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见一位来自古国的旅人，他说

作为一名印度教徒在一个埃及穆斯林乡村会经历什么？

“你们在印度是火葬吗？” （惊恐脸）

“印度人不实行割礼吗？” （怪异脸）

“在印度你们真的崇拜牛，对牛下跪吗？” （嘲笑状）

当类似这样的三连问成为必须应对的日常，想想都觉得尴尬又无奈。

身为印度教徒的作者为完成博士论文于1980-1988年间去到穆斯林为主的埃及农村做田野调查， 我们就这样跟随他走进埃及村庄，体验与当地人的相处日常。 当他从研究资料中发现有关12世纪前往印度的埃及商人Ben Yiju及其印度奴隶Bomma的信息时，我们又一同回到过去，了解 1100 年代印度洋和红海贸易中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本书就这样采用“回”形的叙事框架，围绕20世纪印度人在埃及的切身经历和12世纪埃及商人在印度的贸易实践展开。

作者在开罗查找文献时注意到了同中东和印度有着深厚渊源的来自埃及的犹太商人Ben Yiju，他于 1025 年左右移居到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生活工作，身边还有一位仆人，一开始只是被称为“MS H.6 的奴隶”，后经考证其名为Bomma, 印度人。对Ben Yiju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发现，事实上12世纪并不存在所谓的主奴关系，Bomma和Ben Yiju之间更多是一种代理人的合作伙伴关系。甚至在Ben Yiju离世后，Bomma还接手了他的生意，继续经营。这令作者大为震惊，作为印度人，他从未想到埃及和印度两国早在12世纪就有过如此深厚紧密的感情和连接。曾几何时，印度和埃及双方关系友好，贸易往来频繁，文化和历史也有许多共通之处。随着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葡萄牙和英国）的殖民行为，人们开始以收入、宗教、国籍、种姓等等来衡量和评价他人，使得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时，作者1980年初到埃及农村，一年后离开，于1988年再次到访曾经的村落。七年间埃及农村的变化也令他感慨不已，伴随着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许多村民前往伊拉克淘金，借机做生意，不少村民因此变得富裕。7年前一台印度制造的水泵就足以引发左邻右舍的围观和尊敬，认为那是最先进的技术；7年后冰箱、电视、洗衣机、电话已走进家家户户，村庄变得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了。当然，作者也明显感受到村庄本身身份的流失，埃及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喜欢印度人了，埃及已经成为了一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印度教徒是不受欢迎的。

书中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段落，是作者和村里人就印度是否文明发生了争论：

伊玛目和我，来自两个被取代的文明的代表，相互竞争以确立对现代暴力技术的优先权。 那一刻，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我们完全理解了对方。 我们都在旅行，他和我：我们在西方旅行。 唯一不同的是，我确实亲自去过那里。我本可以告诉他很多关于西方的事情，亲眼看到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剧院，但这并不重要。

他们最终纯粹根据西方权力投射的标准来争论，认为对于周围土地上的数百万人民来说，印度是“文明的”， 因为它有西方的一切：枪支、坦克和炸弹。读到这里不禁令人唏嘘，将这些与一千多年的文明进行对比显得很粗鲁无礼，毕竟只有犹太人可以和平地将他们的文化存档在犹太教堂geniza 中，不会被洗劫、掠夺和烧毁。

作者将自己在埃及、马拉巴尔海岸的逗留和返回埃及的经历与 Ben Yiju 的经历相提并论，Ben Yiju 在芒格洛尔度过了大约 20 年，与一名获释的印度奴隶结婚，然后返回北非。就这样渐渐地，埃及和印度，古代和现代的图景便建立了起来。

殖民化和全球化的利弊也在古今人物身上可见一斑：商人Ben Yiju的跨国贸易，作者为做研究留学旅居，埃及底层村民前往伊拉克淘金等等。历史洪流裹挟的小人物，看似毫无关联，却又不乏跨越时空的相似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标题出自英国诗人雪莱的《奥兹曼迪亚斯》：“我遇见一位来自古国的旅人/他说：有两条巨大的石腿/半掩于沙漠之间/近旁的沙土中，有一张破碎的石脸/抿着嘴，蹙着眉，面孔依旧威严”（杨绛译文）。

这首创作于1817年的诗是雪莱最著名的十四行诗之一，也是那一年，这尊著名的奥兹曼迪亚斯雕像的残余部分从中东运到英国。正如这首诗的“我”遇到了一个旅行者在遥远的沙漠之中讲述自己的旅程那般，本书的作者也遇到了一个12世纪的埃及商人在芒格洛尔讲述自己的贸易之旅，而作为读者的我们也遇到了一个80年代的博士生在埃及乡村讲述自己的留学研究经历。很喜欢作者参与式的观察和幽默日常的笔触，让我对印度和埃及这两个陌生的国度、对中世纪印度洋和奴隶制的历史变迁有了粗浅的认知和想继续探索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