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家，直至一个广阔的人生｜纪念杨苡
《呼啸山庄》的译者（也是书名的中文首译者）杨苡于 1 月 27 日逝世。她与“五四”运动同岁，1919 年生于天津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在《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一书中，她如此回看这一时间上的巧合，认为自己“生逢其时”：“对政治、理论什么的，我不感兴趣，也从来没弄懂过，同时我与各种运动都是疏远的，但我最基本的判断和态度，或者你说常识、价值观也行，都是新文化给我的。这里面也包括对旧式家庭的态度。”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是杨苡的口述自传，由余斌整理撰写而成，前不久刚刚面世，我们幸而能在她离世后，继续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位百岁老人坎坷的人生，以及她身处的时代。下面摘选的段落，讲述了杨苡在战乱时离开天津、准备前往西南联大途中的见闻，一位少女对逃离父权家庭的渴望、对家国破碎人何以自处的思考跃然纸上，而精神上更为自由开阔的人生正等着她。
从联大到中大（上）
口述：杨苡 撰写：余斌
“云南号”
我是七月七日下午上的船，晚上开到塘沽就停下，夜里没动，第二天早上才开出港口。母亲，还有七婶一大帮人到天津的码头送行。英国太古公司的“云南号”。很大的船，我母亲她们登上船，也是头一次，挺新鲜的，东看看西看看，到开船的时间，一晃也就过去了。她也没哭。倒是在家帮我理东西的时候，她流过泪。还问我，你就舍得离开家？舍得你这些宝贝？
我喜欢搜集各种玩意儿，唱片、明星相片……光是手绢，就有好几盒，有六条一盒的，十二条一盒的，都放在一只大箱子里。但我一点离愁别绪也没有。一直想离开这个家，像巴金笔下的觉慧那样，这回真的要离开了，要有自由了呀！在码头上我也还是一团兴奋。船离开码头时，船上的人都在跟岸上的人招手，船上也有日本人，他们的亲友就往船上扔彩带，还叽里呱啦大声说日语，大声叫：“沙哟娜拉！”讨厌极了。后来在船上遇到日本人，他们净是鞠躬那一套，我们能不理就不理。
我并不是一个人出远门，从天津到昆明，是跟中国银行的人一起走，都是中国银行安排的。一路上都是分等级的，行长、副行长、老行长（就是我父亲）的家眷待遇是最好的，比如我坐船都是二等舱，到海防住酒店住套间，大部分中国银行的人没这待遇。连我七叔家的纮武也只住三等舱。七叔那时是天津中国银行的副行长，杨纮武是他的小儿子，我叫他“阿毛弟”。同船去的中国银行的家属中，只有他和我最后到了昆明。我们都进了联大，关系特别好。
过去的客轮，二等舱是最好的，两个人一个房间（还有一种叫“大餐间”的，也是两人一间），二等舱上面并没有一等舱，单人房间要特殊的人物特殊安排才会有。三等舱、四等舱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二等舱和下面是隔开的，应该是可以下去的，我是第一次出远门（之前只是坐火车去过几回北平），也没敢乱走。好像四等舱就不太行了，睡四等舱的大都是流亡学生了——其实里面不少在家里也是少爷，家境糟糕的这一趟也走不起。
虽然是隔开的，下面的可以到上面的餐厅来吃饭，杨纮武就到上面来吃，是打了招呼的。当然也要吃得起，我们都是中国银行安排好的，究竟在餐厅里吃是什么价，我也弄不清。想来是挺贵的，因为都是吃西餐。那时不管在哪里，吃西餐都比较贵。吃饭时二等舱的乘客服务员会到房间来请，叫服务员都喊 boy，他们都是说英语——英国人的船嘛。到了晚上，大餐间里有舞会，男男女女衣冠楚楚的。我没去过，觉得跳舞的和我不是一类人。
