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陈恒读《牛津历史著作史》：帝国的历史与科学的历史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

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发轫于十六世纪初，伊比利亚半岛的君主国开始了连接世界的壮举。知识的、学术的、学科的、话语的全球化亦自此萌发步步向前，尽管此一进程伴随着诸多顿挫和罪恶。纵观迄今五百余年历程，欧洲的崛起，本质上就是其知识、学术运用于社会实践并最终产生技术的结果。递及十八世纪晚期，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生产与流通带来的商品、资金和人员流通需求，刺激了铁路网的发展和国际航运的兴起，急剧缩小了全球不同地区之间的物理空间和想象距离。更重要的是，自近代早期开始的一系列绵延不绝的科技革命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变革，形塑了新的民众观念，民众参与智力生活，转而又创造了新思想得以不断产生和发展的活跃舆论氛围。知识激增，民众文化程度极大提高；学术繁荣，文化形态不断向前演进，两者之间呈良性的互动。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内涵在此过程中渐趋丰富繁荣：学科出现了，话语流行了。知识的物质性、认同性、流动性得以凸显，这一切奠定了欧洲称霸世界的基础。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之基础的历史学亦概莫能外。

一、帝国的历史与科学的历史

1764年，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文学研究论》中开宗明义地说道：“帝国的历史是人类苦难的历史。科学的历史是人类伟大和幸福的历史。哲学家一定有一千个不同的理由认为科学研究是宝贵的，这一想法将使人类的任何朋友喜欢上它。”（Edward Gibbon,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1764, p.1）该书是吉本的第一部著作，发表于七年战争（1756-1763）结束后的第一年。此时，他还没有决定写罗马帝国衰亡史，但帝国的观念已在已刻进他的内心深处。欧洲所有大国皆卷涉其中的七年战争，造成九十万至一百四十万人死亡，是世界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冲突。它的结束标志着大英帝国的全球统治地位的开始，并将持续一百五十年之久。吉本敏锐地觉察到，此时刚显露雏形的帝国将会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帝国起起落落，一切都是暂时的，即使是最强的帝国也常常不得不承认其能力的局限性，能持久地存留后世的只是知识、科学与学术。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全球探险和殖民扩张的先驱，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和殖民帝国；但它们在与其他国家的领土、贸易、宗教冲突中很快衰落，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结束了西班牙帝国的历史，并成为后来欧洲民族国家疆界的基础。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荷兰，凭借着航海技术和对外贸易，从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下半叶建立起全球贸易市场，并伴随着文化输出，开创了荷兰的黄金时代。然而，后起的英国加入海洋竞逐，导致国土与人口相对寡小的荷兰失去了海上霸主地位和除东南亚外的所有殖民地。1898年的美西战争，再次标识着地缘政治和现代世界的转折。曾经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已然衰落，如日中天的不列颠帝国正在“西下”。国土广袤的美国开始远涉重洋走向世界，开始了其在二十世纪对全球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霸权。 世界历史离不开帝国历史，帝国历史则离不开知识与思想的创造。它们塑造和主导的全球秩序，深层次实际上倚赖的是知识、思想和话语系统的创造。欧洲列强就是在这样的相互竞争中，向世界拓展了领土，传播了宗教，推广了知识，将自己的一套价值与道德体系推向全球其他地方。与之相伴而生的事物之另一面，则是世界“被遮蔽的时代”。换言之，在欧洲强势文化扩张的情况下，其他大陆历史、文化与文明“被遮蔽”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有近七千两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五点六亿多人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爱德华·萨义德提醒我们，实际上，到二十世纪初，全球百分之八十五的地区已经被殖民化）。这造成了人类文明的多样与辉煌，与实际呈现的面貌不相匹配，对人类文明的叙事基调也失去了客观合理性。譬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面积如此广袤、地貌如此多样、语言如此众多的非洲对世界历史的贡献都是多样且巨大的，从最早的人类化石到不朽的金字塔；从一神教思想到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从埃及法老到纳尔逊·曼德拉、科菲·安南等杰出人物……非洲大陆创造了无数的文化丰碑、政治时刻和伟大人物。