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ae】希腊化：希腊的凝结和散佚

罗宾·沃特菲尔德（Robin Waterfield）的《裂土称王：继业者战争与希腊化时代》（Dividing the Spoils: The War for Alexander the Great’s Empire）重在清理脉络、勾勒全景，为六次继业者战争提供连贯易读的历史叙述，同时在这一时序下把握希腊化时代早期的“希腊化”历程。书中提供的地图、大事年表、人物列表和家族谱系十分有用，但仍有少数地名缺乏标注。总的来说，建立希腊帝国的尝试虽然经由继业者战争走向失败，但随之到来的希腊化时代却以更加开放丰富的形式构造了一种希腊文化帝国。

然而，问题正在于此，什么是希腊？什么又是希腊文化？

希腊这个词让我们想起盲诗人荷马，想起居于山巅却又常常下凡的奥利匹斯诸神，想起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和伯利克里，想起曾经金碧辉煌的帕特农神庙，想到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许有人会再提一句，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这一连串的希腊印象看似贯通联结，实则松散零碎。与其说它是一根希腊历史之线，不如说是它们是一座座浮现在现代人希腊印象之海上的岛屿。

我们不太清楚荷马是哪里人，但基本确定赫西俄德是维奥蒂亚（Βοιωτία，玻俄提亚）人，接着主角变成雅典人，最后是马其顿人。马其顿人是不是希腊人？说某种希腊语方言的马其顿人自己会说，当然是！雅典人也许有意见，没有城邦生活的马其顿人都算的话，下一步岂不是要把色雷斯人给加进来了？那些在希腊世界讨生活的色雷斯人谁又不说一口希腊语呢！

再者，无论历史学家还是当时人，许多都认为希腊人恰是在他们登上巅峰的时刻落入了深渊——伯罗奔尼撒战争。可是，谁又能想到马其顿人竟能一举击败波斯，远征直抵印度。假若哪位希腊天神负责编织希腊人命运的绳索，那么他一定是玩忽职守了。也许他确实找到了几条主线，却没法把它们拧紧成绳。

尽管从现代人的视角看，雅典足可以作为海纳百川、万物归一的希腊中心，但雅典却不可抑制地走上了帝国之路，并且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迎来失败。获胜的斯巴达很快又输给了曾经支持波斯的底比斯（为与埃及的底比斯区分，常译为忒拜）。在普遍的衰落中，底比斯继续与雅典争夺霸权，最终整个希腊都被新兴的马其顿吞入囊中。雅典，尤其是雅典文化，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却也从未将命运紧紧攥在自己手中。雅典的民主政治模式、哲学教育、戏剧诗歌常常风行整个希腊文化圈，但其政治模式、经济体系、军事制度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局限——适用于单个城邦，但无法统治多个城邦，或者说，无法有效整合多个城邦的力量。

无论雅典、斯巴达还是底比斯，只要想继续扩大势力，就必定不能局限于自己的母邦。受到土地、物产和人口的限制，单独一个城邦的产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走到了极限。而其它城邦往往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神祗、政制、公民（一般也组成军队）。即使是那些被母邦派去新建殖民地的，也更倾向于自治而非受母邦统治。因此，斯巴达长期经营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以继续对抗波斯为由建立的提洛同盟和后来建立的底比斯同盟，都是强势城邦意图进一步增强势力的无奈之举——他们无法直接吞并其他城邦，但又必须设法整合多个城邦的资源。这样看来，希腊人“小国寡民”的政治模式同样具有强大的惯性，阻碍了希腊帝国的建立。

统治与整合乃是一体两面。波斯帝国对希腊世界的最大威胁，不仅仅在于军事进攻，而且在于通过军事威胁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侵犯的力量，也可以是守护的力量，只不过当你去追求这种力量时，无人可以告诉你那是侵犯还是守护。正因如此，渐渐有人意识到正义与善、城邦公民、诗歌和戏剧构筑的观念体系与希腊人必须“变强”的现实需求变得无法调和。在现代乃至后现代话语里，“变强”不是什么好事，或者说，“强弱”的区分以及对“强”的渴望已经一再遭到批判乃至于贬斥。但这建立在一些非常脆弱的基础上——人类的生存已经不太遭到世界的强制，统治的形式和技术已经从否定性的、消耗性的转变为肯定性的、生产性的。在工业革命以前，个体、家族、村落、城市、民族、国家的强与弱，是直接、赤裸的现实。

Steven Forde《统治的热望》观察修昔底德笔下的阿尔喀比亚德，发现修昔底德认为阿尔喀比亚德在雅典人中具有一种代表性。阿尔喀比亚德一方面开始把“领袖”看得不在“城邦”之下，另一方面用一种非常清晰的语言表达“统治”而非“正义”，“激情”而非“审慎”，“无限”而非“节制”。在这个意义上，阿尔喀比亚德在雅典的民主氛围中显得有神无形，唯有马其顿王国方能神形兼备，也唯有统治的热望允许雅典成为帝国。雅典运转良好的民主使得他们必须放弃这个机会，在希腊人命运的波涛汹涌之中，雅典人竭力挣扎，但终究发现自己无法统治他人，而这最终导致他们被他人统治。

马其顿的国王们不受那些观念束缚，他们比斯巴达双王更自由。就像加缪的卡利古拉，国王和皇帝在秩序层面的自由可以用来为人民追求福祉，但这种自由直接地显现为人民的不自由。马其顿人不反对他们的国王，因为国王带来了土地、财富和层层分配的权力。马其顿国王能带来这些，是因为他行使着更强的力量，也就是更多的物资和军队。它们来源于希腊区域资源的整合，并且反过来增强统治。

