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侯树栋｜中世纪史料学的旧作与新篇
本文原载《中世纪史料学》卷首，部分内容先期刊发于《光明日报》2017年3月20日14版
作者简介：侯树栋，1960年11月生，男，汉族，籍贯河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著有《德意志中古史》等，译有《封建社会》、《骑士时代》等。
柳勃林斯卡娅《中世纪史料学》中译本据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译出。原作出版距今整六十年，中译本从翻译到校对再到出版历经半个多世纪。这样一部跨世纪的“旧作”，为什么至今还有出版价值呢？这当中确有它的缘由。
有关西欧中世纪资料选集一类的书，国内已有多种，但中世纪史料学，即对中世纪主要史料的概述和分析，迄今尚无一部。柳勃林斯卡娅《中世纪史料学》的内容，是对整个中世纪西欧历史进程的主要史料(文字史料)的评述，中东欧地区和国家、北欧地区和国家的史料情况也有专章叙述。全书评述的史料从古罗马凯撒的《高卢战记》直至17世纪中叶的史料(按苏联学界的划分，17世纪中叶为中世纪的下限)，分成“古代晚期”、“早期中世纪”、“成熟的封建主义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四部分，除“古代晚期”，每部分首先评述特定时段内史料的一般特点，然后或按族群，或按国家和地区分别评述相关史料。中世纪遗存下来的文字史料，一时一地的情况需具体对待，但就整体而言，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很多尚未整理和出版。《中世纪史料学》以清晰的线索，系统、连贯地呈现了西欧中世纪的基本史料及特点。本书内容丰富，结构简洁，作为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世纪史料学，对于我国的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教学，显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里不可能对《中世纪史料学》进行全面评价，仅就其几个突出特点,结合着近年来的研究动态略作讨论。
第一，本书对中世纪史料的分类比较合理，至今仍然可以作为走进中世纪文字史料库的“导引”。由于史料庞杂，对中世纪史料进行的任何一种“概述”或“评述”，都必须有所取舍或选择，这就涉及到了史料的分类。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史料进行分类，国外学者通常将文字史料分成叙述与非叙述两大类，还有的分成叙述类、政府档案与私人档案。柳勃林斯卡娅将中世纪史料分成三大类：第一是文书类，包括公共文书、私人文书、经济类文书和行政文书。第二是法律类，包括习惯法、民法、刑法和教会法、法令、城市法和国家宪章、条约、审判记录和法律诠释。第三是叙述类，包括年代记、编年史、回忆录、日记、名人传记、圣徒传、私人函件和政论。
2012年英国出版了一本中世纪史料学方面的著作，主编在“导论”当中指出，传统学术的焦点是政治史和外交史，所以政府方面的记录和编年史最受学者的关注。然而现在的兴趣变了，中世纪的家庭生活、妇女、儿童、两性关系、人口、健康等议题变成热点，有关家庭、私人或个人方面的史料越来越多地摆到学者的书桌上。一个时代的学术趋势往往决定着学者对“史料”的取舍，柳勃林斯卡娅不例外。作为出版于六十年以前的著作，作者对史料的取舍也许不完全切合当下流行的家庭文化史、心态史、观念史研究的需要，但由于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史学观，早已超越西方传统的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狭窄视野，她对史料的取舍自然也远非政治史和外交史所能限定。她评述的范围既有政治史方面的史料，也有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史料。循着这一分类，我们就可以认识中世纪史料的一般情况和特点。
第二，《中世纪史料学》对圣徒传给予了全面、客观的评述，至今读来仍然富有启发，富有价值。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强调史家应当关注中世纪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历史。正是基于这一点，她深刻阐述了圣徒传这类资料的重要价值。
中世纪早期的资料较为贫乏，反映基层生活的史料更是稀少，所以中世纪早期遗存下来的一种典型资料圣徒传，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基于19世纪实证主义的史料观，在与所谓“事实”打交道的史学家和与所谓“虚构”打交道的圣徒传作者之间划定了一条严格界限：前者提供的资料被认为是可靠的，因而是重要史料，后者提供的资料被认为是虚构的，因而不能用作史料。今天不少学者提出应超越这条界限：无论是历史著作、传记、年代记、编年史，还是圣徒传，都有其偏见、预设和目的，然而它们都是宝贵的史料；需知，中世纪早期的“史学家”也创作圣徒传。柳勃林斯卡娅高度重视圣徒传这类资料，认为它们不仅包含着政治史和教会的历史，更显示着中世纪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风俗习惯和精神生活，是后人透视中世纪普通人内心世界的窗口。她说：
早期中世纪的圣徒传乃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其中保存了当时民间生活的许多特色，包含着描述教会的历史及其地产的增长的珍贵资料。往往还可以发现政治史的事实。用以研究早期封建社会时代的风俗、道德、意识形态和宗教历史，反映生活诸方面的史料一般是极为贫乏的，古老的圣徒传在这方面是不可代替的。固然，它们充满着传奇和超自然现象，其中笼罩着神话。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自有特点的历史资料。