作为几千年来起起伏伏的许多世界体系的一部分，非洲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非洲积极参与了世界的运动，并贡献了独特的新思想、新概念；欧洲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如果不是以罪恶的奴隶贸易为基础，也不会有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世界的产生。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西方殖民帝国现象终于从世界版图上消失了。政治的独立与“身份”的凸显，必然要求知识的自主、学术的自立、文化的自强，恢复世界既有的知识面貌已成为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重要使命。 那么，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考诸过去，欧洲世界所谓“文明使命”主要是通过学校、医院、出版、建筑、艺术、宗教、传媒等手段成就的，但其文化基础是近代学术的学科化、普遍化、标准化，因此有必要分析其中的学术理路，研究各个学科的来龙去脉。知识与学术是现代世界合理性的重要支撑，欧洲人将其灵活运用于各种场合，服务于现实的多重需要。历史学在其中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诚如布罗代尔所言：“欧洲在发明了历史学家的职业后，便用历史学家为自己效力。欧洲自己的来龙去脉既已弄清，就随时准备提供证据和提要求。非欧洲的历史学才刚起步。”因此，从全球史角度考察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全面展现不同时期各个民族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实践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更是现实的需求。 如欲书写一部全球学术史，不仅意味着以全球和整体的视野来考察学术的发展及其能动作用，同时还要关注各种学术传统的地方性与独特性，如此方可立体呈现全球学术的多重面貌。还需强调的是，书写全球学术史，须以人类本身为核心，须以人类的知识与话语创造为介质，其抓手是知识话语生产的诸环节（作者、受众、大学、研究机构、学术组织、期刊媒体、学术体制、交流网络等）。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2012）便是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 《牛津历史著作史》是全球首部时间和空间跨度完整的、集体创作完成的学术性历史著作史，由众多世界一流学者合作编撰，以编年的体例，全方位挖掘、恢复和叙述全球历史书写的历史，同时特别关注不同的全球书写传统，以及这些不同传统与西方历史编纂的可比之处。每一卷都涵盖某个特定时期，并且着力避免过度夸大西方历史分期概念的优越性。《牛津历史著作史》为我们在新时代书写全球的学术史提供了重要参照。

二、对人类史学及其研究状况进行研究的全球史学史

《牛津历史著作史》主编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1958- ）出生于伦敦，在加拿大的温尼伯接受教育，后回英国读书，1983年在牛津大学获得近代史博士学位，导师为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著名的历史学家吉拉德·艾尔默（Gerald Edward Aylmer，1926-2000）。毕业后，他先去加拿大埃德蒙顿的阿尔伯塔大学任教，任该校历史与古典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现任加拿大安大略金斯顿女王大学教授。沃尔夫早年主要研究都铎王朝、近代早期英国文化史，后来专注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研究，著述颇丰，成为史学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牛津历史著作史》是一套由众多知名学者合作编撰的、涵盖全球的史学史著作，全书由一百五十篇专论组成，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涵括整个人类史学文化传统的历史著作史。各卷主编都是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第一卷主编是古典学家安德鲁·菲尔德、汉学家侯格睿；第二卷主编是教会史家萨拉·福特、伊斯兰史家切斯·罗宾逊；第三卷主编是拉美史家何塞·拉巴萨、史学理论专家佐藤正幸、早期近代史家埃多尔多·托塔罗洛、史学史专家丹尼尔·沃尔夫；第四卷主编是澳大利亚史家斯图亚特·麦金太尔、美洲史家朱安·迈瓜斯卡、史学史家阿提拉·伯克；第五卷主编是汉学家施耐德以及总主编丹尼尔·沃尔夫本人。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的主体内容如下：

