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壳碗外的一条小船

本书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个人自传，在以个人经历描绘出其时的英美教育发展史同时，这本小书也同样体现出传主本人最爱的写作方式，即摆脱“无趣”但“严肃”的学术写作，而是“把笑话和挖苦放进了正文，把我阅读的时候喜欢的逸闻趣事、题外话，还有个人评论放进了注释”，前者是得以被体面出版，作为其学术成就标志的《革命时期的爪哇》，后者则是真正让其名声大噪的《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同样趣味横生的《椰壳碗外的人生》。

《想象的共同体》

促使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翻开本书，恐怕都要归功于真正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名震世界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而这本书今日的流行与受欢迎程度，恐怕是已作古的安德森难以想象。即使在其时，“通过口耳相传，《想象的共同体》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系，以及非常诡异地，在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流行了起来，被广泛地用作研究生层次的教材”。还记得某门课上师兄提及几乎散见于每门课的课程阅读材料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没提，是因为我相信你们其他课程的老师一定会提。”不错，那一学期的四门课程里，三门都提到了这本几乎绕不开的“名著”，而恐怕最能让安德森有些自得的是，我学习的甚至不是他提及的这许多专业。

虽然如传主所言，这本书本是为英国的知识分子读者群介绍民族主义的一本专著，其获得的成功和广泛的国际读者都是写作时难以预料到的，这也是为什么书中有这么多出自英国诗歌、随笔、历史和传说等的引言和典故，它们对英国读者而言是无需解释的，但对其他人而言则可能是不熟悉的。而当这本书业已成为人文社科学界里不言自明而需要被阅读的书籍之后，读者群显然不止包括序言里戴锦华老师提到的“长久以来热爱着《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几个代际的学者们”或“更多的渴望穿过历史的罅隙与裂谷，望向以生命贯穿“二战”前后的人生与精神理路的同代人、后来者”。也许真有许多真有这样的人，但我想也有更多如我一样，面对着“糟糕”的中文翻译、难解其意的论战立场与不言自明的英国语境摸不着头脑的普通学生。

这或许真如戴老师所言，几十年过去，《想象的共同体》所言早已“胀破了美国大学学科划定的栅栏，溢出学院的高墙与孤岛”，甚至成为某种学生踏入学术门槛后，师生之间心领神会而无需多言的概念，其原先的论战立场和东南亚语境似乎已在这种“默契”中逐渐消弭，而这本书也被逐渐化约为民族主义的一个缩影。《想象的共同体》无疑早已超出了区域研究的界限，但其在我们身处的东亚获得如此欢迎，恐怕与我们此刻正身处的后冷战格局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实践分不开关系。

尽管如此，像我一样的懵懂学生们翻开《想象的共同体》，依然会被前述种种困难缠住脚步，好在本书并无意于再次复述其专著中经中文转述后“云山雾绕”的语句，而是趣味盎然地将之作为人生的一个锚点并尝试描绘出其真正诞生所借助的种种力量。是的，为了写这部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多亏了苏哈托将军的一份恩情，如果不是他将自己驱逐出境，恐怕他这一生都会奉献给印度尼西亚；多亏了长久以来一种直接的、感性的方式将自己与印度尼西亚及更广阔的东南亚人民连接起来，才为著作里的“文化主义”奠定基础；多亏了重新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学者弟弟佩里·安德森和影响兄弟深远的本雅明，没有他们恐怕无法想象自己与这本书最终将至何处……

了解《想象的共同体》如何被写成或在书外究竟有哪些趣事或许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借此更好地理解该书，但其至少能驱逐出原本或多或少居住在我们脑中的某个模糊印象：一位美国学者日夜以继潜心田野，终于写出《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著作名震四野……一本书的传播与一个人的成就同样需要某种难以预见的机遇或运气，本尼迪克特和他这本远比他本人出名的书正说明了这一道理，而他在非凡的努力和勤奋之外，也正是一个在极其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的位置的人，而《椰壳碗外的人生》则多少揭示了上述可以被记述的一生之外的另一面：还好，本尼迪克特是个相当有趣的人。

