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略萨：在“艰辛时刻”昂首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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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九久读书人2023-02-24微信公众号，标题有改动）
最近，在巴尔加斯·略萨身上发生了几件事，它们共有的关键词似乎是“回归”。
首先是回归法国，回归法语文学。2月9日周四，巴尔加斯·略萨身着特制的院士服，佩戴作家本人参与设计的佩剑，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此外，他还是第一位没有以法语创作任何作品却最终当选的院士。巴尔加斯·略萨虽然未曾用法语创作小说，却始终与法国文学关联密切，小时候，他阅读儒勒·凡尔纳、大仲马等法国作家的作品，这些阅读经历为他打开了虚构和幻想世界的大门；年轻时，巴尔加斯·略萨怀揣前往法国的梦想，开始写作生涯，后凭借短篇小说获奖第一次来到巴黎，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想成为作家，就要离开秘鲁，奔赴巴黎。后来，哪怕在落选奖学金名单、将近身无分文的“艰辛时刻”，他还是毅然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胡莉娅姨妈）留在了巴黎，开始了艰苦的打工加写作的生活。西班牙赛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的编辑卡洛斯·巴拉尔陶醉于《城市与狗》的手稿，决心找到当时默默无闻的小说作者，他多番打探、前往巴黎，终于见到了那个留着胡子、半信半疑的秘鲁小伙。尽管后来巴尔加斯·略萨辗转定居于巴塞罗那、利马、伦敦、马德里等地，很少再在巴黎长久居住，但他的智识思想却从未远离法国文化的影响，他曾为福楼拜、雨果等作家撰写评论性专著，在大学时期被称为“勇敢的小萨特”，在《部落的召唤》一书中也曾视雷蒙·阿隆和弗朗索瓦·何维勒为自己的思想导师，近日，他关于法国的文章以《“野蛮人”在巴黎：关于法国文化的文章》为题结集出版。此番，他再次回到巴黎，成为了所谓的“不朽者”中的一员，无疑是一种回归。
和十三年前在斯德哥尔摩演讲时的场景一样，这次巴尔加斯·略萨在法兰西学院朗读演讲词时，已与他离婚七年的前妻、表妹帕特丽西娅·略萨也出现在了嘉宾席中。年初，巴尔加斯·略萨与西班牙社交名媛伊莎贝尔·普瑞斯勒分道扬镳，舆论一片哗然，关于两人分手原因的谣言层出不穷。巴尔加斯·略萨对此的回应很简单：他们的人生道路、生活习惯截然不同，两人也不再愿意为对方过多改变自己了。实际上，巴尔加斯·略萨在两年前推出的短篇小说《风》中就塑造了一个在晚年与妻子离异、投向别的女人的怀抱的老人形象，在那个故事中，老人最终后悔莫及，评论界普遍认为那个虚构人物身上有作家本人的影子。媒体在分手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发现，不仅巴尔加斯·略萨的三个儿女近期频繁陪伴在他的左右，连久未与作家见面的前妻帕特丽西娅也多次与作家一同用餐。我们依稀记得巴尔加斯·略萨在回忆录《水中鱼》中描写的帕特丽西娅的形象，她仿佛比作家本人更了解他：“马里奥，你就是喜欢冒险！”当时，帕特丽西娅不支持巴尔加斯·略萨参加反对时任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的示威活动，因为她确信“参加示威只是开始，再后来你就要选总统了”，可在这一预言成真厚，她还是毅然投入到了辅选工作中，成为巴尔加斯·略萨竞选团队的核心成员，那么这次，在感情问题上，旧事还会重演吗？虽然时至今日，关于二人的私人关系，无论巴尔加斯·略萨还是帕特丽西娅都没有发布明确的声明，但在作家即将年满87周岁、需要家人陪伴的“艰辛时刻”（巴尔加斯·略萨曾在去年因新冠紧急入院治疗），帕特丽西娅在巴黎的现身自然也可以被看作一次“回归”。
还有一次“回归”，作家本人可能还并不知情。就在巴尔加斯·略萨正式加入法兰西学院的几天之后，他最近的一部小说《艰辛时刻》（2019）中译本在我国正式出版，这是在2018年的《五个街角》（2016）之后，时隔将近五年，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作品首译本再次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细读小说的内容，我们发现此书又是一种“回归”：回归作家青年时期生活的拉丁美洲。在2010年宣读的诺贝尔领奖词中，巴尔加斯·略萨曾说：“帕特丽西娅就是秘鲁。”在为《巴尔加斯·略萨的拉丁美洲词典》（2005）一书撰写的前言中，巴尔加斯·略萨提到：“来到法国，我才真正能够回首眺望拉丁美洲、理解拉丁美洲。”由此看来，上文提及的种种“回归”的最终归宿恰恰是让作家魂牵梦绕的故乡，拉丁美洲。那么，我们不妨聚焦《艰辛时刻》，体味一下巴尔加斯·略萨的“最终回归”。
（下文为中译本《艰辛时刻》译后记“拉丁美洲是什么时候倒霉的”的内容）