通观全书，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到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这是力量雄厚的一流撰稿人和学术顾问组成的团队。几十位撰稿人多是当代世界各国的史学名家，其中包括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人类之网》的作者J. R. 迈克尼尔、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阿兰·梅吉尔、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德国哥廷根大学的阿克塞尔·施耐德……这幅史学群英谱，本身就是当代世界史学学术谱系浓墨重彩的组成部分。各个专题论文的作者在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伍安祖教授，德国汉学家闵道安，印度裔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英国古典学家劳埃德，美国汉学家杜润德、史嘉柏、夏含夷等等，这些高水准学者的加入为整套丛书编撰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另外，由迈克尔·本特利、约恩·吕森、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唐纳德·凯利、彼得·伯克等十四位重量级学者组成的顾问团队，在发挥自身特长为该书贡献专题文章的同时，对全书编纂提供指导性意见，从而为丛书的编撰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其次，在撰述视角和方法路径上反应或引领着当今史学前沿。编者注重跨学科研究，改变过去史学画地为牢的局限，吸收艺术、考古、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方法；注意吸收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反映人类史学成就；注重史学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各种制度、机构对史学知识的影响。“历史记录同种族、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运用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这也许是在文章开始时提到的古老格言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即‘历史是被胜利者所书写，尽管事实上很多时候也是被失败者（考虑一下修昔底德，印第安人阿亚拉，或一位失败的革命者、诗人和史学家约翰·弥尔顿）和那些被突然而不被欢迎的变化幻象所困惑的人们所书写’。”（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ed. by Maryanne Cline Horowitz, 2005, p. lxxx） 再次，在叙事风格和内容形制方面，淡化宏大理论和宏大叙事，侧重具体事物进行细腻深入的论述，尽量纳入史学研究的最新方法和内容；内容里设计了大事年表、原始文献、研究文献，增加了可读性。尽管近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有关历史著述的百科全书、辞典、手册、研究指南，从纯学术的角度以全球视野全面论述史学史的著作也间有问世，但在编排形式多样、吸引读者方面都很难像本书这样令人印象深刻。 《牛津历史著作史》甫一面世，旋即引来史学界好评如潮。伊格尔斯认为，“此书魅力在于其内在的、深刻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彼得·伯克认为，“沃尔夫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天才的史学史全球研究论述，该书结构明晰，内容平衡，作者尽量避免欧洲中心主义和当下意识这对孪生危险，强调使用多元路径研究过往”；唐纳德·凯利认为，“这是内容丰富、论述全面的世界史学史著作。沃尔夫是这一领域公认的专家，他将年代与地理结合在一起，范围包括非洲、近东、远东以及欧洲和美国；他的这一研究方法非常有效”。因此，这部著作，对于研究者而言，深入研读，可以从中梳理出人类史学发展的特征和脉络；对初学者而言，按图索骥，可以从中获得本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学术框架；对于非专业学者来说，跨界阅读，可以从中汲取思想火花和创作欲望。

三、《牛津历史著作史》对几个关键问题的处理

全球史范式的确立及快速发展，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历史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它带来了历史书写的革命性转变与创造性发展，挑战了近代传统历史书写的固有范式，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史等首当其冲。后殖民史学、后现代史学则进一步动摇了传统的史学书写范式。全球非西方知识代表性不足、所占比例不高，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分期所扭曲的历史叙述等知识失衡、学术失语、学科不公、话语偏颇等现象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一）逐渐恢复常态的非西方历史知识 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朝霞升起于东方，[但是]精神只存在于西方”（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刘立群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13页），这种观念一直在误导着世界，误导着学术。