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邓聪：饶宗颐与《古史辨》第八册弃编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3月2日第7版
编者按：饶宗颐先生（1917-2018）字选堂，号固庵，学界尊称为饶公。饶公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集学艺于一身的国学泰斗。2023年2月为饶公逝世的五周年，中华书局（香港）出版《一纯万岁寄遥思——饶宗颐纪念文集》（2023年1月），书中汇集国内外二十多位曾受教于饶公的学人，一同撰写缅怀文章，铭记先生培育之恩，情真意切。本论集由故宫博物院王素先生命名，取意饶公自谓“夙慕庄生参万岁而一成纯”，以“并日夜而遥思”，追怀饶公。
我在本书拙文《春风拂璋——追怀饶师宗颐》，原意是写饶公对香港考古学的贡献。然而，意外发现饶公由于香港及越南考古的新发现直接的刺激，竟相继发表涉及早年他曾负责编撰《古史辨》第八册后被搁置的真相。事实上，《古史辨》论集创始人顾颉刚先生，被誉为我国近代史学界的“无冕之王”。《古史辨》皇皇巨著，自出版以来几为学者所必读，影响迄今不息。另一方面《古史辨》第七册后来停刊，其中关键编撰人物就是饶公。长期以来，饶公对《古史辨》第八册搁置一事，没有过多的解释。学术界均以《古史辨》的出版戛然而止为憾！1991年顾颉刚先生弟子刘起釪，在北京曾发表过文章触及顾、饶间《古史辨》第八册在香港编印计划的传说，由于战乱中全稿毁失。刘文虽因未得知真相有所失实，但也算是20世纪90年代重提《古史辨》停刊的发端。 这次《一纯万岁寄遥思》书中，凑巧北京大学荣新江及唐晓峰两位教授和我三人，不约而同都谈及饶公与《古史辨》第八册后来的消失。据荣新江教授谓，约在1995年前后，“饶公在和我们聊天过程中，经常说到顾颉刚先生请他编《古史辨》第八册，因为停刊而未出版一事。”这说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饶公改弦易辙，很着意回顾与顾颉刚先生关系及《古史辨》停刊的问题。另外，唐晓峰教授在上世纪之交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期间，特意请饶公重提自己与《古史辨》第八册去向的旧事。在唐教授协调下，饶公1999年于北京《九州》第二辑发表了《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对以上问题做了正面的回应。20世纪90年代初，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契机，突然让饶公愿意重提《古史辨》在自己手中弃编的原委？这方面似乎迄今学术界并没有直接的触及。现在看来其中原因，既有顾、饶间学术上私谊感情纠结，也受到了来自意想不到考古新发现的刺激。而近代中国史学上意义重大《古史辨》之所以停刊一桩悬案，最后还是得以水落石出。 此事情细节仍是先从顾、饶关系讲起，其次再联系到考古学术新发现方面的解释。饶公是1917年出生。在1930年代中叶，当年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先生，已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学的泰斗。1935年饶公仅为18岁青年，已在《禹贡》第二卷发表学术文章，并很早就成为禹贡学会会员。1937年顾的学生童书业为《禹贡》主编古代地理专号，其中饶公有两篇史地文章得到童的好评，并为顾赏识，获选刊登。顾先生对年轻饶公的青睐，使初出茅庐的青年饶公，视顾为自己“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顾对其时仍十分年轻但学问又十分老到的饶公，非常欣赏，寄望饶公继承发扬他所推动的古史辨运动工作。 顾曾指导饶公从古史地名形成过程入手，发掘古地名由层累造成的历史。最迟在1940年代初，顾已委付饶公《古史辨》第八册编辑的重任。从1926年开始《古史辨》论文集已出版共七册，取得国际上很高的声誉，部分内容被翻译为英语、日语。饶公获托付《古史辨》第八册主编，在开始数年间也曾配合尽力工作。然而，意料之外是《古史辨》第八册却一直没有面世。近代中国史学最有影响力《古史辨》历史论集系列出版，在饶公手中竟戛然而止。 我们知道，1930年代日本侵华，接着二战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等。这一连串社会动荡因素，可能严重影响饶公的生活和研究。1941年7月6日，饶公从香港去信国内顾颉刚先生，谈及《古史辨》第八册的编写，表示当时仍在努力，只是“仍未完稿”“歉疚奚似”。然而战后，自1952年饶公在香港大学任教起数十年间，就一直没有再提及《古史辨》第八册的旧事。今年饶公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一纯万岁寄遥思》，学者们对饶公与《古史辨》第八册消失的问题，尤为感兴趣。唐晓峰的《饶公与“古地辨”》（原书173-182页）文章，是目前所见对此问题最深入分析的研究。而饶公重提《古史辨》第八册旧事，已经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阶段，其中一个重要诱因，竟是与近年香港、越南田野考古发掘有关。而本人正是该两地的考古发现担当者之一。为讲清楚其中来龙去脉，就要回到1990年香港中文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在南丫岛大湾遗址的发掘工作说起。 