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志于道

中国“士”的传统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以下简要梳理下士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思想：

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顾炎武），属于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层，在大夫之下，庶民之上。到了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社会阶层流动剧烈，士由于处于贵族下降和庶人上升的交汇地带，受到的冲击最大，和庶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发展到了战国，不再属于贵族，成为四民之首，即士农工商。虽然失去了职位的保障，但士也从封建关系中脱离出来，思想上得到解放，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批判，他们周游列国探求理想的世界“道”，游士在这个意义上代表着中国史上知识人的原型。“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裂道而议，分徒而讼”，“道术将为天下裂”为哲学的突破提供了契机，诸子百家兴起。

秦汉以后，大一统的政权无法容忍四方游走的游士，势必将他们纳入统治范围，因此随着秦的统一，游士时代结束，进入了“士大夫”时期，成为官僚系统的一员。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继承了礼乐传统而从内部改造赋予礼乐以崭新的意义，所倡导的入世之道能融合于帝王的势，得到汉武帝的青睐，独尊儒术后一直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士的传统在汉朝主要落在以师儒自居的循吏身上，他们承担着富民、教民、理讼的职责。

东汉中叶以后皇权式微，外戚和宦官专权，士大夫阶层卷入党锢之祸遭受严重的打击，在世俗权力上的软弱与无力导致政治理想的幻灭，思想上从群体认同转向个体自觉。“自党锢以后下迄曹魏，就士大夫之意识言，殆为大群体精神逐步萎缩而个人精神生活之领域逐步扩大之历程”，而魏晋思想之演变，实际上是围绕士大夫之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之间进行的。

魏晋南北朝战争频仍，此世越来越不足以留恋，佛教趁虚而入，得到上层统治阶级认可，逐渐主宰了民间文化。此后至隋唐七八百年中，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唐以后，从出世转向入世，以惠能所创立的新禅宗为标志，惠能主张“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当时是极大的突破，要求人们入世以超越此世，得到解脱到彼岸。

宋代儒家吸收新禅宗思想发展为新儒家，得到复兴，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此后士大夫的标准。

明代中叶以后四民关系发生了实质的改变，王阳明致良知说以普通大众为说教对象，使新儒家伦理深入民间，不再为士阶层专有，打破了朱子专以士为对象的“读书穷理”在农工商贾之间所造成的隔阂，王艮的泰州学派将阳明学发扬光大，普及大众，使民间信仰不再为佛道两家完全操纵，至此新儒家才走完了它的社会化历程，为三教合一奠定了基础。

（写不下去了，后面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