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讀者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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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是梁文道的第二本书话集。书的封面只印有书名和作者，没有其他装饰性元素，简单到了近乎极致。封里作者的介绍也是同样的干净：“梁文道，评论人，读书人，曾在上书局出版《弱水三千》和《味觉现象学》。”没有尽列他的各种角色，没有提及他写的专栏、做的节目，甚至没有任何形容词来定义他“评论人，读书人”的身份。而我想，要不是为那规模不大且目的不在于盈利的自家出版社作广告，后半句大概也可以略去的。不张扬，不浮躁，素净低调的设计和那个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书名一起，安静地表达了作者对这本书的态度：“这本集子，全是我的副业，一种心态稍迟渐缓之下的产物”。
然而“稍迟渐缓”谈何容易。今时今日，那些在媒体上写文章、作评论的，大多急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看看报刊的新闻标题就可以高谈阔论写时评了；书还未读，google加百度之后就可以引经据典写书评了；没有看过作家的任何作品，读了几篇别人的评论就可以耻高气昂宣扬态度了。这样无根基的文字很难有说服力，但却并不鲜见。所幸的是毕竟还有像梁文道这样认真踏实的传媒人。“做一个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意见，应该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知道自己正在谈的话题。不用太深入，但至少要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以及学术研究；假如连我们都不看这些东西，那么学者们的苦心又有何意义呢？我不专业，不能在所有课题上投下长年的心血；我只能泛泛而读，什么东西都得摸一摸。然而，这是个基本责任，如果我根本没读过任何讨论民主化问题的材料和书籍，我又怎么能去评论香港的民主进程？读者又凭什么要看我的文章？读书首先是我的嗜好，然后是我工作的一部份，它让我知道一点社会的脉动，了解身边的人和事，使我在面对镜头和稿纸的时候觉得比较踏实。”
写专栏、做电视、搞出版，在梁文道的多重角色里，一以贯之的是他读者的身份。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读者，文道将他的部分“阅读功课”形成文字，于是就有了这本书话集。八十三篇文章分在“准备做一个读者”、“不正常读者”、“政治花边”、“经典常谈”、“学点文艺腔”、等七个类别下。说是书话，其实就是由书而引发的话题，且引作者自己的说法：“尽量好好地配合时势，讲点故事，有意无意地提醒一下：‘瞧，说到世界杯，这本书有一段故事。。。。。。’，或者‘民主当然重要，某某人的某本书曾经说过。。。。。。’”。就是这样讲故事般的娓娓道来，让他的文章易读也引发思考，而有些还真是让人有了想找来那本书看看的欲望。
《读者》是文道近两年来发表在香港媒体的部分专栏文章的合集，虽然书中收录的文章大多是我曾读过的，但因在这个集子里，有了类别和前后文章的参照，再加上整本书平和踏实的调子，有些竟也读出些不同。
“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一个结业书店的老板，后来已经走到了连流动电话费都付不起的地步，大年二十八独自在拥挤狭小的货仓清理藏货，被意外坠下的书籍层层叠叠地压住，死去。几天之后，开始有臭味传出，但左右邻户尚不能确定它的来源。再过十天，气味渐浓，才有人破门而入，发现他的遗体埋在书堆之下。
朋友立刻想起了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我们都很喜欢的一本小说。主角是个处理废纸的工人，三十五年来每天要压毁无数书籍文献，外表肮脏的他竟然在这三十五年里饱览群书，遍读遭到极权政府禁制的经典，成了一个学问极大的人。他最后的结局是走进压纸机里，抱着心爱的诺瓦利斯，让机器里的沉重书籍渐渐压向自己的肋骨……”
——《喧嚣城市里的孤独》
初读这段文字时，看到的除了悲哀就是绝望了。然在《读者》中重读如上却发现感受居然有些不同。因了这书的宁静，作为读者的我，心态也就安静平和了。于是发现无论是罗志华还是赫拉巴尔笔下的汉嘉，他们的离去都不再只是一幕悲剧，毕竟是和自己的挚爱一起，更何况或许他们真的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了最后的真理（引自《过于喧嚣的孤独》）”呢。
这篇《喧嚣城市里的孤独》收录在“不正常读者”之下。除了被跌落的书压死的书店老板罗志华，还有“在文学研究全是理论天下的今天。。。。。。当其他行家在努力读懂吓人的术语的时候”，“泡在图书馆里泡旧报纸”的陈子善；“不看面子不讲关系”，拒绝“保赚不陪的全国畅销书”的万圣老板刘苏里；“致力研究香港新诗的历史，考掘失落的片段，搜寻绝版的书籍刊物”的“无名诗人”陈智德，这些“不正常读者”虽偶尔让人觉得有些小小的悲情，但那任性的骄傲却明亮而温暖。