我喜欢在甲板上看风景，没坐船出过海，什么都新鲜。还有就是唱歌，唱那个“一心去航海，海风使我心忧，波浪使我愁……”。和杨纮武一起住三等舱的有个李抱忱，北平艺专教音乐的，因为纮武的关系就认识了，我们天天在一起唱歌，一首接一首地唱。其实一点也不愁，唱就很开心，但一出塘沽口我就开始晕船，那就不好玩了。我开始吐，什么都不想吃，李抱忱说，不吃怎么行？硬逼着我喝点番茄汁什么的。
航行了好几天，到上海要停一天，我就在上海玩了一天，住在颜惠庆家。颜惠庆这个名字现在没几个人知道了，他清末的时候就搞外交，公使、外交部次长、外交总长都当过，在北洋政府还组过阁，当过总理，老资格了。那些官衔什么的，我其实闹不清楚，只记得小学时有次看电影，新闻片，上面有他的画面，是个外交场合，他不肯签不平等条约，卷了国旗回国了。我们太小，事情的背景不清楚，只是觉得同学的爸爸出现在电影里，特别好玩，一起朝颜枬生看，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
前面说过的，我和颜的女儿颜枬生一起在中西读书十年，好得不得了，是真正的闺密，我姐和她姐也是同学。因为同学关系，两家大人也有来往。母亲因为是姨太太的身份，总是被歧视，和高门大户人家的太太不怎么打交道的，和颜家是例外，颜伯父、颜伯母（我都是这么称呼）都是特别开明的人，一点不摆架子，所以母亲特别愿意我和枬生交朋友。其实母亲和颜家大人也没怎么见过面，毕竟她是姨太太，怎么称呼都是问题。间接的打交道只有一次，是我在她家吃饭，她家养的狗老在桌子下面蹭来蹭去，我拨拉它它也不走，结果不知怎的把我衣服上弄了个口子。吃完饭颜伯母瞧见了，问明情况，第二天就买了块料子让下人送到我母亲那儿，表示很不过意。这事母亲一直记着，对颜家的印象特别好。我也喜欢和枬生一起玩，到她家玩也开心，因在她家一点不拘束。有次玩捉迷藏，我跑到书房里，颜伯父正好在那儿，我不知往哪躲，他就示意我钻到桌子下面去，还帮着打掩护。
卢沟桥事变后，颜枬生全家就搬到了上海。在上海，颜家老大（我们都喊他“颜大哥”）接了我就到家里。枬生正准备到美国留学，颜伯母一见到我就说，别走了（意思是别去云南了），和枬生一块儿去美国念书吧，我来供你，你母亲肯定愿意的。我知道母亲多半赞同（跟颜家的人在一起她是最放心的），我也不反对留学，但是我和大李先生说好了的，要在昆明等他，一心就想这个，就根本不考虑其他了。
在上海，颜大哥开着车带我去逛。他家有三辆车，载我的那辆是敞篷的，开到一个刚修好的漂亮的游泳场，很摩登，好些电影明星到这里来游泳，我们不下去游，买了饮料冰激凌坐在旁边看，不游泳吃冷饮看着的人还不少，就像我在天津去国民大饭店的舞场，也不跳，就看热闹。这样的游泳场，不光是健身，也是高档消费的地方。上海号称“十里洋场”“东方巴黎”，比天津还要时髦得多，颜大哥带我到处逛，也是让我开开眼的意思。我当时一边瞧新鲜，一边心里就想，日本人都打进来了，还这样，这不叫“醉生梦死”吗？
香港十日
一天以后，又上船往香港走，香港是这条航线的终点，从香港再往越南的海防，就要换法国轮船公司的船了。等那船船期，我在香港又停留了十天。
在香港，我住在卞白眉家，好像是在浅水湾那一带，山坡上挺大的一幢别墅，叫“湾景楼”。卞是我父亲指定的中国银行行长，接替他的位置。卞是扬州人，留美的，说英语有方言味，除了这一点，其他方面，洋派得厉害。—说起来也是沾亲带故的，我有个堂姐，七叔家的，叫杨漪如，就是卞家二少奶奶。
这次中国银行的许多人一起到香港，说是旅行，其实是从日占区撤出来，在香港已经成立的津港办事处，就是在预做准备。我们因为要到大后方读书，跟着一起走，好有人照应。到香港后，当时是天津副行长的束云章就对中国银行的子弟说，大后方的生活很艰苦，劝我们不一定要去，果然，大部分人就留下不走了。又有一次，卞白眉请坚持往大后方去的几个人吃饭，吃饭之前讲话，说了些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一类的话，还说我们可以到大后方去，要留在香港也可以。其他就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肚子饿了，巴望他快快结束，他还是讲个没完。我根本没考虑留下，脑子里就想着和大李先生的约定——“昆明见！”
