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在《文化记忆》一书中，阿斯曼将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关联性探讨——回忆（对过去的指涉）、认同（政治想象）、文化的延续（传统的形成），他认为通过文化，可以形成一种所谓“凝聚性结构”，这一结构既能在社会中构成一种横向的“象征意义体系”，也能纵向的创造过去与现在的关联。其意义在于，“社会通过构建出一种回忆文化的方式，在想象中构建了自我形象，并在世代相传中延续了认同”，“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35）。 认同需要依靠共同的回忆，而回忆的过程则依赖于文化现象，其进行回忆的方式无论是仪式本身还是尔后作为仪式的文本，都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重复或是现时化，重复强调严格遵循某种次序，现时化则强调自主性。 那么什么是“文化记忆”呢？阿斯曼的定义是，“文化记忆”是“人类记忆的一个外在维度”，集中体现在“对意义的传承”上。 首先，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的基础是一种“回忆文化”的过程，回忆文化是一种“人为的”，或者说有意识地记忆方式，它着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对象是群体，目的是形成一种“记忆的共同体”——“它们意欲如何开辟将来，就会如何制造、重构和发现过去”（例如埃及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会通过各种方式追忆第四王朝的法老，通过创造一个“古王国”来借助这一记忆构建集体认同和归属感，树立合法性）。 在这里，阿斯曼介绍了哈布瓦赫的观点：其一，记忆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以集体决定成员的记忆；其二，回忆需要一种形象，“虽然思维很抽象，但回忆的过程却很具体。思想只有变得具体可感知才能进入记忆，成为记忆的对象”，这也就是说，“真理如果要被保留在群体的记忆中，那么它必须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这种形式或是具体的人，或是具体的事或具体的地点”，因而需要一种“回忆形象”，它既需要具体的时空，又作用于特定的群体，还可以不断地进行重构。总之，哈布瓦赫认为，“过去并非自然生成，而由文化创造”（41）。 阿斯曼又区分了集体记忆的两种形式——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交往记忆存在于同时代人们之中，会随着承载者的死亡而逝去，而文化记忆则“被凝结成了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46），它们不再是纯粹的经验，而是被转化为回忆的、成为了神话的历史（“神话是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这段历史被讲述，是因为可以以起源时期为依据对当下进行阐释”）。通过文化进行回忆，群体的认同得以巩固，并被赋予了某种程度上超越日常的、庄严隆重的“典礼”（47），是一种“符号编码”（73）. 这之中，这样的记忆不仅可以附着在仪式庆典或是物品之上，更可以作用于神圣的空间或场域上，而随着文字的出现，文本进而成为了记忆的载体（54）。 同时，阿斯曼还按照“冷社会”和“热社会”的概念区分了“冷记忆”和“热记忆”的形式，前者强调社会的稳定性（“神话是这样一种历史，人们讲述它，塞维鲁让自己在面对自己和世界时可以找到方向；神话又是关于更高级秩序的真理，它不光是绝对正确的，还可以提出规范性要求并拥有定型性力量”，“一个绝对的过去……它总是与不断向前的当下保持着永远不变的距离，它更像是一种永恒”），后者则强调发展性（“神话为‘热’社会的自我认知提供基础，这个社会已将自己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内化”）。 而进行回忆的动力既可以是一种“奠基作用”，也可以具有“与现实对立”的功能，前者的意义在于“将当下置于历史的视线下，这样的历史使当下显得充满意义、符合神的旨意、绝对必要和不可改变”（75），后者则呼吁期待和革命性。 此外，阿斯曼还提出了由“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过渡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阐释具有奠基意义的文本的过程就是储存和再现知识”。通过仪式进行回忆的方式是重复，因为“意义保存在仪式中并借此得到再现。仪式的作用就是促使人们想起相关的意义，不然的话，仪式就会沦为毫无意义的例行公事了”（90），而在文本中，只有文本得到传播和使用，它才具有承载意义的价值，却因而得以省略重复的过程（在早期近东体现为专职书写经典的群体）。 在本书前半部分的最后，阿斯曼解释了认同形成的过程。他认为自然产生的认同是不存在的，“集体的认同不像个体的认同那样，有一个明显可见的身体作为基础载体。集体的认同的可见性受到一个完全来自象征层面的表达方法所限”（136），因此仪式的意义就在于“仪式将那些与认同相关的知识传达给每个参与者。它们通过保持‘世界’的活跃性的方式，构建和再生产了集体的认同”（149）。 “在我看来，回忆历史就是为了使用它，而不是为了单纯记录它”（257-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