安德森其人其事

作为中国读者，本书中第一件比较令人惊奇的事即是似乎远在天边的安德森原来出生于中国云南，随后心情颇为复杂地发现这是因为其父当时正供职于“由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所设立，旨在确保清朝支付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北京城破之后被强加的巨额赔偿”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而安德森在这本回忆录式的自传里毫不讳言地将其在云南而后至爱尔兰、英国、美国的一生评价为“好运连连”：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父母和祖先、语言、教育、移居美国，以及在东南亚的经历。

的确，多亏了本尼迪克特本人毫不讳言其人生中的种种助力与他幽默风趣的笔调，我们现在回顾他的一生，可以发现他此后所取得的成就都要仰仗于他在每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所做出的几乎总是“正确”的选择。少见的父母家中的私人图书馆，对普通学生小小开放大门的伊顿公学，大学毕业后恰到好处的工作机会，难以预料的社会历史大变革与冷战格局的崩溃，民族主义与东南亚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以后见之明来看，安德森的盛名恐怕最早可以追溯到在他本科毕业而坚持不愿继续古典研究的他，意外从同学手中得到了一个拥有当时美国极少有的东南亚专业研究方向的康奈尔大学的助教工作。这个极为谨慎地为自己选择了爱尔兰国籍的毕业生漂洋过海，由此开始了其一生与新大陆和东南亚纠缠难分的生活。

在母亲和弟弟的支持下，从没学过任何一节政治学课程的安德森成功在同学的帮助下得到了康奈尔的这个职位，而当时的康奈尔政治系，也正有研究当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权威专家乔治·卡欣加盟，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剑桥的学子以其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勤奋肯学的态度在名校名师的教导下找到了自己值得为其奉献一生的职位。尽管其坦承当时学习之难，如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今业已在全世界学界建立起模范与标杆的美国学术界仍然未有几本可堪阅读的东南亚相关学术书籍，但无可否认的是，也正是这种尚未被开垦的学术地与二战后风云变幻的政治关注使得从事这一专业的研究者获得了难以匹敌的关注度。而这一方向上的“正确”选择，放诸安德森环环相扣的一生也不过是其中一段重要的插曲，正如其本人所言，其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在当时极可能因非常小的改变而变得极为不同：“倘若我的父亲把离开中国推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很可能会被关进日本集中营，或许最终死在那里。倘若我的父亲不是爱尔兰人，我很可能就会在英国被抚养长大，并到海外去为帝国打仗。倘若我出生得晚一些，我很可能就会沉溺于电视，懒得去剧院。”

现如今与安德森当初做出这个远渡重洋的决定年龄相差无几的读者们，可能面对这样一个似乎每一步都要做得较为正确的人生模板感到无所适从，但安德森如此清晰地描绘出自己的人生轨迹恐怕用意不止在此，正如其提到的那个故事：我会逗我的学生，问他们的朋友或者亲属中是否有人曾卷入车祸。在得到肯定答案的时候，我接着会问：“你真的认为那是事故吗？”他们的回答通常会类似于这样：“是的！如果奶奶留在店里多聊五分钟，她就不会被骑摩托车的人撞倒了。”或者：“如果骑摩托车的人早五分钟离开他女朋友家，奶奶现在就依然会在店里聊天。”

虽然我们都承认运气对于一个人的人生历程或是学术成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并能够在他人自述时发觉运气在其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比重，但我们却难以解释好运气如何干预我们的学术研究或者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当这种探究的目光移向我们自身时。发觉他人在关键时刻获得的肯定与运气是简单且易得的，但体认到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有何种意义，我们自己的环境、阶级立场、性别、教育水平和类型、年龄和母语却相当艰难。“社会力量”“体制结构”“意识形态”等词语贯穿于我们看过的每一部学术书籍的索引之中，我们却寻找不到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运气”在其中任何一行字内。

