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卜正民：《縱樂的困惑》中文版作者序

當人們最後看到他們三個人的時候，他們正頂著非洲的烈日，望著大河的對岸。三人中，一個是中國人，一個是非洲黑奴，另一個是呆在臨時搭起的帳蓬下的葡萄牙人。他們因所乘坐的船隻出事而滯留在今天我們稱作納塔爾的非洲東部，同行的其他人已經涉水過河，消失在這片乾燥和荒蕪的大地上。我們不知道中國人和非洲人的姓名，但葡萄牙人是個叫做魯博（Sebastian Lobo da Silveira）的商人。1647年2月當魯博離開澳門的時候，他也許是那裏最胖的人。他於1638年來到澳門，接任船隊總管一職，不巧他在曾經十分賺錢的遠航日本的商業活動接近尾聲的時候購買了這一航海專利，不能從中致富，他轉而交結耶穌會士，不擇手段地掠奪澳門的財富。當皇家行政官員對他有所阻撓時，魯博在1643年找人將他打死。魯博的行為在澳門街頭引起的騷動並不像當時席捲華北大地的反明叛亂那樣嚴重，在明朝被推翻的1644年，這位船隊總管被新任澳督卡瓦荷（Luis de Carvalho de Sousa）拘捕，但後者未能成功沒收他的財產或對他提出指控。1647年2月，卡瓦荷最終將魯博押上開往里斯本的船隻，讓他去那裏接受審判。 五個月後，魯博所乘坐的船隻在非洲東南海岸失事，生還者需要從內陸徒步走到莫桑比克。魯博因過度肥胖，加之長期奢華的生活方式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以致他每走幾步就要歇一歇。起先他用錢僱些士兵用吊床來抬他行走。但幾天之後，當這群人的食品用盡後，那些腳伕的精力和耐心也沒了。在一條大河邊，他們實在沒有辦法抬他過去，於是為他搭了個簡易帳蓬，留下兩個侍者後走了。 那位非洲人是葡萄牙奴隸販子在桑給巴爾海岸購買後被送到澳門的。他是澳門眾多沒姓沒名的黑奴之一。他們的容貌讓中國人吃驚，當地人叫他們「黑鬼」。雖然納塔爾在非洲，但船隻在那遇難對這位黑奴來講並不意味著可以返回家鄉，解除奴隸身份。關於那位中國人我們也是甚麼都不知道，只曉得他身材短小。他也許是魯博在澳門僱來的侍從，也許是廚師，更可能是一個自己主動或兒時被人綁架後賣給外國人的奴僕。雖然奴僕在晚明相當常見，但販賣中國人給外國人卻是違反明朝法律的，明朝的地方官員為這個問題擔心了幾十年。一位官員於1614年前後在澳門豎了一塊石碑，上面刻著五項葡萄牙人應該遵守的規定，其中第二條是他們不可以購買「唐人子女」，但無論是法律還是道德的屏障都不能阻止其他地方的中國人湧入澳門，「每歲不知其數」，正如當時另一位明朝官員抱怨的那樣。至少在窮苦勞工的眼裏，在澳門做奴僕比在福建打工要好。明朝的官員們也許不這樣想，但將中國人與外國人隔開的想法及做法並不能引起普通百姓的興趣，因為同外國人做生意所帶來的利潤實在太可觀了。 當同船的其他人丟下魯博、渡河而去的時候，很難想像那位中國奴僕留在他身邊是出於對主人的忠誠，因為魯博的名聲太壞了。繼續幫主人做飯？這更不可能，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任何剩餘食品了。作為奴僕，在主人給他離開的自由之前，他是不能走的。一但魯博死了（這肯定很快就發生了），他才有可能被解放。但那時他去哪裏？那個黑奴後來又怎樣了？我們都不知道。他們從歷史記載中消失了。唯一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那個中國人死在納塔爾，也許是獨自一人離開塵世的。 這位中國人只是生活在明代的數千萬人中的一個，絕大多數中國人生老病死在中國境內，但有些不是，而且這些人的數目在王朝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增長。十六、十七世紀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也是一樣。當時的世界正在日益變小，許多人（不光是歐洲人）在世界各地來來去去。財富和機會的引誘使得某些人長途跋涉，但更多的像那位非洲奴隸，是被強迫而不是機會拖進這種空間移動的。那位被帶到澳門的中國人應該也是這樣：為了賺取更大的利潤或僅僅為了生存。不管是哪種情形，席捲十七世紀多數地區的追求商業利益的潮汐，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將他從中國的南方海岸帶到非洲海岸。 1368年明代中國人的生活同1644年他們後人的生活有許多不同，前面講的這個故事顯示其中的一個。本書是有關明代中國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敘述。我寫此書時，留意到這些全球趨勢，雖然這些趨勢應被看成是影響明朝中國歷史的諸多複雜因素中的一部分。那位在納塔爾的中國人的故事告訴我們中國所處的世界在變化，也告訴我們中國內部的變化：商業活動正日益作為一種致富的手段而被人們實踐和稱頌，中國不再以明朝開國君主洪武皇帝所希望的方式與世隔絕。這個故事挫敗了洪武皇帝對中國的希望，我希望也挫敗讀者們的期望。幾個世紀以前發生在中國的事情看起來也許熟悉，但如果真是這樣，我們應該小心。明代中國人居住於一個與當代中國人生活有著巨大不同的世界，那些相似的東西也許並不相同。 作為歐洲人後裔的加拿大人，我的社會文化背景似乎使我同魯博而不是他的中國侍從更加接近，但這並不意味著我認同或更加理解他。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的看法也許會妨礙我捕捉構成那位中國人生活經歷的某些細節，但它同時也替我免除了那種基於當代中國人生活經歷而自認理解他的幻覺。當然，讀者和我都想發現過去和現在之間的連續，但對明代中國來講，我們都是陌生人。作為一個清楚知道自己是那個世界以外的人，我有著靜觀整個明代社會和文化風景，而又不必將明人的選擇帶到我自己生活中去的優勢。這是一種絕大多數中國歷史學家所沒有的奢侈品。他們書寫中國歷史，因為那是中國的，我寫中國歷史，是因為它提供了歐洲歷史以外的另一個選擇。中國的歷史學家尋求理解中國歷史，因為他們關心構成今天中國的種族或民族身份認同的基礎，而我則不必被束縛於將明代中國作為一個無法逃脫的過去。相反，它是一份如果我選擇就可以自由接受的遺產。對像我這樣不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人來講，明朝是一種可以作為我的遺產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國的歷史學家也可以擁有這種沒有民族義務的自由。我覺得不妨嘗試一下，因為從這一立場我們可以像十七世紀的祖先一樣，審視那位被困在納塔爾的中國侍從、非洲奴隸和葡萄牙商人，一樣可以自由地認為那位富有、肥胖和腐敗的魯博是他們中間最奇怪的人的一個。 我很高興廣大的中國讀者現在能有機會讀到這本書。這要歸功於我的學生和朋友方駿。我很感激他願意承擔此書的譯介工作，也很欣賞他非凡的翻譯技巧。我的散文寫作風格並不簡單，但他和他的合作者王秀麗、羅天佑極其成功地將之譯成中文。我還要感謝孫競昊為本書所提供的出色編輯支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