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的漂移与民族的建构

传统对于民族的认知，是把民族看成一个拥有独特语言、体质与文化的客观体。但是自从上世纪70年代，欧美人类学提出的族群理论，民族不再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客体，毋宁说民族是人类主观认同不断变迁的产物。我国56个民族，始于建国后的民族调查与划分，直到1980年代才逐渐确定中国有这么多个民族。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比如说这本书研究的羌族境内，会发现羌族这个概念，在当地人的记忆中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物。很多人在羌族调查之前，属于汉人或藏人。调查之后被规划到羌族一个栏目中，再比如四川岷江上游靠近青藏高原的人群，事实上说的是羌语，但是民族识别之后，变成了藏族。那么羌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本书作者通过田野调查，1995年到2002年深入川西大小数百个羌族村寨，用访谈与记录成的资料，结合族群理论与人类学，再对比我国史料中对于羌记载的文献，来说明羌族的形成实在是因为华夏地理边界之变迁导致的。羌作为汉与藏之间的模糊地区，拥有一种渐变性。对于王明珂的理论，我已经不陌生，前后读过许多本他的书，那么以下文章，我将要从三点来说明羌族概念，第一即典范历史下，羌的变动，从商代到当代。第二我将论述在羌族村寨中流传的弟兄祖先历史心性的意义。第三也是我认为本书最具有原创性，王明珂后来有一本书就是以本书的一章为原点继续论述的，即毒药猫理论，对于研究族群或群体结构下的情感与行为，可与欧洲中世纪女巫事件作一个对比。此三点都会说明作为边缘的羌族如何变成今天的羌族。

典范历史即文献中之羌的变化

这一部分是普通人最熟悉的羌族，也可以说现代民族识别下的羌族就是从典范历史中产生的概念。羌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的甲骨文之中，由羊与人组成，根据卜辞地理研究，商代的羌，大致分布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与河南西部。羌被商人当成西部的敌人，又由于羌与姜字相似，在有关上古的文献记载中，羌被认为是炎帝（姜姓后代），西周到春秋时期，可以确定的姜姓国家有申、吕、齐、许。因此羌人的一些信仰被带到了华夏核心区域。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羌与姜的联系，还没有到达考古学上的明确定义。在《国语》记载中炎黄甚至是兄弟，这也是后来炎黄子孙的源头，炎黄子孙的意思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构成华夏多元一体的族群。所以今天羌族人很骄傲，他们是炎帝后代是非常古老的民族，是华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说法，全部建立在文献如果是真实记录的基础上。

到战国时代，原本住在陕西附近的羌，被秦国逐出，往西迁徙。即《后汉书.西羌传》中记录的分布在青海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的西羌。这支西羌往青藏高原迁徙的部分，构成了藏族先民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好多羌族骄傲说自己是藏族和很多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往新疆天山南麓走的一支就是文献中的婼羌。还有一部分西羌迁徙到今天四川省岷江上游，这部分羌构成了我们今天羌族的主体。

南北朝与隋唐时期，一些较具规模的政治体出现在羌人地带上，比如宕昌、党项、邓至、吐谷浑。

唐代崛起的吐蕃，得名于发羌。9世纪末吐蕃衰微，党项崛起，党项在文献中也是羌的一支，此后建立的西夏王朝，在制度上仿照自吐蕃（藏）与唐宋（汉）。13世纪时为蒙古所灭。此时陕西渭水流域的羌已经与汉人同化，甘青河湟的羌也同化于汉、藏、蒙古族之中。在这里吐蕃的影响力最大，以至于文献中把对于羌的称呼改成了番。王明珂指出，这一变化体现在唐代青海西宁附近的临番城，在中古早期此地是以临羌城命名。羌与番虽然都是异族指称，但是前者是一个模糊概念，后者有较清晰的界线。王明珂称唐代后期开始羌人地带日益萎缩，一个是番化，另一个是西南方向的夷化，我们现在所说的彝族来源于夷人概念，四川的雅州、黎州等地，汉代时候还是旄牛羌，在南诏建立后，北面的所谓羌，也逐渐变成夷人。还有就是汉化，原属于羌人所居住的甘南、川北地区，在宋代以后逐渐汉化，明代时在川北设立巩昌府，建府就是编户，等同中原了。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把羌的历史文献连成一起看，唐宋是一个分水岭，在唐宋之前，羌人地带虽然逐渐西移，但是地带依然是很大的。唐宋之后，羌的地带东面出现汉化，西面出现番化，南面出现夷化，到明清时期这个萎缩过程完成。这种不断变化的现象导致了羌的边界相当的模糊，即使民国时期，西方的田野考察方法进入中国，从陶然士、葛维汉、胡鉴民、庄学本到建国之后的少数民族识别，一直如此，羌族作为名称存在的时间不到半个世纪，要用如此年轻的名称来指代一个族群，虽然很便捷但是也带来对于羌族认知的问题，其他少数民族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以上为羌族在文献中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

