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不写“小说”，仁科可以——读仁科《通俗小说》

这本小说烟尘气十足。全书分为三辑，小说有长有短，有时候一个篇目的结尾会带出下一个篇目，编排结构很是用心。

在这本小说里，仁科没有居高临下，没有“知识分子”的优越性。由此而见，作者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从生活里走出来的作家抑或歌手，而是一头扎进生活的人。这是作为一个作者难能可贵的品质，这类作者不写便罢，出手便是不凡。

这是一本深入生活的书。小说的人物有发廊妹、走鬼、小偷、骗子等，都是我们生活里常见的、却很容易被忽略的活生生的人。整本书读下来，无论是从文本，还是从叙事看，都能明显感受到仁科很懂小说，也极富才华。

1.嘈杂

第一篇《地球仪》里提到一本书，名叫《通俗小说》，便给这本书定了名。这篇小说整体的基调也基本为全书定了性，在《地球仪》一开始，仁科花了很大篇幅介绍了故事发生的整体环境和状态，人物有环卫，有快餐店老板还有他儿子。老板给儿子买了个手摇便会发光的地球仪，当他儿子坐在店门口转动地球仪的时候，小说便突然来到结尾：

“饭吃到一半，突然间断电了。周围的人同时发出了不同频率的叫声，还有人不小心砸烂了玻璃杯、啤酒瓶，就像上个月看世界杯，球刚好撞到门柱上也产生了这种效果。”

“断电”是因为发了电、发了光的地球仪，虽然在内容上两者没有因果关系，但在叙事里是有逻辑照应的，毕竟只有周围的一切都因为停电暗下来，地球仪才能亮起来。

店面断电以后，周围的声音也才被突显出来——突然就有了嘈杂声。好像不断电就听不见嘈杂。突然就理解了仁科为什么在前面用很大篇幅进行环境描写，那也是在写嘈杂。是断电以后的嘈杂，帮我们听到了断电之前的嘈杂。

以此，写出了整篇小说周围的嘈杂。

这样一来，这个发光的地球仪也凸显了出来。只有地球仪是亮的，也可以说，只有这个小孩是亮的。只有老板的儿子专注于自己的光芒。其他事物都堕入了黑暗。

鲁迅有一句话很有名：“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这一句的后半句鲜有人提及，那便是：“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这里的嘈杂也是一种吵闹。这句话来自鲁迅《而已集》的最后一篇《小杂感》：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这些描述是不是很像？但是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对于鲁迅来说，任何时候都能听见嘈杂。仁科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嘈杂，写了出来——那便是，我们需要停了电才能听见嘈杂。

我向来不喜欢知识分子写作。我更喜欢有活力的写作，鲜活的人物，努力地生活。因此，在这里“嘈杂”不是贬义，对于一个小说作者来说，是一种褒奖。不单是这一篇，嘈杂是整本书的底色，不同的小人物在有活力的嘈杂背景下，显示了不同的力量感。

2.日常的力量

在《红城快车》里，仁科写了这么一段：

“由于当时太紧张，弹得不好，老板不爱听，表情很直接。歌手嘛，不能太紧张，又不是去偷东西。”

这一段很显然把“歌手”和“小偷”平放了，虽然是两种身份，不同的工作状态，但两者没有高低之分，作者没有看低小偷，这是一种难得的平视视角。开头我说，作者是扎进生活里的人，便是如此。

在另一篇很短的小说《杀人犯》里，仁科这么写到：

“有一天沙县小吃来了个杀人犯，他要了一笼蒸饺，一碗拌面。吃完，他付了钱。走了。”

小说只有这么长。看起来平平无奇，但这里面的叙述，也体现作者的平视。作者把杀人犯当做一个生活中的人来写，而不是去写他的犯罪现场。沙县小吃：蒸饺、拌面这些生活中我们常见的事物，无不压平了“杀人犯”这个扎眼的词语。最后一句“他付了钱。”更是在写我们，我们谁吃饭不付钱呢？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笔，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笔。

这就是在写一个日常行为。这些简单的东西，对应的是杀人犯这么一个不平常的人。就算是杀人犯也有日常的生活。这里写的不是杀人犯要做不平常的事，他做的恰恰是平常的事。

这篇小说令我想起一部关于杀手的电影。电影名字我忘记了。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让我至今难忘。那句台词是：“杀手也有小学同学。”这个小学同学，便是日常的，一个日常性的东西，一旦出现在这样满是戏剧张力的人和故事里，便会突出重围，杀了出来。这就是日常的力量。

同时，在《红城快车》的结尾，却写了一个不给钱的例子。写人物离开家乡的一段，不过两句话，尤其精彩：

“我是在路边拦的车，一辆红城快车，售票的是同学的哥哥，他免费带我走。”

最后一句“他免费带我走”堪称妙笔。人物即将离开家乡，离开家乡往往是为了追逐全新的生活，第一步便是要挣脱家乡的世俗和人情。虽然“我”已经决定离开，已经上了车，看似离开了，最后还是被家乡摆了一道，被家乡的人情死死地拽住。死死拽住他的便是让他“免费”坐了车。

3.走路

在《梦幻士多店》这篇小说里，仁科写了一段走路，表面看稀松平常：

“我跟着她走出小门，穿过彩虹街，拐进另外一条小巷，没走多久便到了。她停住了脚步，掏出钥匙打开铁门，她步伐轻盈，一步两个台阶，很快走上二楼。我喝完手中剩下的啤酒，扔易拉罐在旁边的垃圾堆里，便跟了上去。”

