（盐、酒、茶等专卖，课以高额消费税）；二为科举文人士大夫阶级替代贵族门阀政治；三为社会整体物质生活的提升，尤其是科技文明与都市文明的高度发达。 内藤的时代划分法或者中国“近世”观在日本有许多追随者，在英语圈中国史研究界，其影响至今仍很明显。在日本国内，对内藤的“近世”论亦不乏批判者，并由此引发了论争。批判内藤观点者，以战后日本史学重镇历史学研究会（“历研”）为代表。在学会杂志《历史学研究》2006年11月号（总第821号）上，史上第一次组织了特集“思考‘近世化’”，首次以“近世”概念批判性地修正、评价了内藤的“近世”论。其批判性修正者的代表是明清经济史、社会史专家岸本美绪（1952年出生）的《中国史中的“近世”概念》一文。实际上，早在1998年的论文及著述中，岸本美绪的“近世”观即已趋明确。其“近世论”与内亚史家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发表于1985年的论文《统合史》（Integrative History）的观点相类，后者视16世纪为“近代”的起点。在《统合史》这篇长文中，傅礼初认为,自1500年至1800年，世界多个地域中出现了相互关联的同时期发展（parallelism）：（1）人口的增加,（2）节奏的加速化（历史事件的节奏、政治、知识的节奏的加快）,（3）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区域性”城市之成长（城市化倾向，城镇及中等城市在数量、规模及重要性上的增长），（4）城市商业阶层崛起，（5）宗教复兴与传教活动（各大宗教的改革），（6）农村的骚乱，（7）游牧民族的衰落。这一观点为岸本美绪等日本和西方许多经济史家所共享。（与英语圈区域认同内藤观点相比，汉语圈大部分研究者对此“近世”观似乎多持有谨慎的距离。此一区别，耐人寻味。前面提及的旅日宋史专家王瑞来先生则批判性地发展唐宋变革论，提出宋元变革论，此处不赘。） 上述这些有关中国“近代”的论争，自然也与日本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自我认同密切相关。这些论争与近代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史中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的、中国史以外的潮流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思考中国乃至东亚“近代”的思想史、学术史谱系。这些论争带来的其中一个思想史、学术史成果，便是“作为方法的亚洲”“作为方法的中国”之类的命题。其代表人物是竹内好（1908—1977）以及竹内好影响之下的沟口雄三（1932—2010）等新一代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上述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近代”（日文发音kindai）是一个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重要概念。 以上以较长篇幅梳理了日本知识分子有关中国（或东亚）现代性的思考，似乎有些迂回。但其实不然。原岛春雄著作的标题，正浓缩了他探寻中国“近代”的心路历程。笔者以为，其所思所感，应该在此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进行理解。可以发现，原岛的中国“近代”起点，与比他年轻六岁的明清经济史家和社会史家岸本美绪的“近代”（“近世”）观都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算起。这一起点，如前所述，也与内亚史家傅礼初对16世纪以来的全球史的把握相契合。后者也足证，明末以来的中国史也是高度处于全球史互联互动的关系性中的。这一点对理解本书所主张的把握明清以来中国史的“官—民—夷／洋”三元结构，亦不无裨益。 本书收入十一篇论文，除了最后一篇《蚕丛考》为古代蜀国史考证外，其余十篇从时间和内容上看，乃是一本自明末为起点，最后以清末民初的章太炎、鲁迅合论为结尾的著作（第十篇为《章太炎的学术与革命——从“哀”至“寂寞”》）。换言之，《蚕丛考》不过是附录，其余十篇论文有着高度的首尾一贯性。从时段上看讨论了从明末清初至改革开放初年的中国。毕竟是构想于临终病榻之前的目录，这一附录与其余论文的关系显然作者未及处理。我也猜测，收入此“附录”的用意，也是因为这是一篇讲求考证功夫的论文。这也是与作者推崇的章太炎所主张的实事求是的考据学学风相符合的。对作者“近代”这一长时段的以上理解，也可以从作者大学时代友人印藤和宽先生和桥本恭子女士的《编辑后记》中得到佐证。二位回忆起，大概是在中国“文革”后期之时，作者向二位谈起山田庆儿翻译了章太炎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期的论文的同时，也告诉二位，中国革命的源头其实是在明末清初。 更加重要的是，一个日本近代中国史研究者在“文革”结束后便来到中国，亲历中国由后“文革”时代步入迥然有异的改革开放时代。原岛不仅从历史中去探寻中国的结构，更是从现场、从现实中去观察中国。他的著作，正试图从历史的连续与断裂中去观察中国。他显然是“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谱系影响之下的日本知识分子。然而，他显然又超越了这一点：他亲临现场，在现实中感受历史，又在故纸堆中感受现实，从中去思考中国与日本的“近代”。本书正是这样的结晶。在《近现代化与中国的思想传统》一文中，他提及近代中国的先驱既挑战了“传统的封建”，又以此“传统的封建”为武器与“外来的近代”作战，并以此批判了“脱亚入欧”的日本现代性（第142页）。这些都是在中国现场思考者的痛切之感。这也质疑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框架之问题所在。 三、“三元里”与反二元的多元的思考 在本书中，“三元里”这一地名不时出现。三元里是1841年5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当地民众自发武装抗击英军事件的所在地，位于广州城北郊。