2016年，巴尔加斯·略萨再次来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他曾在这里的大学教书，这里也是他的名作《公羊的节日》中故事发生的舞台。他在那里参加了一场大型晚宴活动，然而他并不喜欢类似的场合，于是默默坐到了靠近门边的座位上，准备一有合适机会就起身离开。但是还未等他行动，一个留着小胡子、体型微胖的男人就坐到了他的身边。对方和他攀谈起来，他一开始并没有认出对方，过了一会儿才辨识出此人是记者、历史学家、诗人托尼·拉夫尔（Tony Raful）。托尼·拉夫尔对他说道：“马里奥，我有个故事想让你写”，巴尔加斯·略萨礼貌性地笑了笑，想用句玩笑话搪塞过去：“天啊！但是别人想让我写的故事我是绝对不会写的！”
可他后来还是把故事写了出来。
托尼·拉夫尔曾经写过一本叫《罪行狂想曲》的历史书，写的是1957年7月26日危地马拉总统卡斯蒂略·阿马斯被刺杀身亡的事件。经过调查研究，托尼·拉夫尔认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是那场刺杀事件的幕后黑手，这个结论成为了《罪行狂想曲》的主要线索，也是他给巴尔加斯·略萨讲述的主要内容。曾经让特鲁希略以主要人物的身份出现在《公羊的节日》中的巴尔加斯·略萨立刻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开始了习惯的写作准备：阅读参考书目、制作大量写作卡片、实地走访调研……他阅读了近年出版的很多研究著作，惊讶地发现特鲁希略插手卡斯蒂略·阿马斯遇刺事件在史学界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更令他震惊的是史学家们还证实了另一处细节：在卡斯蒂略·阿马斯遇刺当晚，特鲁希略的左膀右臂乔尼·阿贝斯·加西亚就从危地马拉逃到了萨尔瓦多，后回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他同行的竟然还有卡斯蒂略·阿马斯的情人。
巴尔加斯·略萨认为自己在写文论作品时能有意识地控制、掌握、表达自己的想法，可写小说则不同，他总是不确定写成的小说是否真正展现出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他能够确定的是小说可以更好地传递情感、直觉和激情，因此，他始终认为自己对小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掌控力，这本关于危地马拉的小说也是一样。首先，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写一本关于危地马拉的小说，可他写了，在调研的过程中他发现，危地马拉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之一，可同时它的历史也是一部世间罕见的暴力史；其次，在写作过程中，他的写作计划总是会被打乱，笔下的人物仿佛真的有了生命一般，会牵引着他下笔。
在巴尔加斯·略萨最初的设想中，这本小说的主角应该是阿贝斯·加西亚。这是个早在《公羊的节日》中就曾出场的关键人物，他的完整命运将会在这部小说中得到披露。然而在最终成书时，阿贝斯·加西亚却成了次要角色，那位在刺杀之夜和他一起逃走的女人、卡斯蒂略·阿马斯的情人（在书中化名玛尔塔）却摇身一变，成为了这本小说真正的主角。巴尔加斯·略萨发现这个人物身上充满谜团：她是怎样成为卡斯蒂略·阿马斯的情人的？她和刺杀事件到底有无关联？她是同谋还是无辜的幸存者？包括历史学家在内，没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这正是小说家应当去做的事情：用想象力来填补历史的空隙。
玛尔塔在逃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后成为了当地很有名的广播电台主播，她在节目中捍卫拉丁美洲所有独裁者，同时一再指控危地马拉军方，后者认为是一个同样在当晚死去的士兵为报父仇杀死了卡斯蒂略·阿马斯，而她认为这是个弥天大谎。巴尔加斯·略萨费了很大力气才让那个如今已上了年纪的女人见他，他们约定在她位于美国的家中会面。巴尔加斯·略萨发现她的家中还挂有卡斯蒂略·阿马斯的画像，而她则解释说她有过十个丈夫，而且他们全都是她亲手埋葬的，可她这辈子最爱的男人还是那位危地马拉上校、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
随着谈话的深入，巴尔加斯·略萨发现这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艰苦的一次对谈，因为那个女人十分狡黠，总是能巧妙地避开他提问的重点。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生活期间，某日，傀儡总统“黑特鲁希略”突然召见她，在前者的办公室里，那个女人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你给自己估个价，你估的价值就是我估的价值”，“黑特鲁希略”肯定以为这次和往常没什么不同，他同样可以随意玩弄眼前的女人，可她却似发狂的猛兽般扑到了他的身上，和他扭打到了一起，甚至用牙齿撕扯他的耳朵。“这是真的吗？”巴尔加斯·略萨问道。她笑了起来：“我的嘴上现在还留有那只斗牛犬的耳朵的味道呢！”巴尔加斯·略萨心想：在这种情况下，“黑特鲁希略”无疑会杀她泄愤，虽然特鲁希略后来要求傀儡总统向她道歉，但这一行为也明白无误地证实了特鲁希略才是那个国家真正掌权者的事实，她又多了被灭口的风险。“您不得不立刻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时候，很快就获得允许来到了美国，而且先是有了长期居留，后来几乎立刻就获得了美国国籍，很多人认为这些正是您为CIA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工作的证据”，巴尔加斯·略萨终于抛出了最重要的那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惹恼了她，她的态度变了，整个谈话的氛围也变了。谈话结束，巴尔加斯·略萨并没有得到答案，可是这种神秘感使得她对他的吸引力有增无减，于是他改变了她的名字、外形和住处，她逐渐从次要角色变成了故事的主人公之一。
