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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多学科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适应性调整。而中国古典文献学到底是应该踏入时代潮流，回应具体问题；还是保留朴学特色，回归古籍本身。一些有志之士不安于此，进行了许多尝试，而观照人类文化，试图重构书籍在社会中的角色这类学术思路便是诸多尝试之一。

不可否认，这类不同于常年溺于古本，耽于点校的传统文献研究方法，为学界提供了更为系统的思考体系；其成果也更容易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等其他学科成果相互借鉴，打通学术壁垒的同时，为文献学这一极其传统的学科激起了新的脉动，功不可没。但也必须注意，现代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所得之数据来源，建立之模型样本，基本源于作者的调研，而非文献转述。而文献学想效仿此类研究方法，所得之具体结论，重构之逻辑链条，往往只能依照前世的古籍记录，兼取前辈学者的成果与认知。

虽然社会学、文化学研究中，使用的调研样本也存在着主观与投机的问题，但源于内容诞生的数据，其量上的优势不是文献中的引用可以比拟的；而这种数量上的差异，在古代阶层社会的加持下，自然就变成了认知差异，因此很难根据某人某书的记载，推出有关古代社会问题或现象的不刊之论。如果尝试用书籍与贵族之间的关系来挡，那标题起码加个士人或者贵族才好。

最遗憾的就是该书作为古代文献文化史书系的综述，通篇都在纠结西边的理论和研究思路，几乎处在没有西边不能说话的地步，有没有明确地建构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总的来说，作为专著很有想法。但作为前言所谓的“绪论”，毫无疑问是很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