这是对圣徒传作为史料的价值和局限的一种全面和科学的评价，对于今天怎样研读和利用圣徒传仍然不失其指导意义。近来论者十分重视利用圣徒传探讨中世纪人的内心世界和基层生活，认为圣徒传的内容不仅为普通信众提供了行为的榜样，而且表达着对某一地方小共同体的认同，并将这一共同体的命运与圣徒的命运等同起来，所以圣徒传是理解中世纪人的宗教期待和道德向往的一把关键的钥匙。柳勃林斯卡娅分析法兰克国家墨洛温王朝时代圣徒传的创作情况时，就这类资料的价值作了相当具体和深刻的分析：
圣徒列传——墨洛温时期特别丰富——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政治方面的资料，然而更多的是文化—习俗性质的资料。遗憾的是，墨洛温圣者传的大部分内容在以后的加洛林时期都按照文学—修辞的方式加以重编，以至原有的朴素性和许多真实生活情景消失不见了。然而那些没有受到歪曲或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之害而完整保存下来的圣者传尤为珍贵。它们对于描述法兰克社会下层阶级的习俗和生活条件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些大多数乡土性的“圣徒”形象，在那时与其说是由教会人士创造的，不如说是多神教的人民的想象所创造的。这表现在，那类传记的大多数主人都是普通出身的人，而且在他们的朴素的传记里——自然是掺杂着各种传奇的大量糟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及其苦难和愿望。
根据这番评述，我们知道“圣徒”形象的主要意义在于其乡土性和“接地气”，因而可以一定程度上引导后人走进早期中世纪的基层生活。柳勃林斯卡娅对圣徒传的评述还点出了早期中世纪基层社会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复杂情景：基督教与多神教人民的想象共存。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晚期古典古代”(Late Antiquity)研究，充分展示了罗马帝国后期和早期中世纪宗教信仰的多样而复杂的情景，论者普遍慎用“基督教化”一词描绘当时的宗教形势。他们认为，异教徒的皈依远非意味着基督教化，基督教文化是透过异教或前基督教的影响和习俗传播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2世纪。圣徒传正是可以用来证明这种情况的典型资料。柳勃林斯卡娅已经指出，早期中世纪欧洲诸民族多数只是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教会不可能完全克服多神教的自发势力。“本地的大小神衹、山川林泽等等的保护神被同样是区域性的‘苦行者’、‘殉道者、隐士’或‘虔诚的’主教所代替，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也仅仅是在一个大小不等的狭小区域内为人们知晓或崇拜。这些早期中世纪的地方圣徒，对于民间的多神教群众来说，较之官方的基督教信仰的神，更加亲近和更易接受。”可见，研究民间信仰，“早期中世纪的圣徒传乃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
第三，《中世纪史料学》对法律类资料的价值有着客观、科学的认识。研究中世纪史，不能不重视法律资料。通常认为这类资料不像叙述类那样有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因而比较客观、比较可靠。然而近年来论者越来越关注法律资料的局限性，指出大量法律是规定性的而非描述性的，特别是立法有相当的虚拟性。每一份令状其实都在陈述一个故事，即使令状在法律意义上真实可靠，也无法保证它陈述的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所以从法律资料当中寻求权威、可靠的证据仍需小心谨慎。不仅如此，正因为当时和后世极为重视这类正规记录，有时“膺品”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柳勃林斯卡娅将法律资料单作一类，足见对这类资料的重视，但同时也对法律资料的“客观”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柳勃林斯卡娅指出，法律文件的可靠程度各不相同，“习惯法和审判记录通常比中央政权颁布的法律或律令诠释更接近历史的实际情况。在使用法律资料时，准确地判定立法者的倾向和企图，是十分必要的”，在许多情况下，国王的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至于律令诠释，其主要作者是法官。在其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反映得最为突出。”作者在六十年前提出的这些论断，完全符合当下学界的基本认识。
当然，从今天来看，这部出版于六十年前的书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例如，非文字性史料，譬如中世纪的各种图像和考古证据即所谓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日益为史家关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世纪史研究的论著当中。这一点固然不能改变中世纪的主要史料仍为文字史料这一基本事实，但对中世纪史料的认识若只限于文字史料，显然是不够的。另外，伴随家庭史、心态史、妇女史、异端团体和民间宗教研究的流行，反映这些方面的史料、如遗嘱、书信、布道词等等，也受到学界的重视。这也是《中世纪史料学》不足的地方。不过，新的史学分支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政治史、社会经济史等传统研究失去价值，而是为进行再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所以《中世纪史料学》重视并进行评述的那些“史料”，仍然是史家可资珍贵的资料，作者柳勃林斯卡娅在书中的分析和论断在今天仍然是可资参考和借鉴的。如果对照着国外新近出版的史料学著作阅读这部出版于六十年前《中世纪史料学》，以相互取长补短，则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