仁科不厌其烦地写了“她”走过了哪里，来到哪里，又是怎么走的，还“步伐轻盈，一步两个台阶”，目的是什么呢？看到后面，我们才知道。接下来仁科写：

“我的行动没她那么方便，我的左腿受伤了，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一个女人被两个男人打，打伤了左腿，现在走路还行，上楼梯有点不太方便。她从二楼的楼梯夹缝朝我说一声：‘上楼要当心点，回南天这小楼梯特滑。’”

原来是“我”左腿受伤了。仁科没写一个瘸腿的人如何走路，他只写一个双腿健全的人怎么走，怎么轻盈，是女人来替“我”走，女人走得有多轻盈，我走得便有多艰难。

还是在这一篇里。当“我”来到一个名叫美丽的女人的房间，问另一个女人这是谁的房间。另一个女人说：

“她告诉我，在士多店里面，穿紫色吊带裙的女人就是美丽，胸口有一个很漂亮的文身，坐在其中一张太师椅上，长发，卷发，大波浪卷，她身后的墙壁贴着张柏芝的海报。我没有一点印象，我没发现有这么一个女人。

我让她去叫张美丽过来。她说好，但她告诉我美丽不姓张，姓曾。不重要，重要的是叫她过来，顺便帮我带瓶啤酒跟一包泡椒凤爪。”

这一段写得妙趣横生。一个叫美丽的女人，一开始没有姓，但“我”张口便叫她张美丽。这个“张”怎么来的，明显是从张柏芝那里得来的。张柏芝的美丽自不必说，当美丽作为名字以后，不姓张确实有点可惜。

4.重复的力量

在《旅行、蓝色水母，还有一巴掌》里，仁科写了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那十几天，他在一条陌生的街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直到它活活变成了一条熟悉的街，然后他在一个不怎么好看的沙滩那里游了几次泳。”

重复再重复，反复行走，这是我们熟悉一条陌生街道的唯一办法。这是常识，往往会被我们忽略。仁科写了出来，这很容易被当做废话删去，但在文学意义上这必不可少，甚至是需要反复提及的。这样才会有力量。这跟仁科对文学语言极高的敏锐度分不开。因此，我认为对于常识和细节，我们不但需要提及，还要反复提及。

从叙事策略上讲，只有熟悉了一条街道，我们才能放心走出街道，来到街道另一边的沙滩游泳，不然，最后一句的游泳是危险的，很难立足的。

在另外一篇小说《一条空空荡荡的大街》，小说开头说：

“一个疯子他需要有多大的能耐呢？他需要什么？他仅仅需要一条空空荡荡的大街……”

在小说的结尾仁科又说：“可是需要吗？他需要这样吗？他仅仅需要一颗坏掉的脑袋，外加一条空空荡荡的大街。不对，仅仅需要一条空空荡荡的大街即可。”

虽是对疯子的描述，却写出了一条大街。看完整篇小说，一条空空荡荡的大街会在脑海里反复回响。曾经很长时间，我有过一个误区，那便是惜字如金，上一个句子出现过的词我不愿写在下一个句子，句子也极力避免重复，以免显得啰嗦。这里重复了这么多句子，虽是同一句话，却写出了不同的意蕴，非但没有啰嗦，反而更加彰显重复的力量。

这不仅仅是小说的刀子，简直就是一把诗歌的利刃，刺向了生活。

5.塑料的生活

在《文身店的爱恨情仇》这篇小说里，文身店招牌上的字是残缺的。

“文身店门口挂着一个灯箱，灯箱上贴着‘纹身’二字。但是身字少了一撇，这一撇不知道是被哪个无聊的人抠走的。”

这里“身字少了一撇”便是生活的质感，那种塑料的质感。当小说来到结尾，这种塑料的质感也给“爱情”来了一刀。

“‘当时我挣扎了很久，最后决定留一手，在刺那个繁体‘愛’字时，故意少刺了一撇，所以，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个爱字，而是个错别字！’他说。”

“愛”字上少的一撇是对前文“身字少了一撇”的回应。也是生活给“爱”的一刀，这一刀来自缺失的和形似刀子的那一撇。

6.杀手的力度

至此，仁科的小说不但杀生活，杀爱情，也杀人。

在小说《电影爱好者》里面，有这么一幕：

“杀手也许会从消毒柜里拿出一件浴衣，抽出腰带，往我这间淋浴室走来，趁我在擦背的时候，用腰带勒死我。虽然这种杀人方式电影里很常见，不过也特别有用，一分钟就能把我给解决了。想到这，我喉咙有点痒痒的。真可怕，幸亏我没什么仇家。”

这一段描述，把杀手从电视里走出来，其实又没走出来的感觉写得很传神。其实没有杀手，又写出了杀手好像在背后的双重感，一种寒气和紧迫感直逼后背。而喉咙痒这个细节是神来之笔，是被杀手抹喉咙的一种体现，而又没真被抹喉咙，因此“发痒”是最好的描述。

这与玛格丽特的《王佛脱险记》里王佛被砍了头，后来再次复活，复活归来脖子上戴了一条红色的围巾，有异曲同工之妙。

凡此种种，无不彰显仁科天生便是写小说的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