羌的形成与华夏边缘的变化有关系，从商代到当代羌一直在朝着西南方向漂移，华夏对于西部少数民族认识的变化也导致羌的变化，直到它被确定为一个族。

根基历史下的两种族源模式—弟兄祖先与英雄祖先

在世界各地，族群的认同与区分通过共同起源的根基历史来达成，这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记忆。放到羌族上面研究，王明珂在走访羌族村寨多年下来，积累了不少起源故事，这些故事的一个相似结构就是几个兄弟从外地迁到岷江上游、北川地区。他们通过划分地域（某沟某寨），让自己的后代都在规定的地域内生活。我们发现兄弟本身就是一种平行关系，它包含的意义是一个地域（族群）内，几个次一级单位的平等分享资源的意图。现代羌族的族群构成，大约是一条沟里面有几个寨，一个寨里面有几个组，一个组里面有几个家庭。寨与寨，组与组是平行关系，当然扩大一级，不同沟组成了羌族整体。因为岷江上游川藏边缘地带，高山被河水划分成纵的沟，所以生活在此地的人群，根据地理环境与资源配置，从古自今就形成了一种平行发展的模式。无论我们古代把它们称作什么，现在叫羌族。不变的是一种人类生态模式。所以族群在溯源自己的祖先时，也会制作出一种相似结构的历史记忆，那就是弟兄祖先。这种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没有清晰的线性时间概念，故事往往以某某弟兄们开始，以现代结束，中间的不重要。因为它的功能不是家谱式的，是要分清地域。

另外一种族源结构可以称为英雄祖先，这是我们熟悉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会把所有兄弟排列出来，而是注意到某些重要的弟兄与其子的父子垂直关系，黄帝通过驱逐炎帝确立了华夏主体地位。黄帝就是英雄祖先，汉族尤其喜欢这种模式，英雄祖先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最后演变成一个中央化、阶序化的社会。我们正史中记载的都是这类故事，宏观地说少数民族漂移，就是因为华夏驱逐导致的。形成了中心与边缘、征服与被征服的体系。前者以英雄祖先叙事为主，讲究线性时间概念，拥有完整的族系。并且认为弟兄祖先叙事为传说，不足以成为正史。其实通过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我们知道两种叙事都是根基历史的写法。造成区别的是人类生态差别，在这里我可以说王明珂是一个生态主义者，这是我造的词，区别于典范历史与近代建构的第三种类型。

族群认同区分的一个隐喻—毒药猫理论

如果说王明珂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可能作为多次阅读他的人来说，不是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也不是基于当代族群理论分析下的羌族，更不是对于典范历史的批判。因为这些可以说在王明珂早先一些书中出现过。《羌在汉藏之间》中最成功，也是最精彩的理论，是在隐喻层面来说明族群区分的毒药猫理论。

岷江上游村寨中普遍流传毒药猫的传说，以至于当地人说“无毒不成寨”。毒药猫主要指一种会变化及害人的人，从王明珂收集的故事中来看基本都是女人，唯一一个男人是毒药猫，这个男人还是入赘的男人。毒药猫会变成各种动物形象来害人，被害的人主要是小孩或男人。作者在第四章第四节中举出了六个故事，在此我不想一一复述。我想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一说这个故事透露出了人类心理机制的一些规律。

首先女人作为毒药猫的主力，女性本身在男性社会中是一个边缘角色（就事实来说，不代表我认为这样合理）。羌族的地域里，有一个现象，也是人类学家田野调查发现的，就是下游的村寨往往称呼上游的村寨为蛮子，上游的称呼更上游的为蛮子，自己为汉人。在羌族定名之前，很多羌族认为自己是汉人，就是这么来的。我把这种一截骂一截的现象称为“边缘漂移”。即使在羌族之内，族群间依然有鄙视链。那么女性作为边缘角色，在一个村寨中常常被当成蛮子，在社会学上这种角色容易变成代罪羔羊，比如历史上的犹太人或者中世纪的女巫。

其次在羌族地域中，往往上游的女性往下游村寨嫁，这么做本身就好像文本中蛮子往文明世界进一样。女人被认为是不洁的，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来自于上游。当一个族群对于其他族群（虽然他们都是尔玛，羌族。但是在定名之前，他们只把自己当做尔玛）产生敌意（资源竞争导致），进而产生恐惧心理，就会在自己的族群内部创造一个代罪羔羊来缓解。毒药猫就是在这种族群认同区分下出现的，这种现象在全世界各种文化中是随处可见的，所以用族群理论解释更好。王明珂在这一部分引用了不少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书籍，像著名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研究亲近群体之间区分的名作《圈内人与圈外人》，这本书其实翻译成《本地人与外来人》可能更好理解。像金茨堡的《夜间的战斗 : 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是国内读书界更加熟悉的著作，该书研究猎巫的本质。法国学者基拉尔根据神话研究提出了替罪羊理论，至于布迪厄巴特莱特的书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阅读这一部分，对于智识是一种享受。女人在一个家庭中可以说是最亲近的外人，用她们来指代区分族群，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毒药猫故事又被作者分成三种文本，即神话、历史与个人经验。这些文本是在父权与舅权冲突，对外在蛮子的敌意与仇恨，恐惧中产生的，文本拥有象征意义，通过象征人们区分了族群。在传统研究羌族的书中，没有对于族群内部的研究，王明珂是我所知道最早使用此种方法论研究羌族社会结构的人。而且他的书，是以后研究该领域肯定要征引的资料。

总览全书，王明珂以三大篇章来论述羌族。一个是社会篇，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结合理论来探究族群本质。一个是论述典范历史中羌族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即历史篇。第三个是通过诠释当代羌族认同下的文化再造过程，即文化篇。我想研究羌族史甚至少数民族史与族群的人，对于此书早已经是如雷贯耳，联经在2003年出版，中华书局在2008年引进大陆，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22年出版了新版。这些都是著名的出版社，能如此频繁出版，说明了该书的学术影响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