众所周知，鸦片战争被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中国“近代”的起点。对于本书作者来说，三元里也是他任教过的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所在地（下称“广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前身之一。作者1977年8月至1980年8月任教广外后，1980年9月至1982年8月转任于同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亦因以上的原因，本书中所收的一篇随笔题为《三元里的对话》，料其寓意至少有（或者可以解读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一如上述，“三元里”之寓意之一在于常识意义上的中国“近代”起点。彻底动摇清朝统治根基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发源于广东花县（今天广州市花都区），花县亦离三元里不远。对太平天国运动平均主义的批判性省思，也是本书的内容之一。但是，如前所述，本书“近代”的起点是明末，远远早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与视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起点的常识相比，他在试图寻找一个可以更本质地把握中国“近代”的起点，并因此选择以长时段思考这一“近代”。其次，“三元里”之另一寓意亦在于广外，这里既是作者任教之处，又是作者思考“近代中国”以及“近代日本”的历史与现实的“现场”。在三元里这一现场思考“中国”“近代”，既是作者受日本战后知识分子思想传统中“作为方法的亚洲”或“作为方法的中国”之影响的结果，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相对化。“作为方法的中国”为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学术留下了可贵的遗产，同时它也暴露出其明显的局限：对“中国”的概念化、浪漫化在现实中国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很可能是没有中国的“中国”。这自然多少与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有外交关系、相互阻隔的事实有关，但是，更与战后日本知识分子传统直接有关。作者在本书中处处显出他对现实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这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中国。这也显露出他与战后日本知识分子“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思想传统的复杂关系。《“平均”解》探讨了明清以来，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直至1960年代为止的历史中的“平均”观念及实践的谱系。作者揭示出，这一“平均”观念与实践一方面拥有其伦理性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成为农民战争中合理化压迫、合理化不平等的概念装置，从而展示了中国史的一个悖论性结构。其中作者对太平天国之“平均”的分析更是与主流的教条主义式解读迥然有异。从文中可知，其解读又是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对平均主义的反省相呼应的（《“平均”解》第四节，第71页）。他在书中目睹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种种新气象，笔下流露出种种同情和期盼（《三元里的对话》最是代表）。总之，他的“中国”不是概念化的仅仅作为“方法”的“中国”，而是大历史洪流中由有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人们构成的纷繁的画面，而字里行间，我们又不时可以感受到其关切。 此外，“三元里”这一地名也是“夷／洋”的象征。“夷／洋”也正是本书所强调的解读明末以来尤其清中叶以来中国历史的“官—民—夷／洋”三元结构之一元。明末以来的中国越来越处于与变动的全球史之关系性中，从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实施带来的银本位财政政策的确立，以及其结果对外国银（日本银、美洲银）的依赖，到军事技术东西大交流所带来的热兵器军事技术的竞争，耶稣会的东西文明交流，等等，莫不如是。无论是海洋中国，还是内陆中国，莫不是与西方关系性中的中国。三元里所处的广东，更是举足轻重。就海洋部分的中国而言，明代后期葡萄牙强占澳门、借助澳门建立包括广州港在内的贸易网络关系。自1757年至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之前，清朝规定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广州通商，即所谓“一口通商”体系（Canton system）。再至虎门销烟、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三元里抗英事件，等等，莫不是与“夷／洋”关系中的“近代”中国的缩影。“三元里”（广东）更是这一“夷／洋”最为浓缩的象征。本书所收的《林则徐小考》更是直接处理这一问题的论文。 最后，“三元里”这一地名，更与本书观察近代中国的多元框架有着巧合之处。此一多元框架便是本书解读明末以来尤其清中叶以来中国历史的“官—民—夷/洋”三元结构，或是其“政治—官僚、经济—地主、社会—家长、文化—读书人”之四元结构。此一四元结构是作者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1901—1969）观察传统中国的官、商、高利贷、地主四元结构的结果（《“平均”解》第二节，第61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夷/洋”不仅是外敌的威胁，也包括了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虽然作者并未明言，“官—民—夷/洋”三元结构，或是其“政治—官僚、经济—地主、社会—家长、文化—读书人”之四元结构是本书一以贯之的框架。