住在卞家没事干，我就一个人坐电车到处转悠。不会说广东话，没法问路，也没关系，反正会坐车就行。除了自己玩，我还和李抱忱约好了一起逛过大街。他是老师辈的，又和大李先生熟，他说过我一次—我们约了在车站见，一见到他，车还没停稳我就跳下来了，他就说我，还没到站车不会停的，跳下来弄不好就跌着。我说，李先生我看到你了呀。
我们在一起老是谈音乐，他就领着我买东西什么的。有一天在香港我真的是乱跑了，卞家白天通知我晚上有外国客人来，我堂姐也叮嘱我，要按时回来。意思是有客来，到时开饭是不能等的。我说我找同学玩去，不回来吃了。其实没这回事，我一个人逛去了。结果一逛逛到皇后大道，其实就是红灯区，有点乱，娱乐场所，我不懂红灯区这些，也不知道害怕，以为反正母亲给了我手表，到时候就往回走呗，又不是不认得路。
结果逛到很迟才回来，客人早散了，我也没想到打电话回来说一声。卞家的人很着急，听我说去了那里，板着脸说我：怎么去那样的地方？！出了事怎么向你家里交代？！我心里不服：我身上又没带什么钱，打我什么主意？其实他们是说我一个女孩子没人陪着到那种地方不安全。
喜欢到处乱逛，当然是因为对香港好奇，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同时多少也是觉得待在家里太拘束。卞家规矩大—洋派，加上殖民地的味道。他们家厨子都是外国人，吃过饭端着托盘到你跟前：“Coffee or tea?”。毕恭毕敬的。吃饭时静悄悄，没人说话。我是喜欢吃西餐的，可人紧绷着，实在是受罪。有次吃完了，在客厅里，堂姐说，你弹点什么听听吧，我手足无措，问弹什么呢？她说什么都行，我就弹了《蓝色多瑙河》。堂姐本意大概是想破破没话可说的尴尬，也是洋派的社交的一套吧，我反觉得像做戏似的。当然也因为原来对有钱的人就没好感。在天津时不知是在我们家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卞家少爷少奶奶在场，议论到日本人占了天津，情况不知会怎么恶化，那位少爷就表示没什么可怕的：“We are American!”。意思是日本人不敢动美国人的。我当时听了很反感，心想，你不做中国人了？！卞白眉说可以留在香港之类，我也是格格不入的：要抗日，还怕艰苦吗？
要来客人的那天晚上我就是借故躲出去的。其实不说话也没什么，只是我就是觉得别扭。同样是洋派，在颜家我自在得多，完全没这感觉。
那段时间卞白眉留学美国的女儿正好回到香港度假，老和她爸爸吵架。为了念研究生读什么专业，她爸爸想让她念的她不感兴趣。她有大哥二哥，念书都不怎么样，她的成绩很好，卞白眉总是想让她继承他吧。他们父女俩说英文，吵架时我就在旁边，挺窘的，就低了头喝咖啡。我在天津看电影，有中文字幕，听惯了英文原声，听他们一句一句的，简直就像电影里的对话，很久以后还记得。后来在重庆中央大学，陈嘉先生让我们练习用英文写小说，我就写了一篇，题目叫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是写一个女孩要离开家，要革命要自由。里面写的是我自己，开头女孩与家长争执，小说第一句就是：“You demand too much of me, I refuse.”。其实就是卞家父女吵架时的原话。写小说时我还不知道她自杀了，她有抑郁症，是在美国上吊死的。
（上文摘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由译文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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