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极端，只是无谓的喟叹

二十世纪的极端，既表现在两场世界大战以及由此建立起的联合国模式，虽然仅仅是人类探索构建国际化合作体系的第一步，却也算是为未来可能的联合政府奠定了基础，还表现在各种影响力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蓬勃发展，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三种试图因应社会发展潮流的主要意识形态得到了空前的自我表达机会，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至少在距离这段历史并不久远的二十一世纪，依然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历史有其延续性，一战残酷的杀戮对二战前民主国家具有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极端的反战心理，继而促成民主政府对外倾向于绥靖以避免战争的怕事心态一一典型的例子，法国躲在残缺防线后面怯懦不前，一旦防卫瓦解立即弃械就降，英国逃避唯恐不及，生怕再次卷入大规模地面战斗。而对一战的战败国德国而言，由于各国的共同施压，德国被迫大量举债贷款，这种阳谋让德国深陷债务之中，无力扩大出口。到经济危机来临之时，这种经济上的溃败连同战败的屈辱，使魏玛政府垮台。一战对美国造成的影响则迥然不同，与欧洲各国几乎牺牲一代人，经济上债台高筑不同，美国对一战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经济上的投入或者军备上的支持，而更多的体现在战斗力的供给上，换言之，欧洲打不动了是因为能打的人已经死的差不多了，没有办法坚持下去，美国提供的宝贵人力成为一战压倒性胜利的关键因素，这也是与二战美国的参战极为不同的一点。另外一个非常利好美国的就是经济，由于美国远离欧洲天然有利的地理环境，每次所谓的世界大战对其本土影响都微乎其微，坐山观虎斗可以很方便的操纵经济以达成自己的目的，战后欧洲各国都从美国巨额举债，这也让欧洲诸国对美国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也恰恰因为这种自给自足，美国根本不在乎国际账务支付是否稳定，更不会出面维持，金德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地缘经济和政治灾难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却不愿意像英国一样承担起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导致全球经济体系陷入大萧条和世界大战一一市场本身是复杂公共产品，自由市场并不自由，更非免费，本质上是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唯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才能提供。 自由主义当然不仅包含经济上的自由化导向，政治上的民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对于民主的认知很多人并未有清楚的概念，习惯性把它当做社会发展的万能药，似乎民主化后一切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套用的话来讲，民主是一种决策过程，而不是决策本身，更多时候扮演的是制动器而不是发动机的角色，所以刘瑜说慢是民主的一个典型特征，只有一种情况，即在危机来临之时，民主的成本代价才会变得额外高昂。民主的进步，首先立基还是经济的繁荣，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让国民达成基本共识，帮助民主政治取得公认合法地位，不论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办法，但总归要形成“选举就是予以当选政府合法化地位的过程”的理念。共识还体现在对冲突的协调上，必须对彼此分野、冲突可以协调沟通，不至于成为本就不可妥协的群体正式分化的工具。政治分化并非民主的效益，而是成本。为了解决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分化、带来更加稳固的政府，英国拒绝任何形式的比例代表制，赢家通吃以维系稳定的多数统治。 回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起源即巅峰的俄国，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唯一的真正财产，在于能认识及把握群众的需要并能追随群众进而领导群众。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取得了俄国化的成果，比如列宁发现，小农心中想要的东西，其实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相反，不是土地公有，而是土地分配给个别家庭农场经营。一旦认清这个事实，列宁毫不犹豫，立刻认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是实现这种经济上的个人主义。然而让人感慨的是，这种认识不过是权衡利弊后工具化的策略，及至政权稳定，实事求是就要被意识形态的教条扔到垃圾袋里。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私人财产的安全性问题，杨小凯指出，人民公社会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得来容易被劫走却也不难。共同富裕如何实现，是一个亟待探索的严峻问题。 