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学术界许多人仍然坚持古希腊是一个自我创造的世界，与“外国”影响是隔绝的。也许这是殖民主义心态的最后遗迹，是我们必须要拆除的东西。如果对“希腊”思想的影响和起源感兴趣的话，当然值得读者去翻阅英国古典学家韦斯特（M. L. West，1937-2015） 的著作，他的《早期希腊哲学与东方》（1971）、《赫利孔的东面》（1997）、《印欧诗歌与神话》（2007）等著作对东方世界影响希腊世界已经做出了非常经典的论断：“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说，正是奢华的东方幻想使希腊人摆脱了他们目力所及的限制：使他们想到万年的周期，而不是人类的世代，想到在可见的天空之外和地基之下的无限，想到不受子宫和坟墓限制的生命。”西方世界并非自我逻辑的循环，世界一直处于交织变动之中，世界史是由人类共同创造的。 历史是什么？历史不是什么？什么是历史写作？古代的纪念碑是历史吗？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赫梯人、叙利亚人、以色列人如何理解自己的过去？那些消失的文字系统就没有历史记载吗？能以今天的历史概念衡量各个时代的历史写作吗？我们相信，在过去的五千年里，消失的书写系统可能比存活下来的更多。人类早期记录历史的方式是如此多样、如此丰富，是出乎今人想象的，但又是如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标准的呢？在公元400到1400年的前全球化时代，我们会看到历史撰述的多样性是其定则（《牛津历史著作史》第二卷，第4页）。但为什么这种多样性都消失了呢？如果以今天历史概念和标准来审视古代世界，就会让我们失去向古人学习智慧的机会，如埃及喜欢用图像而不是文本来记录历史，早期罗马喜欢用纪念碑记录历史……在伊斯兰入侵印度之前，印度真没有历史记录吗？“历史学家一旦意识到了历史的构造性，他们就更加注重过去中的行动者，以及多元化的视角和各种不同的历史道路。”（第五卷，第3页） 自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以来，欧洲的历史写作主要是一项个人事业，以独力撰写而成的作品通常是为分散的、独立的读者而作（有时也写给那些聚集来听作品朗诵的听众们），或者像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编年史，是为了后来的作者而写。相反，东亚的历史著作以及“史学”的原则或文化，源于一种公共历史编纂学的文化。历史写作的任务在传统中是一项“国营”项目。历史写作的主导模式——以及在意识形态上规范的模式，在于为“官修历史”而进行资料汇编（第三卷，第3页）。 从历史学的产生来看，1400至1492年间可以单独成为一个时期，那时候美洲印第安和欧洲的历史学家互不相知，在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独自书写。这种情形与1400至1800年的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写作非常不同，那时尽管这些不同地区的历史学家并不熟悉对方是如何认知和记录过去的，但是他们经常意识到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同道中人（第三卷，20页）。 欧洲海外移民建立的国家在确定其民族性的时候面对着不同的挑战。第四卷有数章考虑的正是在美洲、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创造的各种历史形式，这些地方都是由欧洲大国殖民，并且移植了欧洲的人口、制度与原则。这些人有时候被称为新欧洲人，我们更愿意说他们是欧洲人的后裔，尽管他们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的前夕，美国是第一个争得了独立的国家；十九世纪初期，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也纷纷步其后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殖民地逐步经过自治实现了独立。这些移民社会借助从欧洲获取的文化遗产，在新的环境中憧憬未来，由此建立了自我认同。正如新世界摆脱了旧世界的压力一样，新世界可以自由地发明自己的历史（第四卷，第9页）。 据岛田虔次（Kenji Shimada）估计， 1750年以前，在中国一地所印刷出版的书籍，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全世界同时期所有其他语言出版量的总和。而且他指出，历史著作在所有出版类型中数量最多（第三卷，第3页）。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革命奠定了西方霸权的基础，欧美所输出的一系列标准成为认同的基础，比如工业化就是使一个社会更加民族同质化的强大媒介。我们亦可以把十九世纪德国的史学建制称为“史学革命”。中国为什么会在这场知识的全球化中失去话语权？如果科学、技术、观念、制度等不与世界对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就会形成隔阂，就会被抛弃。