1）1990年12月5日，从南丫岛大湾发现商时期墓葬群，出土夏商风格大量的玉器，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牙璋和玉戈（软玉）等文物。同月7日，饶公与北山堂主人利荣森先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王人聪先生、故宫博物院杨伯达先生，亲临大湾考古现场，考察玉器出土状况。 2）1992年11月，饶公和我被邀前往越南河内，参与法国远东学院与越南社科院考古学院合办古越文化会议，了解战后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冯原文化中，出土商代风格玉器如牙璋等新的考古重大发现。1996年及2002年，我与越南社会科学院合作发掘海防省长睛遗址及富寿省XomRen遗址，又发掘出冯原文化中包含大量商代风格的玉器，其中也有精美的玉璋。 3）1994年饶公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牙璋会议。饶公主题演讲《牙璋与古史地域扩张》，以牙璋在中国及越南广泛分布及传播背景，首次对顾颉刚先生古史方法论提出商榷。 4）1999年应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邀稿，饶公在国内《九州》第二辑发表《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讲述“我的古史观有重大改变”“我决定放弃第八册的重编工作原因即在此……”。 5）2003年在台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共二十册出版，第一卷首篇《论古史重建》，第三度重提详谈自己与《古史辨》及顾颉刚先生的关系。 在1990年前饶公对《古史辨》第八册的去向保持缄默，原因正如饶公后来自述，“主要是我的古史观有重大改变了”。对过去顾先生主张“把古史地域的尽量缩小，同名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位”的推理方法，为饶公“无法接受，只有失望”，“决定放弃第八册重编工作”。“遂使古史辨仅留下只有七册，而没有第八册，这是我的罪过”。我估计上述饶公的想法，是早在1940年代后期已经下定的决心。1950年代以后，饶公不愿意对《古史辨》第八册的旧事重提，猜想其中重要原因，饶公可能是深为顾先生知遇之恩的情意结左右。饶公自谓：“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的领域，还让我参加《古史辨》的编辑工作，我结果却交了白卷。”晚年饶公在顾颉刚百龄又十冥寿之际回顾，写下“我夙蒙先生埏埴、汲引、感佩之愚诚云”，正表明顾、饶二人过去唇齿相依的学术关系。这可能是饶公来香港后很长期间，不对《古史辨》方法论上问题表态的原因。 但饶公在香港大学任教后对古史研究，已紧密结合考古与古文献二者互相提携，殊途同归，相得益彰。这在《一纯万岁寄遥思》我的《春风拂璋——追怀饶师宗颐》拙文中，对饶公在港考古工作有简略分析。当然，古史辨学派的辨伪科学精神，一直都为饶公所服膺和贯彻实践。饶公自谓：“仍是循着顾先生的途辙，是顾先生继承者。” 其次，顾颉刚先生是在1982年12月25日在北京离世。正如饶公自谓：“不敢说是入室操戈，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正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1990年香港南丫岛大湾出土大量商时期玉器，如牙璋、戈、瑗、有领环、玦、锛等。商文化波及南中国珠江口尤其香港冲击性的发现，对饶公古史地域扩张思想影响一定不小。饶公多篇文章一再提及香港出土牙璋的重大学术意义。1992年秋，饶公和我首次在越南北部，亲睹冯原文化中包含商代风格大量的玉器，更加强饶公认识中原古史扩张力度的强大，绝非顾先生从前思路可以理解。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所召开国际牙璋会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撰《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论集》出版，学术界反映东亚龙山时代以来，夏商之间在东亚牙璋广域扩散分布综合的研究成果，为饶公在会议开幕式主题发言《牙璋与古史地域扩张》，提供了很多佐证科学的根据。 饶公晚年回顾谓：“一个人的学术旅程，往往是很曲折的，亦同样是‘层累造成’的。我和顾老的结缘，将近七十年，追述往事，好像重温一遍《云烟过眼录》。《古史辨》的中断，我应有责任，至于今仍耿耿于怀。古史重建事业中的史料辨证和整理工作，由于考古学的发展，新材料陆续出现的不断挑战，相信大家都会持续下去，再接再厉。”这其中可品味顾先生“层累造成”说，已成为饶公的人生观；“考古学的发展，新材料”又成为饶公心仪古史重建，得以进入“新时代预流”学术舞台。 1990年代以后，可以说早年潜伏在饶公心底对古史重建的抑压，对顾先生主张“古史地域应尽量缩小”的史学观，发出强烈的学术挑战，直截了当地说“顾先生过去的狭隘观念，应该重新检讨”。此时饶公所高举“古史地域扩张”的旗帜，提出这才是夏商周三代历史发展的真相，华夏文明自中原向南方广域扩张，一泻千里而下。饶公半世纪前对古史辨研究方法的困惑，也适逢1990年在香港南丫岛考古新材料的发现，得到直接的启示。《古史辨》第八册在饶公弃编没有完成的人事与学术背景，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