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邓小南：邓广铭先生与《岳飞传》
本文原载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岳飞传》卷前。
作者简介：邓小南，国家级教学名师。1950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妇女史。主要学术成果包括《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润学史丛稿》《宋代历史探求》等。
一
邓广铭（1907～1998），著名历史学家。字恭三，山东省临邑县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深受指导教授胡适的赞赏。留校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学系助教，此后倾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科研。他提出的治史入门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邓广铭先生对于隋唐五代宋辽金史有深入研究，治宋史尤其有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他曾经回顾说，就他个人而言，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从客观方面说，是与他求学期间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国家民族的现实境遇和他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密不可分的。先生说：
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按指上世纪中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也正是在这种并不恰当的类比之下，我才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斗争的历史时期作为我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1]
上世纪40年代初，在傅斯年先生勉励下，邓广铭决意从事宋史研究，并着手进行《宋史》校正。1943年，陈寅恪先生为其《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称“其用力之勤，持论之甚，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2]。
邓先生以宋代历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以撰著宋代杰出人物谱传作为治学生涯的重要内容。自青年时代起，他即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有着无限憧憬之情；受罗曼罗兰《悲多芬传》等传记题材的文学作品影响，他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希望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以自己的文笔去书写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南宋的爱国志士例如“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陈亮，“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辛弃疾，“尽忠报国”而战功卓著、襟怀雄伟的岳飞，相继引起了他的注意，震撼着他的心灵。在胡适先生的指导下，从《陈龙川传》出发，他终于走上了谱传史学的路子。
周一良先生曾经说：
邓先生“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基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他在史学、史才、史识三个方面都具有很高水平。这是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难做到的一点。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能够既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3]
邓先生宋代人物传记系列的代表作，主要是《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与《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等六部著述，亦即四传二谱。这几部著作大多经过反复的修订、大幅度增补乃至彻底改写。其中，《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修订和改写了三次。
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是邓广铭先生至高无上的学术理想。按照他的计划，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改写一遍，由于疾病而未竟其志。他辞世前，曾经吟诵辛弃疾祭奠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段沉郁而又慷慨的话语，正是邓先生倾尽毕生之力抒写刻画的宋代历史人物共同形象的概括，也体现着他心之所思、情之所系的不懈追求。
二
岳飞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伟人和民族英雄，他的崇高爱国气节受到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尊敬和纪念，并且激励和教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岳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他的悲剧至今仍然深深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灵[4]。