再优秀的文化如果故步自封，也经受不了后发文化的冲击，这是我们要牢记的教训。 （二）正在瓦解的西方中心论 “全球史”意味着我们要跳出区域视角，从更高的层面审视史实；注重历史材料的整合性，避免以偏概全；关注历史的长时段发展，避免任意割裂历史。“全球史”还意味着在更大范围内运作的历史研究正在迅速增长，以变化的观念审视人类历史中心与边缘、变化与互动的关系；也许最重要的是，“全球史”意味着具有区域史专长的学者们将全球史视为学术交流甚至合作的共同基础，也就是在宏大背景下，使用联系、比较的方法，探寻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趋势。全球史范式使得一种新型的历史学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需。 全球史看似专属于近现代史，其实不然：全球史书写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不少古代史家（如希罗多德、司马迁、波里比阿、伊本·赫勒敦等）都在实践层面构建了古代世界的一体史，从交往、交汇、互动、互鉴的角度书写彼时的世界史。不论是古代中世纪还是近现代，其实都存在着供历史学家探究的跨文明实体。全球史的智慧源头在古代世界：“人们要对书写普遍史的作家致以极高的敬意，这是因为，他们渴求通过自己的书写，以此关怀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历史丛书》，作者生活于公元前一世纪）自古至今，人类始终热衷于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世界，积累的文献浩如烟海，全球史同样为我们搜集、整理、分析人类记述历史的种种方法和观念提供了新的范式，我们可称之为全球史的学术（Global history scholarship），即书写全球的学术史。 二战后，一种新的社会史正在出现。它不仅是平等主义、民主化的产物，也是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等人领导的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结果，他们认为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每个社会群体都值得研究。比较历史、全球史、历史社会学等方法本身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否认。比较的、环境的、区域的、城市的、性别的、世界的、全球的历史书写路径都是超越民族史的尝试。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历史学的民主化，亦即历史学者的关注兴趣从政治扩大到了社会，囊括了物质环境以及大众生活经验（第四卷，第4页）。历史学从民族化到民主化，再到全球化。当代史学史“面临着更加多元化和更加多层级的处境，挑战了迄今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及其书写历史方式的核心预设”（第五卷，第3页）。 一方面，庶民研究始于1982年，当时一群在西方受训的印度学者希望重新获得他们的历史，这包括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古哈（Ranajit Guha）等人，他们创办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庶民研究》丛刊。这个集体的早期工作大多涉及那些参与并最终导致印度独立的农民群众运动政治。其主要目标是为底层民众，为那些以前未被听到的声音重新夺回历史。为了抵制殖民地中一些精英阶层从殖民大国采取的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范式，后殖民主义者抨击了据称典型的现代西方进步的、因果的和国家主导的国家建设的假设。为了促使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来理解历史，他们强调“庶民”而非精英的视角，并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规范性，但他们并没有否认现代西方的影响。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展，其观点是冷静的、讽刺的，并接受当代存在的分裂，它倾向于集中于表面而不是深度，模糊了高低文化之间的区别，并且作为一个整体挑战各种传统文化价值。对后现代主义的痴迷并非专属于西方，在东亚也非常流行。但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在认识论上来批判现代的历史学或者颠覆现代历史学的基本范畴，在东亚，人们更多是把后现代主义作为工具，以此来强化这样一个特质，即把东亚放置于不同于西方和剩余其他地方的空间中。因此，后现代主义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成为加强、而不是拆除边界的工具（第五卷，第2页）。 同时，作者队伍的构成反映了西方学术内部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满与批判。比如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法罗拉（Toyin Falola，1953-）既是本书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也亲自撰写相关章节，他是著名的非洲研究教授，对西方中心论持强烈的批判态度：非洲人完成了过去欧洲人完成的事业，非洲拥有欧洲所有，并有能力做到欧洲人所做到的功绩，他们努力展现其合法性，寻求尊严，努力克服矛盾，期望排斥西方的同时借助“种族中心主义”模式来书写非洲的历史（第五章，407-408页）。 