就是在这个道德崩坏、世风日下的时代，就连兴都库什山脉西麓也出现了希腊人的殖民地。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之旅把希腊文化强加给小亚细亚、西亚、中亚和北非。彼得·索恩曼在他的小书里介绍了位于今阿富汗东北边境处的希腊古城遗址，阿伊哈努姆；还有更典型的希腊化城市普林恩。如果把希腊化时代与中国战国和秦朝相比，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那种整合/统治力量的两面：一边是民族人口、地域的强盛和扩张，出现过大规模内战，结果却是一个民族结成的大帝国开始侵入周边地区。另一边是礼崩乐坏，一览众山小的文明开始衰落，特别是哲学、文学和艺术，尽管通常是错位的。布克哈特注意到衰败和朽坏的循环在希腊人心中无法抹去，希腊人将要传播这个对人类命运的洞察。尽管布克哈特多少有些事后诸葛亮，有他自己的先入之见，但他显然在希腊文明的高峰期抓住了希腊化时代的命运线索：登顶人的遥望，或者说，登顶人无论往哪看都是下山。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希腊人”才明确起来。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从神庙取得谕示、在城邦接受教育。他们关注自己的神、自己的城邦。这个习惯让城邦成为一个有力的集体，却令希腊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聚众。

马其顿的总督们继承亚历山大遗志在亚欧大陆上驰骋征战，希腊人也开始向东方、北方、南方扩散。作为雇佣兵、移民和流放者，他们来自雅典、科林斯、优卑亚、阿提卡，或者萨摩斯、以弗所、米利都，又有什么区别呢？在阿伊哈努姆，没有什么比希腊语、竞技场和四德拉克马银币的团结更实在。

相较于人口、疆域在大地上弥漫的历程，“希腊精神”从高度凝结的宇宙之核中缓缓下降。从《希腊古风时期的真理大师》那些源初真理的呓语到《欲望的治疗》里个人回归宇宙的挣扎，罗宾·沃特菲尔德精确地指出了希腊人的“堕落”。先是个体主义思潮，在被统治的政治现实里，公民不再是城邦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转而落入一个个孤立的私人家庭生活，犬儒主义出现了。接着艺术和宗教也转向私人。私人艺术品市场兴盛起来，人们自己在家欣赏艺术，而不是在广场上高谈阔论；神明的品行和追求再一次降格，直到与俗人无异。接着是赋予公民在城邦中角色的转型，从民主的领导者慢慢变为国王的支持者。米南德的喜剧不再关心宏大事件，而是聚焦于多种多样的个人与家庭。逃避主义成了一种新风潮，诗歌、雕塑和绘画在技艺上更加精巧，理想化的田园风光画作流行起来，怪诞与讽刺作品渐渐增多。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对个人生活方式的探讨走向了大众，“普通民众物理改变世界，但他们至少可以尝试改变自己及其内心世界”。

无怪乎教育者们哀叹城邦将要陨落。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已经感受到一种全面的衰退，首先是雅典民主制度的衰退，然后是诗人作为城邦教育者的衰退，更是雅典人品德的衰退。对希腊人来说，城邦的德性与城邦公民的德性是密不可分的。正当此时，雅典的剧院依然正常运行，民主制度的诸种表现形式看起来也无甚差错，公民大会照常召开，法庭讼者不绝。如果阿里斯托芬看到民主的外表依然光鲜照人，却屡屡犯错、铸成大祸，那他只能转而认为民主的根基犯了毛病，教育（诗歌）、法律、德行未行正轨，也即雅典的公民们出了偏差。对苏格拉底来说，这是诗人的无能和智者的破坏，但归根结底，是神要求人们不要敬神，那就是苏格拉底的阿尔喀比亚德——城邦在反对城邦，于是德性与善、政制与个人分道扬镳，人们不再能搞清楚城邦是什么、城邦要什么。

亚历山大帝国虽然粗糙草率，却迈出了新的一步。权力和等级金字塔自然地模拟了食物网的状况，尤其是能量和资源的流动与损耗模式，这个模式支持百兽之王的生存与繁衍。亚历山大大帝以征服为业，每到一地，都“尊重”当地习俗，“吸纳”原有统治者，使得他的征服事业有一个勉强能用的后方，源源不断地提供补给和兵员。休·鲍登的《亚历山大大帝》指出，在“希腊人”看来亚历山大太过“东方化”，被征服者和后来的罗马人反而更喜爱他。

继业者们战功赫赫、胸怀大志，在亚历山大漫长而疲惫的征服之旅后，统治的任务落到了这些马其顿人头上。希腊模式和“东方”模式在总督和后来的诸王统治下交融，迫使希腊从一个方言众多的语言族裔变成一个占据了殖民统治阶层的民族，同时让希腊人感受到共同体消散的失落与虚无，他们只能在低得多的共识基础上结成新的集体——这听起来未免太现代了一些，但也许刚好是现代人理解希腊化时代的最佳入口。

《裂土称王》是一块很好的敲门砖，不仅梳理了六次继业者战争的来龙去脉和主角们的相互关系，而且自然地引入了希腊化时代文化方面的内容。前文提到过彼得·索恩曼的《牛津通识读本·希腊化时代》体制精练，要点突出；对战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考虑《亚历山大继业者战争》，此书大大扩展了《裂土称王》浅尝辄止的战争细节和陆、海军战法；乔治·萨顿的《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无疑是该领域的经典制作，非常精彩。继业者战争仅仅是希腊化时代的早期阶段，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希腊化时代的方向和路径，最终形成了罗马共和国崛起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