但是，事实上“官—民—夷/洋”的三者关系，以及观察传统社会的上述“政治—官僚、经济—地主、社会—家长、文化—读书人”之四元结构，在书中频频出现，无疑是贯穿本书的重要方法论视点。作者亦未明言其“官—民—夷”三元结构，或“政治—官僚、经济—地主、社会—家长、文化—读书人”之四元结构是相对于二元（对立）结构而言的。但是，在具体叙述上，作者确实是在回避容易流于简化的二元结构。这些习惯性的二元对立框架，比如内与外、官与民、国家与社会，还有哲学上的主观与客观等等，往往容易将对立的两者截然分开，然后在叙述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中一项中心化，遂成为二元对立结构。二元对立结构也容易以（所建构的）对立的一方，去描述（建构）其所中心化的另一方，因而在哲学上最终流于同一性结构。其缺陷不言而喻。这一类二元对立结构往往是某种思考习惯之惰性所致，因为二元结构确实方便，可不假思索，拈手便来。但是，它往往容易导致将分析对象简化。王弼（226—249）《老子注》曾警示：“喜怒同根，是非同门，故不可得而偏举也。”类似意思亦见于《庄子·秋水》“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意即看似对立的双项、二元，如“喜怒”“是非”“东西”等，并非是单纯的截然对立，而是由对立双方所构成的运动中的关系。显然二元对立的问题，先秦先哲早有所警示。作者在本书中对多元结构的追求，正是试图烘现此一富有相互运动性的否定性关系。 当然，也必须说明的是，本书作者亦未将此三元结构或多元结构与地名“三元里”相提并论。这完全是导读者一己的解读。是否是过度阐释，敬请读者诸君明断。但是，笔者以为，类似的解读，也许正是书评者或导读者使命之所在，因为这也是导读者与原作者透过文本积极而主动的对话结果。 四、本书与日本的章太炎研究 本书共收录论文十一篇，有关章太炎的研究论文，只有《“国”与“家”之间》以及上述《章太炎的学术与革命——从“哀”至“寂寞”》。然而，与章太炎的对话、对章太炎的言及，在书中不时可见。囿于篇幅，本文无意介入本书两篇章学研究的具体内容，而是想提供战后日本章太炎研究的谱系与本书的关联。除了章太炎外，本书中另一位频频出现的中国思想家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船山，1619—1692）。日本战后中国研究史中同时研究章太炎与王船山且业绩斐然者，当推西顺藏先生（1914—1984）和高田淳先生（1925—2010）。但西顺藏更是一个组织者。无论在章太炎研究还是王船山研究方面，尤其又以高田淳先生最为系统（尤其章学）。高田淳先生1974年从东京大学退休后转入日本学习院大学任教授，而学习院大学也正是本书作者从1988年至去世的1997年任教的大学。我们不难发现本书作者与高田淳先生之间的关系：本书作者应该很受高田淳先生赏识，并或多或少受高田淳先生的学术影响。本文开头提及的《思想》杂志1983年刊载的作者论文，也很可能是高田淳先生推荐的结果。高田淳195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父亲高田真治（1893—1975，号陶轩）是日本著名的易学家、原东京大学教授。高田真治主张日本应该坚守固有的汉学传统，而非走近代的中国学之路。受家学影响，高田淳先生的王船山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船山易学。亦因此家学渊源，高田淳教授得以处理章太炎晦涩而高深的文本，可谓是章学之开山者之一。附带提及，为本书作序的川上哲正先生也正是高田淳先生的高足。 至今，海外章太炎研究其实也主要在日本。这一事实一方面与辛亥革命的重要基地在东京有关，还因为章太炎与明治日本学术史、思想史的关联颇深。小林武的研究在究明章太炎透过明治日本吸收西学方面最有说服力。少数英文出版的章学研究，除了萧公权、汪荣祖先生等外，其实其他成果主要也是在日文成果的影响之下的。日本较为系统的章太炎研究发端于西顺藏1952年发起读书会，其中1957年开始，西顺藏组织大家在其家中精读《太炎文录初编·别录》（主要为章太炎《民报》时期文章）的读书会，持续两年。读书会的参加者有近藤邦康先生等，高田淳先生应该也在其中。在1959年10月31日开始油印刊发至1963年3月10第30期为止的《日本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会会报》中,也有岛田虔次、星野原男、近藤邦康等有关章太炎研究的论文发表。竹内好、西顺藏、丸山升、高田淳、坂出祥伸、新岛淳良等皆是该会会员。这些都是战后日本中国研究成果卓著、富有影响的研究者。这里介绍上述情况，意在为读者理解本书提供一个学术背景，尤其是章太炎研究史的背景。 本导读是笔者毛遂自荐的结果，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张钰翰博士惠诺。从原著《出版说明》中得知，51岁英年早逝的本书作者1997年弥留之际，于病榻中拟定了出版目录。这位与时间赛跑的学者，假若稍可在生，一定会在出版前对本书更多地打磨、修改，将自己的问题关怀进一步清晰化，甚至更进一步将自己的思考升华，并将之修改、清晰、升华为一篇导论，导读其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做这些。本书标题的《近代中国断章》，一个“断”字，令人无限联想，也令人唏嘘、扼腕。出于对先学的尊敬，出于对作者未竟之愿的想象，笔者主动请缨写了这篇导读。唯愿对作者意图多少可以彰显，以飨汉语读者，亦告慰作者在天之灵。笔者不知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唯有交给读者诸君明断了。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身为一异国后学，谨以此文，权作心香一炷，纪念这位素未谋面、英年早逝的作者，一位中国“近代”“哀”而“寂寞”的思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