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最长久成效或者同时也是最大的讽刺，在于间接拯救了资本主义——不仅在二战战争中，更在二战后的社会经济改革，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刺激，资本主义方才被迫着手改革，同时从苏联计划体制中获得某些经济改革灵感。要知道事实上福利一词，一直到40年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使用，“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由于作者自身的左翼倾向，书里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最为深厚。首先对于共产主义的效力，作者认为共产党政权最有力的武器是国家权力，这个武器对改变人类行为相当无力一一相对于毛认为人性是可以被改造的，自私是可以被消除的，二人观点截然不同。共产主义革命是以转变人类社会中特定层面为目标，如国家权力、财产关系等，除此之外，却将其他事物冻结在革命前的状态，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上的矛盾之处，即在于它其实是保守防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难怪当年纳粹与共产党人争相转变对方的党员，因为两个党本质上都具有保守性和激进性。其次，对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脱离马克思纸面后在现实世上界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则与想象中的乌托邦美好大不一样，“党可以取代它口口声声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取代一般党员，甚至取代固定代表大会的意见，以至于最高领导者大权在握，一人号令天下”。这恐怕与一开始向往民主的初心背道而驰，最后，是关于统一思想的认识，“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强制每个人思想统一的主张，领导们拥有绝对不会出错的圣质（单个人拥有这种天才已难以想象），这种论调，若回到1917年前，根本不可能在任何社会主义者的脑海中出现”，“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众人异口同声，意见完全一致的社会，事实上正好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后者的主张，乃是个人全面的解放与自我的完成”。可怕。活着的意义确实来自活着本身，但怎么活着依然非常重要。意义不是幸福，在难以启蒙的愚味中也许依然可以幸福，但谈不上意义。我们所追逐的那种对自我的认同，一种对自我的承认，应该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中得以体现。个人才是目的，其他皆为手段。另外，也许从上面对思想统一的过度迷恋和追求，也可以找出创新性缺失的原因所在——在一个追求整齐划一、思想一致的地方，显然是无法孕育出离经叛道、创造性毁灭的。 战后激进右派之所以甚嚣尘上，无疑是对社会革命以及工人阶级势力壮大的反动。但法西斯主义与一般性的右派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存在是采用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方式。法西斯思想是种族主义，还有国家主义、反共立场、反自由主义，尤其是喜欢采用街头暴力形式达成本身政治要求，而在是否维持保守秩序方面，法西斯主义并未取得一致一一意大利的法西斯是旧统治阶级公开的维护者，德国却试图设立一个与传统势力全然无关的领导体系取而代之，与之相比魏玛共和国只不过是战败的德国少了一个皇帝罢了，旧有帝国阶级及制度在德国法西斯分子手中彻底终结。国社党的上合基于以下条件：国家元首，统治机制失效，百姓人心换散茫然不知所从却又对国家局势极度不满，对战败条约极端僧恨，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大有社会革命一发不可收拾的迹象。纳粹德国曾经直接武力干预的西班牙，则是另外一副态势，其政治活动古怪:左有极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右有极端激进的王室正统派。艾瑞克鲍姆对南美也投注了关切的目光，恰在欧洲法西斯政权摧毁工一人运动时，受其灵感激发而起的拉丁美洲领袖，却相反的发展了工人运动，这大抵也与国情社情不同有关，在拉丁美洲最大的敌人不是外人，而是本国寡头阶层。 站在一个更高远的角度来看，220世纪下半期中变化最重大、影响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传统小农经济的死亡。随着资本主义的变革，贫穷与集体化生活为工人凝聚起来的共同意识，在民生富裕和私人化之下解体。这段时间世界同时兴起另一种趋势，需要受到中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开始出现，而第三产业的兴起，也是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发展趋势。 我最喜欢作者在最后一章的一段感喟，以此作为这小段文字的结尾，“在三千年纪元的岁月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也许正像16、17世纪的天主教和宗教改革者为谁是真基督教的争论一般，到了18、19世纪，却全属无谓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