关于《读者》，这是一本安静的书，在聒噪的今天作为媒体人能安静踏实已实属不易，于是原本只是做到一个正常媒体人该做的梁文道俨然成了文化明星，被套上各种光环。尽管媒体一向的嗜血成性导致媒体人的浮躁已是必然，但生性乐观的我还是期待媒体人，至少部分媒体人能如《读者》中的梁文道般认真踏实，先做读者再做作者，先阅读思考再分析评论。若真如此，媒体大概才不会只是宣传和赚钱的工具，也才能真正承担起所谓的社会责任吧。愿以此与同行共勉。
然而“稍迟渐缓”谈何容易。今时今日，那些在媒体上写文章、作评论的，大多急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看看报刊的新闻标题就可以高谈阔论写时评了；书还未读，google加百度之后就可以引经据典写书评了；没有看过作家的任何作品，读了几篇别人的评论就可以耻高气昂宣扬态度了。这样无根基的文字很难有说服力，但却并不鲜见。所幸的是毕竟还有像梁文道这样认真踏实的传媒人。“做一个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意见，应该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知道自己正在谈的话题。不用太深入，但至少要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以及学术研究；假如连我们都不看这些东西，那么学者们的苦心又有何意义呢？我不专业，不能在所有课题上投下长年的心血；我只能泛泛而读，什么东西都得摸一摸。然而，这是个基本责任，如果我根本没读过任何讨论民主化问题的材料和书籍，我又怎么能去评论香港的民主进程？读者又凭什么要看我的文章？读书首先是我的嗜好，然后是我工作的一部份，它让我知道一点社会的脉动，了解身边的人和事，使我在面对镜头和稿纸的时候觉得比较踏实。”
写专栏、做电视、搞出版，在梁文道的多重角色里，一以贯之的是他读者的身份。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读者，文道将他的部分“阅读功课”形成文字，于是就有了这本书话集。八十三篇文章分在“准备做一个读者”、“不正常读者”、“政治花边”、“经典常谈”、“学点文艺腔”、等七个类别下。说是书话，其实就是由书而引发的话题，且引作者自己的说法：“尽量好好地配合时势，讲点故事，有意无意地提醒一下：‘瞧，说到世界杯，这本书有一段故事。。。。。。’，或者‘民主当然重要，某某人的某本书曾经说过。。。。。。’”。就是这样讲故事般的娓娓道来，让他的文章易读也引发思考，而有些还真是让人有了想找来那本书看看的欲望。
《读者》是文道近两年来发表在香港媒体的部分专栏文章的合集，虽然书中收录的文章大多是我曾读过的，但因在这个集子里，有了类别和前后文章的参照，再加上整本书平和踏实的调子，有些竟也读出些不同。
“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一个结业书店的老板，后来已经走到了连流动电话费都付不起的地步，大年二十八独自在拥挤狭小的货仓清理藏货，被意外坠下的书籍层层叠叠地压住，死去。几天之后，开始有臭味传出，但左右邻户尚不能确定它的来源。再过十天，气味渐浓，才有人破门而入，发现他的遗体埋在书堆之下。
朋友立刻想起了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我们都很喜欢的一本小说。主角是个处理废纸的工人，三十五年来每天要压毁无数书籍文献，外表肮脏的他竟然在这三十五年里饱览群书，遍读遭到极权政府禁制的经典，成了一个学问极大的人。他最后的结局是走进压纸机里，抱着心爱的诺瓦利斯，让机器里的沉重书籍渐渐压向自己的肋骨……”
——《喧嚣城市里的孤独》
初读这段文字时，看到的除了悲哀就是绝望了。然在《读者》中重读如上却发现感受居然有些不同。因了这书的宁静，作为读者的我，心态也就安静平和了。于是发现无论是罗志华还是赫拉巴尔笔下的汉嘉，他们的离去都不再只是一幕悲剧，毕竟是和自己的挚爱一起，更何况或许他们真的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了最后的真理（引自《过于喧嚣的孤独》）”呢。
这篇《喧嚣城市里的孤独》收录在“不正常读者”之下。除了被跌落的书压死的书店老板罗志华，还有“在文学研究全是理论天下的今天。。。。。。当其他行家在努力读懂吓人的术语的时候”，“泡在图书馆里泡旧报纸”的陈子善；“不看面子不讲关系”，拒绝“保赚不陪的全国畅销书”的万圣老板刘苏里；“致力研究香港新诗的历史，考掘失落的片段，搜寻绝版的书籍刊物”的“无名诗人”陈智德，这些“不正常读者”虽偶尔让人觉得有些小小的悲情，但那任性的骄傲却明亮而温暖。
关于《读者》，这是一本安静的书，在聒噪的今天作为媒体人能安静踏实已实属不易，于是原本只是做到一个正常媒体人该做的梁文道俨然成了文化明星，被套上各种光环。尽管媒体一向的嗜血成性导致媒体人的浮躁已是必然，但生性乐观的我还是期待媒体人，至少部分媒体人能如《读者》中的梁文道般认真踏实，先做读者再做作者，先阅读思考再分析评论。若真如此，媒体大概才不会只是宣传和赚钱的工具，也才能真正承担起所谓的社会责任吧。愿以此与同行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