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非洲文学”，或许是一个伪命题

莫桑比克著名作家米亚·科托在一次采访中透露过这样一个观点：人们在面对非洲时，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

我们回顾2021年的世界文坛，会发现米亚·科托此言非虚，那一年被誉为“非洲文学年”，非洲作家或非裔作家拿下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以及国际布克奖在内的世界文坛的至高奖项。

非洲作家和非洲文学因此备受瞩目，可即便如此，我们对其的认知依旧是“非洲文学”这个既笼统又含糊的标签，并且很容易因此忽略其背后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落入刻板印象的窠臼。

事实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书写的是他最熟悉的东非海岸，而国际布克奖得主达维德·迪奥普讲述的则是西非塞内加尔土著兵的故事。

当年的布克奖得主，达蒙·加尔各特在其获奖作《承诺》中，则将叙述视角对准了他生活的土地——南非。

从坦桑尼亚到塞内加尔再到南非，从古尔纳到迪奥普再到加尔各特，非洲（非裔）作家当然是他们的共同的标签，但当我们翻开他们的文字，会发现比起共性，他们书写的差异无疑要更多。

只有了解到这一点，只有不再草率地以非洲文学这个大而无当的标签来定义这些原本就不同的作家和作品，我们才能深入其内涵。

基于此，我们在谈及《承诺》这本书的时候，非洲文学或许并非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标签。加尔各特在这本书中讲述的是，且仅是南非的故事。加尔各特不同于古尔纳，南非也不同于坦桑尼亚。

《承诺》的故事发生在1986年到2018年的三十年间，从主人公阿莫尔母亲的葬礼开始写起，以阿莫尔哥哥的葬礼收尾，期间还发生了父亲和姐姐的两场葬礼。

这四场葬礼见证了主人公斯瓦特一家的衰落，也见证了南非在30年来的挣扎与失落。

1986年，母亲死的时候，让父亲承诺将农场的一栋房子赠与女仆萨洛米，但父亲失信了，父亲去世后，姐姐阿斯特丽德和哥哥安东也都没有履行承诺的想法。

直到2018年，斯瓦特一家只剩下阿莫尔一人，她终于有机会兑现这场未竟的承诺，虽然已经迟到了31年。

加尔各特在勾勒整个故事的时候，并没有采用太多炫技的手法，因此小说并不难读。但同时他对于整个故事无疑是精心编排过的，没有事无巨细地展现斯瓦特一家和南非30年来的一切，而是将叙述重心放在了斯瓦特家族的4场葬礼上。

正如本书封面所写，“以电影镜头版的灵动视角”，1986,1995,2004,2018，一个家族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历史，已然藏在了上述四个镜头当中。

家族与国家，斯瓦特一家和南非，前者是《承诺》一书的主角，但后者才是加尔各特真正想要书写的对象。他借主人公一家的遭遇来展现南非这30多年来的历史。

这种暗喻在小说中处处都有体现。比如在写到阿莫尔父亲斯瓦特的葬礼时，小说中写，“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倒台，你瞧，现在我们离彼此很近，如此亲密……我们仍需解决的，只有那些针对活人的遗留问题。”

所谓遗留问题，既指的是关于女仆萨洛米那个迟迟没有兑现的承诺，同时也关于南非对于人民的承诺。

要理解后一层含义，我们需要对南非的这段历史有所了解。1994年（也就是斯瓦特去世的前一年），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上台执政，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黑人获得公民权利。

这一历史事件无疑给南非人民带来了希望，包括加尔各特，他们有了“离彼此很近，如此亲密”的机会。

然而这个机会被浪费了，即便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了，女仆萨洛米在法律上已经有资格继承土地，可斯瓦特一家依旧没有兑现承诺的打算。

所谓的美好未来沦为了一纸空言，“承诺一文不值。”

加尔各特后来在获奖采访中也重申了这一点，“这是南非1994年的承诺，我们对此给予了厚望。曾经真正有机会改变这个国家，但是浪费掉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不论是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期望的。”（引自林星宇《新南非的未竟承诺》一文）

这种局面从1994年一直延续到2018年，期间斯瓦特一家的当家人先后去世，直到主人公阿莫尔成为了这家的话事人，她满怀愧疚，但好在终于可以兑现承诺。

阿莫尔是整个故事中唯一对承诺满怀期望的人，她一次次请求家人们将房子赠与萨洛米，但无论是父亲还是哥哥姐姐，都从未当真。

于是阿莫尔成了斯瓦特一家的局外人，她是《承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但实际上她很早就离开了农场，甚至一度离开了南非这个国家。

阿莫尔的这一离散行为或许也隐含了她对于未竟承诺，对于自己家人，对于自己种族（白人），乃至于对南非的失望。

但最终，加尔各特对南非的未来并没有彻底失望。因此，在小说的结尾，他安排了主人公阿莫尔的回归。

而且阿莫尔是在哥哥葬礼之后回来的，换句话说，她归来的目的不在于家族，而在于承诺。

在31年之后，阿莫尔郑重地将房子赠予了萨洛米，而后者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几乎已经失望。

加尔各特在讲述这一情节时，在阿莫尔和萨洛米之外，还特意提及了萨洛米儿子卢卡斯的反应。以此来呈现南非历史的复杂性。

卢卡斯怒斥阿莫尔，“我妈妈很早以前就该得到这栋房子了。三十年前！可她得到的，却是谎言和承诺。一文不值。”

卢卡斯将怒火发泄在阿莫尔身上并没什么道理，因为阿莫尔是斯瓦特一家唯一希望兑现承诺的人。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指责卢卡斯是错的，因为“生活。生活把我变成了这样。”

加尔各特意味深长地写道，“一切都不容易”，对阿莫尔如此，对卢卡斯同样如此。他们是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的缩影。

但好在萨洛米接受了这一迟来的承诺，她与阿莫尔的和解毫无疑问暗示着作者加尔各特对于南非未来的深切期望。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南非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与机会，“总是这样。明明知道该做些什么，但就是不做。而是反着来，做些不该做的。”

而阿莫尔的回归与承诺的兑现则暗示了南非新的机会，“我既然承诺了，就一定会做到。”

承诺就是承诺。

小说结尾，阿莫尔和萨洛米最后一次相拥。

加尔各特当然不会以此来象征南非黑人与白人的彻底和解。事情没这么简单，恰如小说中所写，“他们非常亲近，却又并不亲近。彼此相连，却又并未相连。”

这是一种“奇怪而简单的融合”，但毕竟代表的是融合而非隔离，就像迟到31年的承诺也依旧是承诺一样。它依旧能带来一种安慰和希望。

小说在一场雨中结束，加尔各特在故事中直白指出它“象征着救赎”。

雨没有偏见，它一视同仁。

在雨之后，南非的未来将会不同。这是阿莫尔的期望，也是加尔各特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