这些因素都在瓦解着西方中心论，并导致了全球研究的兴起。《牛津历史著作史》就是一部按照编年顺序，注重各国史学传统，努力再现人类史学文化传统的史学史著作，全书力图避免西方中心观念，且注意比较研究，以全球眼光、平等价值看待各种史学文化传统，且非常注重非西方史学传统的研究，每一卷的历史分期都考虑到东西方的具体情况，在大时间框架内处理国别史学史、地域史学史、专题史学史。国内史学界很少关注的北欧史学也涉及了，比如殖民者的历史和原住民的过去都纳入进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我们平常很少关注的区域都成为叙述的对象。 （三）越来越被人重视的历史时间与历史分期 历史不仅是空间的，而且是时间的。我们在谈论空间和时间的时毫无疑问地表明，它们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审视人类历史一旦采纳了更为宽阔的全球性观点，欧洲的主导地位在时间上就大大退后了，或许退后至1750到1800年，甚至到十九世纪早期。 “我知道时间是什么，”奥古斯丁说，“但如果有人问我，我不能告诉他。”（David S. Landes,Revolution in Time, Belknap Press, 2000, p.1）时间充满着奥秘、价值与功用。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1924-2013）认为，中世纪末机械钟的发明是技术进步之一，它“将欧洲从地中海文明的一个薄弱、边缘和高度脆弱的前哨变成了一个霸权侵略者”；并且“无论好坏，都使一个关注时间流逝，从而关注生产力和绩效的文明成为可能”（Giordano Nanni,The Colonisation of Time: Ritual, Routine and Resistance in the British Empir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最明确的答案是在1884年正式部署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西方时间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在殖民时代的高峰期，它有效地试图用一个单一的、集中的、标准化的“标准时间”概念来取代世界各地的各种“地方时间”，时间文化成为对其他土地和民族的控制的手段。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殖民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产生的全球相互联系的社会，需要一种共同的时间话语——一种时间语言。 本书编者尽量不采取传统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历史分期，目的就是为了尽量避免不恰当地突出历史分期的西方观念。就“历史编撰来说，似乎一直完全是西方的发明或西方的实践。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大量历史著作开始挑战史学史的欧洲中心论，亦挑战史学史那种固有的目的论。现在我们能以更广阔的视野为背景来研究欧洲史学事业了，这个视野有许多平行的——这一事实时常被忽略——相互影响的书写传统，比方说来自亚洲、美洲、非洲的历史”（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ed. by Maryanne Cline Horowitz, 2005, p.ix）。编者因此尽量回避自十九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史传统，注重地方史、区域史、跨国史、洲际史、国际史、交织史的书写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地中海传统（源于古代希腊、罗马、希伯来等构成的西方传统）、伊斯兰传统、儒家传统这三大传统，以及次要的包括古代印度、前殖民时代的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的部分地区的传统，这些传统的和谐共生和具体展现本身就在瓦解着西方中心论。 第一卷是涵盖时间跨度最长的一卷，第五卷是涵盖时间最短的一卷，长与短对主编和作者都是一个挑战。各卷所包括的时间范围在逐步递减，这不仅反映了后来各卷尤其是自十九世纪以来，史学史考察对象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大，而且反映了历史学活动的急剧增加,“研究越来越接近现代时，这些研究时期就越来越缩小了，这不仅是因为存留的材料和著名的作者越来越多，而且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重要主题也越来越多”。这一切都预示着全球历史时代的真正到来。

四、抛开意识，展望未来

