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奢望在人类中找到完美，也不要在被造物中寻找神的特性

柏克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保守主义者：

我知道专制者很少攻击贫穷者——从不首先攻击贫者，他们不是专制者合适的猎获对象。专制者要猎获的是富有和显赫的人，这些人，专制者如果使他们成为嫉妒的对象，以及让他们在其他方面为多数人所厌恶，就可以更轻易地摧毁他们。当他们被摧毁以后，那被坏人的花招诱使做出了邪恶事情的多数，也被永远摧毁了。我憎恨专制，至少我认为如此，但是，我尤其憎恨多数人参与的专制。多数人的专制不过是扩大了的专制。

摘自Letter to Captain Mercer (1790)

什么是雅各宾主义？它是一种清除人们头脑中偏见的尝试（迄今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目的在于将所有的权力和权威都交给对人民的头脑进行启蒙的人手中。出于这一目的，雅各宾分子们决意摧毁这个世界旧社会的整个构架和组织，依照他们的模式再造社会。为了召集为这个目的而奋斗的队伍，他们以掠夺富人作为贿赂的方式，到处招募穷人。我认为，这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被启蒙了的，通常被称为雅各宾分子的人们的原则与主要信条的公正描述。

摘自Letter to William Smith (1795)

我知道，有一种明显的区别，经常被怀有不良计谋的不善之徒，或不能构划任何计谋的无能之辈，混淆在一起，那就是变革(change）与改革（reformation）之间的明显不同。前者改变对象自身的实质内容，而且，把一切连带的、附属的坏东西剪除的同时，把一切根本性的好东西也剪除掉了。变革是求新，至于是否能带来些微改良效果，是否不与人们谋求改良时所抱定的原则本身相抵触，这些都难以肯定。改革不是实质上的改变，不是对对象作根本性的修正，而是针对人们提出的弊病直接予以补救。只要弊病一除，一切便臻于完善。如果救治不奏效，最糟的后果也无非是：历经过手术的根本部分仍然保持着原样。

摘自Letter to a Noble Lord（1796)

理想化的政策一直是混乱的源泉——只要世界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这项原则就不会改变。肤浅的善良愿望，我们一接触到它时，很容易发现那是一种欺骗，我们最后也一定会发现它是一种欺骗。在我看来，这种肤浅的善良愿望，在人类的政府中没有丝毫效用。心灵真实不谬的纯洁，才是除恶助善的本原。

摘自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1775)

一些不良之辈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提出了一种主张，另一些人出于嫉恨和无知，有害地轻信了这一主张。这一主张是：在公共舞台上扮演角色的人都是一丘之貉，都同样腐败，都彻头彻尾地被薪金和津贴的肮脏诱惑左右着。我希望你们当中谁也不要受这种主张的毒害。根据经验，我知道这样的主张是错误的。从不奢望在人类中找到完美，也不要在被造物中寻找神的特性，当我抱着这样的想法与同时代的人交往时，我发现了许多人性之美。我看到了不少公益精神，看到了利益对义务的真正服从，以及真正的对名誉合理适度的关切。在这个时代，无疑有狂荡恣肆之徒和狡狯阴险之徒存在（其数量比以前多还是少，这我倒不清楚)，那又该怎样？难道因为善人中总有败类夹杂其间，我就可以不借助于世界上尚可发现的善行来完善自我了吗？善数量之少只能使其显得更有价值。那些因恶人的行为而对善提出怀疑的人与恶人同属一类。流行的黑话不能成为加入那类人行列的理据。他们经常如此抱怨说：我被某某人骗了；我被某伪善者或江湖术士愚弄了；我再也不相信外表了，等等。但是，依我之见，自己的幼稚和缺乏眼力并不能就此怀疑人的尊严。一个真诚的人宁可怀疑自己的鉴别力，也不会去诋毁他的同类。他可能会这样说：我没有用心观察或我的判断尺度有误，当我本该去留意行为时却相信了言论。这样的人通过了解世界会聪明起来，而不是恶毒起来，谁指控全人类都犯有腐败罪，谁就应该明白，他最终肯定只能给一个人定罪。实际上，我最好是抱这样的态度，即承认那些我曾一度极其厌恶的人是完美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应与我周围的人一同堕落，并以此为自己的卑劣寻找自我安慰。 个别集团的走卒可能会宣扬这种恶劣的主张，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它符合他们的目的。但是，在那些自称是自由的坚强卫士的人之中，竟会听到这种主张，这不仅令人吃惊，而且也不自然。这种夷平道德的主张是一种奴性原则，它远比一切要求神学服从权力的主张都更能有效地在实践中导致被动服从。它不仅把一切强力抵抗观念连根拔掉，而且甚至把一切合法抗议观念也连根拔掉。它把人推入可悲的屈服状态，而且不是利用人的思想——思想可以因辩论而动摇或因激情而扭转，而是利用牢固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联结。因为，既然一切政界人物都同样自私、腐败和贪婪，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去要求作丝毫改变呢？而且，除了必然会随一切改变带来的邪恶外，没有任何产生丝毫好处的希望。活跃的政治人物是民众的真实模本，如果他们普遍邪恶，那么，共同体本身也不会是健康的。我们可以尽情尽致地谈说中等阶层或低贱阶层的德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任投向那些从未受到过任何考验的人的德性。但是，如果从那个阶层中不断涌现出来的人物并不比出身高于那个阶层的人好多少，那么，对其余的人又能抱什么希望？他们能使国家的生命永远延续下去吗？所有对政府有过研究的人都一致认为，在一个普遍坏败的民族中，自由不可能长久存在。的确，那些制定法律的人、卫护法律的人、实施法律的人或者服从法律的人会心照不宣地结成同盟，一致憎恶一切宽大而高尚的制度所具有的精神——这怎么可能呢？

摘自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1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