当然，如安德森所说，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店里无所事事，五百分钟或五万分钟后，运气都不会敲上门来。尽管我们可以指认安德森笔下闪着金色光芒回忆的学生时代生活是对某种旧日的深切怀念，但却也难以否认正是其远较现在一般学生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其本人难得一见的学术天赋和刻苦勤奋，对比出今日已由具有随机性的谷歌代替人脑记忆的学生如何放弃了痛苦与其上的种种可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当然是一个好运的人，这一点我们或许无法学习，也难以预计，但他也是一个提供了可供学习的方法与途径的前辈学者，让我们得以攀援其上，等待运气在某一刻的降临。

美国大学教育与跨学科学术研究

在自身的人生经历之外，安德森也花费了相当篇幅描绘与他一生密切相关的美国学术界发展，其中不少故事以风趣幽默的笔记录下，但也蕴含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观点在其中。如那个所有人看了都会哈哈一笑的心理学系故事，暂摘录如下：

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系被指控拒绝为一位年轻老师提供终身教职，并且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心理学系从未给任何人提供过终身教职。在安德森被指派调查后，他发现真实原因是心理学系已被不同且互相不喜欢也不理解的三个派系牢牢把控：研究大老鼠、小老鼠的行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遗产和雅克·拉康理论的迷恋者；研究目击同一汽车事故的人会讲出不同故事的社会心理学家。任何候选人都会被两个团队否决，他们不感兴趣或者看不起剩下的那个他们认为候选人所属的团体。

心理学系内部尚且如此，当我们尝试使用跨学科的方法来尝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时，却发现那些我们曾认为都相当有力的武器，彼此间的间隔是如此“坚不可摧”。在学科壁垒尚未如此明晰的曾经，“跨学科”甚至并不会被学者有意提出，因为其方法似乎在学术研究中是不言自明的，既然并未有彼此近乎隔绝的学科，自然不必提什么“跨学科”。但依托着美国的霸权从而对世界产生影响力的美国学界逐渐走向学科分明的现在，身处另一片大陆的我们曾经坚信的“文史不分家”也逐渐成为了某种神话，人们不只只能将有限的时间精力投注于某一专业的学习和工作之上，甚至只能够被允许专精于其中某一个极细微的分野。这其中当然有我们今日面临的远超古人的海量知识的原因，但在此之外，那些“催人奋进”的项目与论文指标，不得不晋升或毕业的年限，为你提出标准与限制的基因标准，都如书名提到的那个尽可能“小规模”的博士论文一样，不求广阔，只求完成：如果有学生说他希望研究明治时期的性别意识与实践，他通常会被这样告知：“坚持性别意识，找一个有趣的十年，限制在东京。否则你永远都做不完研究，找不到工作。”

即便我们能看到如文化研究一般的跨学科研究业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在某种意义上吸引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但如作者所说，想要做好文化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学术体制尚未发生根本变化的当下，文化研究想要在这场游戏内得以生存，不得不自断经脉使其符合某种学科的想象以赢取那些本来担任其批判对象的学科建制、基金、项目或支持。而与之相对的是，当假意代表各学科的系所倾向于保守以维护其利益时，愈来愈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与与之深切扣连的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变化愈发难以适配今日的学科边界。学者们一方面被期待着在已由前人挖掘至深的学科内部有所建树，另一方面又发自内心地渴求着借助其他学科的武器或工具。

在前一场游戏中取胜的安德森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提供了这样的答案：开始有趣的研究的理想方式是从你并不知道其答案的难题或者问题出发，然后你必须决定智识工具的类型，它们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你也必须寻求未必从事你的学科或者专业的朋友的帮助，以便设法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智识文化。你也经常需要运气。最后，你需要时间来让你的想法连贯和发展。

这样的答案似乎对于今日的我们具有的更多是理想意义上的呼吁或召唤，或是某一种我们明知应当如此却难以践行的行动指南。

是的，即便是无比厌倦这样的限制，这样的壁垒的我，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用着某一学科几乎成为“黑话”的学术语言，即便这篇文章究其本质，不过是一个人读了一本书之后写下的一篇随性的评论。我们被教导如何让自己的文章看起来更加“专业”，仿佛这样就得到了某一种在异世界里通行或被认可的权利，但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加藤刚所说：专业术语是祝福也是诅咒。

而我们想要破除这种诅咒时，或许首先要尝试摆脱对于这样的一种祝福的追求，尽管这向来不是一件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