岳飞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卓越功勋，却被民族败类秦桧、赵构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酷致死。当其时，秦桧奸党凶焰炽烈，多方肆虐，以致没有人敢在岳飞惨遭横祸之后，立即把他的生平事迹和言论丰采全面系统地记载下来，写成行状或墓志铭之类。从绍兴八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38-1145），南宋政府的史馆一直为秦桧及其子弟党羽所把持，他们不但尽可能隐匿岳飞的功状，还为岳飞虚构了一些罪言罪行，遂使官方的记载诸多失实；与岳飞具有亲故关系的文人学士们，应该曾有不少涉及岳飞行实及其战功的记述，然而在政治风波之中，有许多材料被焚毁泯灭，其间幸而能保全流传于后世者，有的固极确凿珍贵，有的也只是得诸传闻，捕风捉影，不足置信。孝宗为岳飞昭雪之后，仍然没有出现一篇稍具首尾的岳飞传记。直到12世纪末，此时岳飞的诸子全已亡殁，生于1183年的岳珂虽还年在弱冠，却遵其父岳霖的遗嘱，于1199—1203这五年之内，奋力写成了《鄂王行实编年》一书。岳珂之生上距岳飞之死已及四十余年，而当其执笔写此传记之时，上距岳飞之死则已将近六十年，岳飞生时的部属或友辈多已不在世间，调查访问几无可能。岳飞渡江南下前的一段历史，莫可踪迹；至于岳飞南渡以后，特别是跻身大将以后的一些功状言行，岳珂或因心存避忌而任意隐没，或要锦上添花而以无为有，错讹疏漏颇为不少。
从13世纪前叶直到20世纪的40年代之初，先后刊布的有关岳飞传记的作品，为数渐多。但就这些著作的内容看来，或则虚夸，或则诬枉，或则不尽，或则不实；而且陈陈相因，互相蹈袭。以史识论，全无“独断之学”，从史实看，全少“考索之功”。为补正上述有关岳飞史传中的严重缺失，邓广铭先生立志要把岳飞传记的述写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上来。
王曾瑜先生曾经在《缅怀邓广铭师》一文中说：“如果说，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辨讨论，是破除了对三皇五帝等的迷信，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对上古史的科学研究；那么邓广铭先生敢于对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提出质疑，破除对这份传记的迷信，而且广泛网罗宋人载籍，对岳飞史籍重新进行考订，剔除后人加于岳飞的神的虚饰，而还其本人的面目，也是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对岳飞的科学研究。”[5]
《岳飞传》一书的前身，是成书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岳飞》。邓先生说，为撰写这一部书，“对于岳飞的事迹，颇费过一些蒐考辩证的工夫”[6]。在1992年撰成的《自传》中，邓先生回忆道：“1944年春，我应重庆一家出版社的约请撰写一本《岳飞》，冬季完稿交卷，迨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却又正是《岳飞》一书宣告印成发行之时。这两件事情的巧合，使我永远难忘。”
在《岳飞》一书正文的开篇部分，邓先生抒发着自己无可按捺的情感：
在一切变动最剧烈、斗争最剧烈的时代，一切最伟大的悲剧或者喜剧的场面，不是由那时代的文人学士们用文字写成的诗篇，而是那时代的民族精神、社会意志，以及英雄豪杰们的壮烈行动的种种实际的表现。在那时候，枪声掩盖了一切的歌声；刀光和剑影，更进而是炮火的闪耀，又使得用纸和墨渲染成的一切都失去了光荣。
到处只听到炮火的吼声和刀剑的斫杀之声。
到处只见到用鲜血染成的腥红之色。
这样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活泼、悲壮或者凄惨的程度，总不是俯伏在几案间的文人所能恰如其分地描绘出来的。……
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十二世纪当中发生在中国的一些事件。由那个时代流传给我们的一些重要遗产，不是诗史或史诗，而是一些伟大实行者的榜样。[7]
相信每位读者都不难体味出，这一版《岳飞》，饱含着抗日战争期间学人志士强烈的悲壮感与爱国情怀。
1954年，邓先生把十年前所写的《岳飞》进行了一次改写，并改书名为《岳飞传》。在《后记》中，邓先生重申了他的撰著目标：
我写这本《岳飞传》的目的，是想藉助于旧日史册的记载，把一个曾在民族战场上建立过辉煌功勋且有崇高品格的历史人物，再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有生命的形象，使他能够活泼亲切地显现在每一个读者的眼前。[8]
这一版章节十分紧凑，把《岳飞》的二十三个标题整合为四章：“战士在成长和锻炼中”、“驰驱奔命于各种战场上的岳飞和岳家军”、“民族战场上的忠勇斗士”、“对于岳飞的评价”。对于史籍中的记载，作者做了不少订正；对于有关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问题，也进行了新的阐释。
“文革”结束之后，邓先生又再次改写《岳飞传》，这一工作亘时五年之久，修改的幅度约占全书的90%以上。我们目前看到的《岳飞传》，基本上就是本次修订的结果。邓先生在《自序》中说：
不论述写任何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是属于史学领域的工作，全应恪守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准则，决不容许肆意编造。……经过我三次改写的这部《岳飞传》，尽管在内容方面还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点，但在述写过程当中，我却一直是要把它写成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的。
在有关史料的审核、鉴别、考订等类工作上，邓先生用力最多的，是有关岳飞的生平及其在战斗实践中的一些业绩。他认为，有关这类问题的记载，除了当时的诏令、指挥、文牒和岳飞的奏疏、战报等原始资料大体可以凭信外，其它材料皆需认真辨析。对一个具有思辨能力与治史基本训练的人说来，不能专从诛恶扬善的观点出发，而应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加以对证分析，使一些真伪杂糅、是非歧互的记事能够水落石出，真情大白。
三
如邓广铭先生所指出的：岳飞，一个出生在北部中国的农民家庭，代表了当时生活在和曾经生活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的一切爱国农民，也代表了在苦难中的南部中国人民而置身战场上的人物，在他的秉赋当中具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单纯、质直、坚定、强项。当一个惊天动地的祸变降临到他的时代和乡邦中时，要保卫乡邦、敉平祸变、拯救万千苦难同胞的强烈愿望，便冲动在他的脉搏之中。一念所至，勇往直前。当那些上层执政者们还在议论未定、彷徨无策的时候，他已先为这一意念所驱使，挺身走上战场，参加在对南犯金军的斗争当中。而从此以后，对于这个明确的意念和选定的道路，他始终不渝地把握着，坚持着，为它而生，为它而死。