另一个吸引巴尔加斯·略萨的人物是阿本斯总统。在搜集刻画这一人物的资料时，许多往事涌上巴尔加斯·略萨的心头：他想起大学时期自己和周围的年轻人们对阿本斯政府的支持，也想起阿本斯政府被推翻后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的场景。“因为阿本斯想要做的是和平改革，是要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让危地马拉变成民主国家，这些都是我们拉丁美洲人早就希望出现的东西，因此阿本斯的改革是一种范例，是对我们的理想的检验”。然而这场改革，尤其是农业改革，却触及到了美国人的利益。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早在阿本斯的前任阿雷瓦洛总统执政时期就感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决定反击农业改革计划：在冷战背景下，联合果品公司出其不意地利用自由派媒体制造舆论，使上至美国政府、下至美国平民全都相信危地马拉是苏联设置在拉丁美洲的桥头堡。最终，美国政府策划并支持了卡斯蒂略·阿马斯的颠覆行动。危地马拉人的理想破灭了，包括巴尔加斯·略萨在内的拉丁美洲人的理想也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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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8日晚，在马德里拉美之家举办了巴尔加斯·略萨新小说的发布会，上文所记录的一切都是我在发布会现场从作家本人口中听到的信息。当时的我对1954年和1957年在危地马拉发生的事情了解不多，也不知道马德里的拉美之家是有名的闹鬼胜地（这是数日后我的导师在塞维利亚告诉我的），而在次日，在巴尔加斯·略萨的住处，作家的爱人伊莎贝尔·普瑞斯勒询问是否将由我把这本小说翻译成中文时，我的答案也是“不确定”，“不知道”（导师的两个分别上小学和中学的女儿听说我见到了这位西班牙社交名媛后兴奋地尖叫了起来）。可是在发布会现场听过作家讲述小说的创作过程之后，直觉告诉我这肯定是部杰作，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把书读完，进而验证了自己的想法：无论在情节上还是在技巧上，这部小说都堪称巴尔加斯·略萨自此书姐妹篇《公羊的节日》（2000）出版后，在新世纪里创作出的质量最高的作品。
回到发布会现场，让我们补全刚才遗漏的一处重要信息：在巴尔加斯·略萨看来，为自己的作品选择好的书名是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可是这部作品的名字却一直难以确定下来。同样的困境作家在三年前创作《五个街角》时也曾遇到过，那时的巴尔加斯·略萨在深入到利马城内最危机四伏的五个街角街区后才灵光乍现，决定以该街区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那本小说。而这次的书名灵感则来自于阅读：某日，巴尔加斯·略萨在阅读阿维拉的圣特雷莎所写的信件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这是艰辛时刻！”就是它了！《艰辛时刻》！还有什么比“艰辛时刻”四个字更能刻画出拉丁美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经历的那段历史呢？
在阿本斯政府垮台后，拉丁美洲的诸多改革派人士得出结论：和平改革是行不通的，拉丁美洲要改变落后的现状，只能走武装起义的道路。古巴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激化了这种思想，于是在拉丁美洲各国纷纷爆发了武装革命运动，然而古巴模式是难以复制的，那些革命不仅没有取得成功，反而激起了传统势力、军人团体的反扑，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陷入到了比以往更加残酷的独裁统治之中，甚至连该大陆上最具有民主传统的哥斯达黎加、智利、乌拉圭等国也难逃厄运。
在发布会开始时，丰泉出版社主编庇拉尔·雷耶斯在致辞时有过一句精彩点评，她说：“如果说《酒吧长谈》探讨的问题是‘秘鲁是什么时候倒霉的’的话，那么《艰辛时刻》的核心主题就是‘拉丁美洲是什么时候倒霉的’”。已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巴尔加斯·略萨依然在思考拉丁美洲的历史和命运问题，他依然是那个在弱肉强食的军校中观察秘鲁社会的士官生，依然是那个和奥德利亚将军独裁统治做斗争的有志青年，依然是那个远赴欧洲追寻文学梦的写作者，依然是那个出政治淤泥而不染的总统候选人，依然是那个为自由和民主疾呼的思考者，也依然是那个“勇敢的小萨特”。
侯健
本文撰于2023年2月15日，西安
译后记撰于2021年5月31日，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