编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学史，成为全球化学术史研究的先驱，《牛津历史著作史》实现了这一雄心抱负吗？答案是肯定的，主编与作者基本实现了设定的目标，虽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可商榷之处。比如如何处理当代史学，对任何历史学家都很棘手，因为“现代的历史学科从未成为一个统一的领域”，因之作者叙述的边界是变动的，有时也是模糊的，多有交叉之处。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历史书写体裁的多样化，使得本书没有涵盖历史书写的方方面面，估计这谁也做不到。如果把本书当作一套百科全书来查阅，估计也会失望；虽然本书的体量已经足够大，但并不能满足研究者的所有需求。作为研究性学术著作，五百万字的一套书也会令人望而生畏，失去阅读的勇气，也许主编沃尔夫早已想到了这个问题，先后出版了一卷本《全球史学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译本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和更加简明的一卷本《简明史学史：从古代到现在的全球史学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中译本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三本书的编撰思想都源自沃尔夫为《新观念史辞典》（Maryanne Cline Horowitz ed., 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5，中译本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所撰写的十二万字的长篇导言“历史编纂学”，这些都代表着今日西方史学的前沿状态。 1750年之前的全球史学在书写方式上还是基本平衡的，各地都有自己观察世界、记录历史的方式，但随着时间的逐渐拉近，我们会越来越感受欧美史学给世界所带来的强势冲击。但需要看到，欧美史学内部也在发生变化，全球史的兴起就是美国对欧洲史学范式的一种扬弃，有全球帝国，一定会有全球史学。近三个世纪左右的时间确实是欧美史学的大发展、大传播的时代，他们在史学的体制化、制度化、学科化等方面为现代史学奠定了基本框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百年的世界史学发展是以欧美史学为主导的探索人类历史规律的一种方式。智慧并不会停止，史学瞬息之间都在发生看不见的但足以改变未来的变化。 “战后史学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没有一个明显的中心人物，更不用说是有一个‘英雄’了。”（第五卷，10页）这既是当代史学的状态，也似乎暗示着历史学从未成为一个统一的领域，一个内涵与外延不断发生变化、丰富并延展的领域。人类的好奇心犹如浩瀚的宇宙是永无止境的。年近六旬的休谟在1770年写给他伦敦出版商朋友的信中说：“我相信，这是历史的时代，并且是历史的民族。”休谟命名自己的时代为“历史的时代”，其复杂性只有通过对十八世纪文化大趋势的详细研究才可获得完全理解（第三卷，15页）。或许这是“人类世”的早期宣言，“历史的时代”“历史的民族”“历史的人类”，人类似乎掌控了一切，信心满满。掌握了历史就掌握了未来，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痕迹将在未来的几百万年里仍然清晰可辨，显示出人类在方方面面刻下的人为“签名”的证据。但令休谟想不到的是，目前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日益侵蚀着我们传统的人文主义，颠覆着人类历史所积累的一切价值：语言、情感、意识、认知、智慧、道德、幽默甚至死亡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再表明人类存在的独特性质和价值取向。相反，“后人类”的幽灵正在游荡，现在被广泛援引为人类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下一个进化阶段。数字技术正在淘汰人类，人类之后是谁？世界不好，就可以再造一个世界吗？我们如何迎接人类的新知识时代？我们如何在后人类学术时代赢得先机？我们可以为一个没有我们的世界而努力吗？ 全球史试图超越民族史，试图超越民族国家来考虑国际关系，但真的就能超越吗？在眼下全球化已经开始式微的时代，民族史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民族史恐怕在可见的未来不仅不会式微，反而会回潮，重新被书写，重新被运用。民族主义总是与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这些认识基础上对现在和未来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爱国主义，民族史是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民族纽带一直是并将继续是最强大的忠诚纽带之一，政治家怎会放弃！另外，全球史学史旨在搞清世界上各文明体系的历史书写，难道不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维持西方的文化霸权、文明优势吗？怎么样从自身的立场反写全球史学史是摆在非西方学者面前的难题，任重道远。也许这是《牛津历史著作史》给我们的深层启示：我们能否写出超越当下全球视野的、有未来感的历史著作史？学术史是人类智慧进步的阶梯，认真回顾，方能展望。 （文章初成后，洪庆明、宋立宏两位教授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修改建议，笔者吸收了他们的意见。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