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周人极力抹除屈辱和苟且的商朝记忆

【整体感受】

自周文王开始、历经武王、周公旦、成王，祖孙3代4人不遗余力的彻底把商朝的宗教传统和历史记录翦除抹去。只因为这里既埋藏着周人对商文明活人献祭（甚至吃人）的恐惧，也夹杂了周朝先贤们不光彩的帮凶记忆

周人原本只是商朝西部边陲的小部落，也曾被商人捉来做活人献祭用，后来靠帮商人当狗腿子捉周边的羌人当人牲，才一步步混成了商朝承认的一方诸侯。但商人残忍的宗教习俗，给周文王造成了无法磨平的伤痕，一方面他曾一度沦为商人的奴隶差点就被献祭了；一方面他的大儿子被商人献祭给了鬼神，还强迫文王亲自品尝被剁成肉泥的儿子

上述经历促使周人推翻商朝后，系统性的翦除那些历史记忆，也让华夏文明骤然转身，非常“早熟”的逃离了宗教神鬼的束缚。并在破除旧文明的同时，把周人作为边陲小邦的那些隐忍含蓄、对外界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的生存之道，抬升成了华夏文明的基调，而非商朝的那种近乎西方文明的直率冲动、灵活跳跃、自信麻木

【零散记录】

1. 夏之前的世界：是一些算不得文明的小国家，从一开始单独村落、到后续的多个村落联盟。那个阶段很漫长，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才形成了跟现在一两个县大小类似、下辖3-5万人的小国

2. 大禹治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球还处在一个温暖时代，小冰河期还没来。那个时候江河下游的冲击平原还不是很适合农耕，而是广泛的湿地沼泽。大禹治水固然有治理水患的成分，但更重要是当时中原地区人民给沼泽放水以便耕种，这种行为后来以神话的方式被记录。那个时候很多部落国家的崇拜都是跟水泽动物相关，比如龙；比如大禹和他父亲鯀（读“滚”），都是跟鱼虫有关的水生动物

3. 二里头夏朝：其实按照严格的文明定义，夏朝只有青铜和城市，还没有文字；只有商朝才有自己的文字，才能算狭义的文明。夏朝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概念，更多只是一个小核心、因为拥有青铜铸造技术且农耕水平不错，被周围部落广泛附庸。在语言、文化、政治上都没有强有力的控制

4. 商的来源：地理位置上商人生活区域更接近沼泽湿地区域，他们的生活也更接近于游牧方式，他们的始祖在甲骨文中被记录为意为水牛的甲骨文。因为游牧，所以他们确实也从事商业行为颇多，因为广泛的结交夏周围的部落，后来趁夏内部矛盾加剧协同盟友们一起灭亡了夏朝，开创了自己的朝代

5. 商的扩张：可能正因为是游牧部落，结合了高级的青铜锻造技术，对外扩张成了他们的王朝特征。商人建造了后续1000年都少见的大型粮仓，可能就是为了当时的征讨

6. 人祭的底层逻辑：商一开始杀戮并不重，但随着王朝扩张和征伐，继续通过一些行为塑造群体认同，杀外人祭祀上帝就成了一种国家级的宗教行为。在那个鬼神信仰泛滥的时代，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死后会成为天上不同等级的神鬼，并干预人间的大大小小事务。当然神鬼之间也会有冲突，最重要的是神鬼的性情是难以琢磨的、不受人世间控制的

7. 商人的思维观念：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自然也不会想象鬼神能有。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便是商王也难免。但商王又是唯一可以通神的存在，他本身就是神人一体、政教合一的

8. 周人的起源：周人居住地环绕着羌人，一开始是商朝并不在意的边陲小部落，后来为了攀附商朝，还帮商人征伐捕捉周围羌人作为人祭

9. 《易经》是干嘛的：《易经》并非文王专门编写的算命教材，而更像是他自己的练习簿，所以内容驳杂，有大量的私人琐事。从萌生翦商之念始，文王就反复将其代入和推算，并随时验证、修订和增补，希望总结出一套最精确的占算方法，而最终目的，当然就是在消灭商朝的战争里运用这套预测技术。周文王把自己翦商的一些想法和推算练习，都深埋在《易经》里，也包括很多帮助商朝做的非人勾当，好在措辞比较隐蔽。后世为了维护周朝先贤的形象，周公开始系统性的做了全新的诠释，才变成了现在大家理解的《易经》

10. 姜太公的意义：姜太公作为周文王最重要的盟友，初始并不姓姜，应该是后续周朝建立后类似的赐名（同羌人）。他曾长期作为商朝贵族的奴隶，生存在商都城内，所以对商的情况很熟悉。同时他又本是羌人，可以帮助周文王修复与周围羌人的关系

11. 商人与周人的区别：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而在阴谋翦商的十余年里，这种个性更是表现得无以复加

12. 周人灭商：一开始文王还是利用宗教号召同盟，而且仅仅针对纣王，并非针对商整体。在牧野本来是寡不敌众的局面，好在有商朝内应助力，才捡漏一般推翻了商纣王。纣王之所以能被作为靶子，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本身商人的性格太过典型，而且把人祭的范围扩大到了商朝贵族身上（比干），引得商朝贵族人人自危，才有了文王的可趁之机

13. 彻底清除商：虽然占领了朝歌，但真正让商朝民众臣服又很复杂。文王发挥了连哄带骗的策略，依然是借助商人的鬼神宗教崇拜；但武王旋即去世后，留给周公旦的命题就是怎么解除这种近乎狂热的宗教习俗。答案仍然是来自文王的思想遗产，文王在《易经》中的研究，主要就是“易”，万事万物皆可更替倒转，好的可以变成坏的，兴盛也可以变成衰败。周公进一步做了把鬼神和世俗解绑，以“德”来解释朝代兴衰更替，并且世俗间的“德”可以影响事物的发展兴衰，而不再是靠捉摸不定的鬼神来统治世俗

14. 商周性格对比：殷商统治者尊崇神，要求民众必须敬神，对鬼神的重视程度超过正常礼俗，对民众的刑罚多于奖赏，多威严而缺少亲和力。这造成了民众性情躁动不安、争强好胜、缺少羞耻感的缺点。周朝统治者则推崇世俗的礼仪，对民众比较宽容，虽然敬拜鬼神，但不让它们干预人间事务，更重视人间的世俗秩序和信用，人间的身份等级则依据爵位高低有所区别，有亲和力，但缺少威严。这造成了民众趋利且心计巧诈，善于掩饰欲望和自我包装，心中少有真诚，奸滑而有欺骗性的缺点

15. 华夏文明的转向：使华夏文明突然转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恐惧，就像武王周发的惊梦。他们可能都在殷都生活过，不仅目睹了商人的血腥献祭，甚至兄长伯邑考的惨死。恐惧使武王更加依赖人祭宗教，而周公则极端憎恨人祭宗教，势必将其彻底灭绝。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解脱路径。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