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手文献里的Hannah Arendt

阅读Hannah Arendt让我时时想起Carl Schmitt，这不光是因为ta们都坚持the political的独立性。阅读过程中，我时而觉得可以借用Schmitt关于exception的观点来驳斥她将暴力排除出政治领域的主张，时而又觉得她的观点恰是政治神学的一个极好范本（注1）。

当然，阅读一本导读书的中译本（如果把翻译一并算上至少得算是三手文献），本说不上阅读Arendt。不过既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没有计划阅读任何一本Arendt的著作或者研究她的专著，我想，就这份文本谨慎地谈谈，只要清楚自己读的是三手文献，或也足够。（注：但并不推荐朋友们阅读本书，作者行文缺乏组织，而翻译质量也不高。）

Arendt所坚持的政治与自然、公共与私人、polis与oikos的二分，时刻透露出二元论的形而上学乃至神学气息。这一二分对Arendt而言不只是描述性的，更是规范性的——前者是人的本质，规定了人何以有别于他物，但公共空间总是脆弱的，它时刻面临着来自自然/私人领域的威胁。从导论作者所写的内容看来，Arendt并不掩饰对于自然/私人领域的敌意，并将其对公共空间的入侵（其范例是现代以来政治对于民生的关注）视为20世纪诸多罪恶的渊薮。自然被认为是欲望、身体和家庭关系的领域，是由必然性所支配的空间而没有人类自由的余地，因而必然以暴力为特征，它紧密地与labor和consumption的循环联系在一起，这在现代社会尤为突出；归属于公共空间的人类活动类型则是work（将材料超拔出自然循环而赋予其一定的持久性）和action。

无论人类境况的二分还是活动类型的三分，其理论资源都来自于古希腊。Arendt对于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充满了迷恋，且无意对其哪怕是蓄奴和女性权益的方面作任何批评。她批判暴力，但只是为了将其逐出公共空间，继续作为私人空间当中的必然性而存在（“强力和暴力在这一领域是正当的，因为它们无非是掌控必然性的手段”）；而得以被她接纳进polis这一自由领域的，只有能够“掌控生活的必然性”的人，aka奴隶主。因此，当Arendt大谈共同体，并把共同体树为一切人类行为意义的来源（正是共同体在行动者的死后阅读其人生故事，为其盖棺定论）的时候，这共同体绝不是任何一个“我们”，而是一个对外充满威权气息的统治集团（与此同时，政治神学的结构再次浮现出来：“共同体”替代神，司掌了一切人类行为的意义）。Arendt为他们规定，他们的政治生活要通过言说（这一政治和文明的标志）来进行，以回避任何绝对主义带来的惨剧（注2）。

在Arendt看来，绝对主义正是polis受到oikos侵袭而产生的危机。在On Revolution中，她解读Melville的Billy Budd称，“自然的善无法以公共的方式‘行动’，相反，它一旦出现在公共空间就会直接简化为暴力，被召唤出来向非正义复仇”。因此，Arendt声称，是“法国大革命者对穷人苦难关注的公开展示，直接导致了巴黎街头的暴力，把那些人民的敌人送上断头台”。这种对于绝对主义的拒斥让她拒绝在左右两派之间站边，但看起来，无论左派能从其著作当中获取多少启发，其思想资源在保守派手中无需多加改造就能用于论战——也许最大的问题反而是Arendt的政治理想常比现代的保守派更复古，不过如果只是把Arendt用作打击左派论敌的武器而无需落实其政治理想，便无有困难。

Arendt的nature alienation（作为对她world alienation这一概念的戏仿）是其理论体系当中最关键、问题也最大的一环。我们只需指出，“自然”不但是前政治的，而且是超政治的：从共同体的成员、规模到其组织条件，无不受到自然的限定（condition）。只就共同体的成员条件是“掌控生活的必然性”而言，其本身就时刻受到来自外界的挑战乃至威胁，因此，将“自然”/私人领域排除出公共关切几乎必然意味着集合共同体的力量（或至少是形成共同体的默契）来排除来自共同体外（包括那些不具备进入共同体资格的社会成员）的威胁，除非共同体成员本来就各自怀有足以压服一切挑战的绝对暴力。由此，将“自然”排除出公共关切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绝非是可欲的——更何况那还意味着公共生活将失去其活力的主要来源而日渐贫乏（注3）。到头来，Arendt所梦想的“世界”——既联系着又分离着人们的那张桌子——的核心功能其实是遮蔽桌下流淌的鲜血。

注1：笔记整理到一半，忍不住去搜索引擎里查了查有没有人关注过Arendt和政治神学的关系，发现有一位政治神学研究者在blog（Political Theology: A Reading List，https://itself.blog/2018/01/21/political-theology-a-reading-list/）里评价The Human Condition：This book provides the groundwork for the absolute qualitativ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the economic — which in Neoliberalism's Demons I call "Arendt's axiom" — that will decisively shape subsequent 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logy. It takes Schmitt's incohate bias against the economic realm and equips it with real theoretical rigor and a full-dress genealogy. 另外，尽管正文没有提及，但judgment作为Arendt关注的一大重点或也是政治神学的关键：“... the root of political theology is not the homology between politics and theology but the problem that motivates both — in political terms,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 and in theological terms, the problem of evil.”

注2：在这里，似有知识分子式的虚伪若隐若现：将问题在我们所适应、所擅长、所垄断的“公共”/言说规则下解决！即便Arendt对此没有自觉，我们也应该看到最受这种主张所吸引的人们到底是何面目。

注3：我想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一旦失去了对自然的不懈敌意，Arendt其人（而非其思想）是否还能保持其productivity。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对关注私人领域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抱有敌意的同时，她又不得不在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等著作当中运用心理学来理解反犹主义等政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