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感与想象力——读薛超伟小说集《隐语》

悬浮感与想象力 ——读薛超伟小说集《隐语》 文 / 战玉冰 弋舟在谈双雪涛的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时，提出了两种阅读中短篇小说集的方法，一种是一篇篇“细水长流地慢慢‘偶遇’”，另一种则是“集中起来检阅，犹如阅兵一般”。前者自然是文学阅读的理想状态，也更容易发掘出每篇作品的独到之美；后者则容易陷入一种风险：若是整本小说集风格统一，连续阅读难免会审美疲劳；若是一篇一个花样，又会令人觉得缺乏某种整体感；所谓真正做到同中带异，连续中有新变，一翻高过一翻，或许对绝大多数短篇小说集来说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 日常生活的悬浮状态 读薛超伟的小说，我起初是不断地在各种文学期刊上“偶遇”，而它们也从来不曾令我失望过，比如《同屋》在都市青年日常合租的琐屑生活中泛起淡淡诗意，《水鬼》对于当代中国部分富裕农村地区人们生活状态的描绘，《春天》里令人窒息的生活压力和父子关系，以及《化鹤》中充满童真、温情与清甜气味的寺院生活……一篇篇小说，就如同海边的一粒粒珍珠，偶然遇到，随手捡起，把玩于心，每粒都晶莹剔透，令人爱不释手。而此次九篇小说汇聚成这本小说集《隐语》，我的阅读也从“漫步偶遇”变成了“集中检阅”，阅读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阅读感受上的变化，同时也产生了更高的阅读期待——九粒饱满丰润的珍珠是否能构成一串光彩夺目的项链？ 乍看之下，《隐语》中的九篇小说彼此间题材内容差异很大，从在大都市中与人合租生活的青年林远，到在灯谜馆工作、热衷谜语的“查某囡仔”，从捐住在佛堂里学经养病的小和尚演山，到蜗居在上海、每天艰难度日的社恐症患者陈秋……故事发生空间从江南乡镇到都市上海，从宁古村到明寂堂，故事主角与叙事声口也是男女兼有之，我们似乎很难对《隐语》这本小说集进行一个整体上的认知和概括。 但不得不承认，在“集中检阅”《隐语》中的各篇作品之后，我们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某种共同气质，这种“共同气质”在小说内容上来自于各篇小说主人公普遍具有的某种悬浮状态。《同屋》中合租青年林远似乎从来都无法完全调试好日常生活中与人相处的方法，最后只能通过偷窥室友的日记来完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理解；《春天》中张候松与儿子张志宇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小说开头枪战电影里的画面一样——双方轮流探出头相互射击，如此重复数次；《万物简史》中因病而远离学校正常生活的许丰年，和因家庭出身而颇受村里白眼的宁巧，都一定程度上疏离于所谓“正常生活”之外；更不用说《上海病人》中的陈秋、阿鱼、王庆辉等一干社恐症患者，精神上的痛苦与物质上的匮乏共同形成了她们近乎无解的都市生存困境。概而言之，他们都是各自生活的悬浮者，悬浮于人际交往之外而无法沉浸其中，悬浮于都市或村镇生活而无法真正融入，悬浮于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羁绊而无法全情感受与回馈。甚至如《水鬼》中的杨照，看似年纪轻轻、衣食无忧，但在家族关系、乡里关系以及和女友的关系中，仍然是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为了不去接女友而编造的一个小小谎言，最终却引发了一连串的情感扰动。 小说主人公日常生活的悬浮状态同时也造成了小说本身的悬浮感，这种悬浮感一方面在现实的沉重与想象的轻逸之间达到某种平衡状态，进而形成一种美学上的张力；另一方面，这种悬浮感所引发的问题可能在于一种非历史化所带来的稀薄感，即如何将悬浮的主体更好地内嵌于社会历史结构深处。在这个意义上，我格外偏爱《同屋》与《水鬼》两篇。在我看来，它们分别从两条不同的路径成功连接起了悬浮于社会之外的个人主体与社会本身的密切关系：前者是通过对私人性的精准刻画，在私人性中寻找到了某种当代都市青年的普遍性感觉结构；后者则直接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经济已然走向富裕，但随之而来的精神空虚却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的万寿村生活图景。 作为写作方式的想象力 如果说薛超伟的小说集《隐语》所书写的对象是一群日常生活中的悬浮者，小说所表达的情感状态是一种现代悬浮感的话，那么小说抵达这种悬浮感的方式则是通过一种极为精妙的想象力。正如《同屋》开头所写：

林远把脑袋塞到水龙头下面，冲洗完，直起身擦头发，有一瞬间，他在镜子里看到了两个字：杀人。 仔细看，是宋维新买的衣物除菌液。瓶身上写着“2.5L＋1.5L”，下面是广告词：深入杀灭细菌。

在这处小说细节中，薛超伟借助镜子作为道具，将洗衣液上的“入”“杀”二字，看作“杀人”，这不失为一个有趣的想象，同时这也可以视为我们理解小说集《隐语》中各篇作品写作方式的某种隐喻。即《隐语》中的故事不乏现实感与日常性，而这些现实中的日常生活细节，经过作者想象力的变形、颠倒或错位之后，就产生了与现实若即若离、亦真亦幻的诗意效果。这种想象力不是一种肆意的飞扬，或所谓魔幻现实主义，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微妙的感觉上的变化，甚至通感的转换所形成的诗意效果。比如前文所引林远洗头后，起身时不小心瞄到的镜子里颠倒的文字。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想象力与现实的日常感之间，就形成了某种类似于谜面与谜底的有趣关系，这种关系既包含了机智、悟性与诗意的一面，又如同名短篇小说《隐语》中所说，“作为谜面和谜底，总归是和融的”。 与这种想象力/写作方式相对应的，是薛超伟清隽晓畅，又不失机锋的小说语言。比如《化鹤》中小和尚演山在盛夏的傍晚含一口浸过半月池的西瓜，“清甜得想念一声阿弥陀佛”，短短几个字，既写出了西瓜的清甜、夏季吃瓜的爽快与小孩子情感表达的自然真诚，又不离演山庙里修行学经的具体身份际遇，更暗含了一层“挑柴运水无非道，行住坐卧皆是禅”的佛法妙悟在其中。又如《水鬼》中写居住在二楼到七楼的居民们从自家窗户遥望马路上的一场群架，其中既有不同楼层的不同视角、景观与感受，又要在描写楼上观看的同时推进楼下打架的进程，同时还要借助移换窗户、唾沫飞溅与蝴蝶烟火等细节将从不同窗口探出的“看客”们有效衔接起来，薛超伟小说语言的绵密、贯通、变幻与包容之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简单概括来说，薛超伟的小说集《隐语》中所写故事题材与人物身份看似众多，却普遍保持了某种和“正常”生活若即若离的悬浮状态，小说主人公都是一般社会关系之外的疏离者与悬浮者。而小说主人公的生存状态也使得小说本身的叙事和审美风格偏向于一种在现实与想象之中保持平衡的悬浮感，呈现出沉重与轻逸之间的微妙张力。与之相对应的，是薛超伟在处理日常感觉方面出色的想象力及语言把控能力，其既精准捕捉到了小说中的悬浮者们日常生活的状态细节与感觉末梢，又构成了小说集《隐语》自身独有的语言质感，使得整部小说集呈现出美学上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这种完整性是只能通过“集中检阅”的阅读方式来获得的。或者换句话说，作为单篇的“珍珠”与作为整体的“珍珠项链”，薛超伟的小说（集）都有其各自不同的阅读方式与同样精彩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