在《岳飞》一书中，邓先生说：
向着这一个胸中充满着复仇的火焰的人，这一支有着钢铁一般的风纪的军队，人民大众付之以全部的信心，觉得凭藉着他们便一定可以获致胜利。和民众成为一体的岳飞，既以其胜利的信念贯注着全体人民，也由全体人民的爱戴而更加强了他自身的胜利信念，对于他的复仇雪耻、恢复中原的主张，他更加坚定地执持着，也更加踏实地践履着。
对于岳飞、岳家军事迹及其精神的明确肯定，始终贯穿洋溢在邓先生所写的三部岳飞传记之中。在1983年修订出版的《岳飞传》中，他指出，岳飞等人代表了宋方全体人民的愿望，为卫护中原地区已经高度发展的封建生产方式及其精神文明，起而以武装抵抗女真的铁骑，阻止其蹂躏破坏，以求避免整个社会被拉向倒退浩劫。这样的人物，理所当然地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不仅是属于汉族的民族英雄，也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岳飞传》一书，从“北宋与辽、金的对峙斗争”以及“辽与北宋的相继灭亡”开始，详尽描述了岳飞从青年时代开始的人生经历：包括他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及其实践，包括他直捣中原的壮志和收拾旧山河的努力，包括他对屈膝和议的激烈抗议，也包括对其生活风范及崇高声誉的清晰勾勒。对于岳飞讨平军贼、瓦解农民起义军的经过，书中也都有所交代。对于岳飞冤案，邓先生梳理了秦桧等人肆意罗织诬陷的经过，痛切述说了一代英杰惨烈致死的悲剧。
这部传记作品，所展现的不止是一位英雄人物的业绩，而且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政治军事图景。赵宋政权的重建和南迁、宋金对立斗争形势的波澜、南宋王朝对于南方人民的横征暴敛、宋廷对军将兵权的收夺、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的签订，……凡此种种，都进行了整体的研究与切实的阐释。
在这次改写中，邓先生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融贯于《岳飞传》一书之中，他指出：
——不论汉族或女真族，都是整个中华民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论金王朝或是南宋王朝，都是属于历史上的中国内部的一个政权。因此，当时的汉族与女真族虽然可以互称为外族，南宋与金国虽可以互称为外国，但这决不意味着把其中的任何一方排斥在整个中华民族或历史上的中国之外。
——宋、金双方长时期以兵戎相见，应该从战争的性质上区别双方是非，而绝不能沿袭旧来的民族偏见，诬蔑女真族出于其凶残本性发动了这场战争。恰恰相反，发动这场战争的责任是在女真军事贵族身上，他们的军事行动所代表的，仅仅是金王朝统治阶级的私利，与女真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不相符合的。
——宋、金的战争，距今已经800多年，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在为振兴中华这一目标贡献其智能和才力，在兄弟民族之间自然再不会发生互相征战挞伐的事。我们之所以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岳飞其人者进行述写和赞扬，是要把岳飞那种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贞热爱，扩而充之，发扬光大为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忠贞热爱，共同从事于振兴中华的伟业。
邓先生表示：
对于民族败类秦桧、赵构之流，我是要尽量加以鞭挞的。然而，我也仍须恪守史学著作的原则，以我所能够掌握并确定其为可信的史实为不可逾越的界限，既不能作任何夸张，更不敢有任何虚构。
我的愿望是：通过这本书，能把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勾画出来，把他一生所建立的事功、他的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都能如实地、真切地描绘、表述出来，并对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和公允的评价。[9]
《岳飞传》一书，使我们得以切近地观瞻到一代英烈的鲜明形象，感受到爱国主义精神的激荡，也使我们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岳飞传》面世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不仅人民出版社先后数次印刷，河北教育出版社（《邓广铭全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都曾出版发行。此次列入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系列，有再度面对读者的机会，由衷感谢出版界对于学术经典的热情支持。
注 释
[1] 《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页。
[2]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45-246页。
[3] 周一良：《怀念邓先生》，见《仰止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38页。
[4]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自序，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页。
[5] 《仰止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339页。
[6] 1951年1月26日邓广铭致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信，转引自陈鹏鸣：《档案里看邓广铭四写王安石》，《中国编辑》2015年第5期。
[7] 《岳飞》，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年，1页。
[8]《岳飞传》，三联书店，1955年，273页。
[9]《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