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谷光瑞：生平、思想及其藏品下落
01 家族和家世
大谷光瑞（1876年-1948年），幼名峻麿，法号镜如，京都府人，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的第22代法主。1892年与京都贵族九条道孝公爵的三女儿九条筹子订婚，而九条道孝的四女儿九条节子已于1889年许配给明治天皇的太子嘉仁（嘉仁即后来的大正天皇，节子即后来的贞明皇后），从而大谷光瑞成为了大正天皇的姐夫。大谷家与皇室连襟，西本愿寺又在甲午战争中为日军服务有功，大谷光尊遂于1896年被明治天皇封为伯爵。
02 对西域产生兴趣
日本明治维新后，试图「脱亚入欧」，努力向西方学习。日本佛教最大宗派净土真宗的大谷派总本山东本愿寺和本愿寺派总本山西本愿寺，也派出大量僧徒赴欧洲各国留学。大谷光瑞于1898年和筹子完婚后，奉父命赴欧洲留学。在此之前，1899年1月，二十三岁的大谷光瑞借“寻佛教之根”之由，用了四个半月，访问了中国的十五个城市，对他触动很大。之后，大谷光瑞于1899年12月离开日本前往欧洲。途中，以调查佛教遗址为名访问了印度。
大谷光瑞留学英国期间，被选为伦敦皇家地理学会、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的会员，密切关注着斯坦因的第一次中亚考察，并筹划加入对中国新疆文物的争夺战。为此目的，大谷光瑞常去大英博物院阅读相关数据。其随员藤井宣正后来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我跟随着大谷光瑞阁下，天天都去大英博物院查阅东洋的古文书。还有一段时间，我在大谷光瑞阁下的指导下，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调查中亚古今的教况、地理、历史等。」
斯坦因于1902年6月16日，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讲演，演题为：《在中国南疆进行的一次地理学和考古学考察旅行》。当时正在伦敦的大谷光瑞，专门拜访了斯坦因，求教有关赴新疆考察的各种问题。接触了以探险为名掠夺中国文物而出名的“探险家”们，看到各国探险队从中国掠夺的大批文物珍宝，让大谷光瑞十分眼热，对斯坦因等中亚探险的收获，更是感到震撼，萌生了到中国寻宝的念头。
1902年夏，大谷光瑞决定从英国返回日本，计划在东行途中顺便进行西域考古，调查新疆境内的古代佛寺遗迹。大谷光瑞在伦敦组建的第一次大谷西域探险队，主要成员均为在欧洲留学过的西本愿寺弟子，包括渡边哲信、堀贤雄、井上弘圆、藤井宣正等人。渡边哲信先后在俄国圣彼得堡和英国伦敦学习宗教史，堀贤雄于1901—1902年在牛津大学地理学院学习地形测量学，是探险队的主力。
这一年，探险队的名字也上了《泰晤士报》：“……这支考察队的目的是在中亚、印度和中国寻找佛教的遗物，尽可能远地探寻佛教从其发源地向北、向东传播到日本的线路。考察队的成员总数一共是 7 人，全都是日本人。大谷光瑞伯爵的父亲大谷光尊现在居住在京都，是西本愿寺的法主，也是亲鸾的嫡传后裔。亲鸾是公元11世纪的人，是佛教真宗最富有的创始人。……”
大谷西域探险队起程前夕，大谷光瑞于1902年8月在伦敦拍摄了一张纪念照片，其解说词如下：「明治35年（1902年）的8月，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大谷光瑞法师即将踏上西域探险的征途时，为了纪念而拍摄的照片。时年27岁。」
03 三次西域探险
大谷光瑞先后三次亲率或派遣大谷探险队，深入中国 西北地区探险，考察。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十八人，历时五年零十一个月，行程一万八千公里，足迹遍布我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四十余座城镇的 近三百个佛迹点
大谷光瑞组建对这支探险队有别于欧洲人的探险队。欧洲的探险队清一色基督教徒，而他的探险队全都是佛教徒；欧洲人探险仅限于我国新疆，而大谷光瑞的搜寻区 域覆盖了我国的整个西北地区。他们在财政方面的基础则是近一千万日本信徒施舍的财物，因此大谷探险队的活动近似于私人性质，而不象其它各支均是由政府机构资助。
第一次探险（1902-1904）：
由大谷光瑞率领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等人，自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浩罕，进入喀什噶尔。途中大谷光瑞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急忙赶回国继任西本愿寺法主。留在新疆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先考察了塔什库尔干、叶尔羌、和阗、阿克苏等地，于1903年3月到达库车、拜城一带考察，探访了克孜尔千佛洞等7座石窟寺，获取大量佛教文物。随后，两人带着搜集品，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汉口等地，于1904年4月返回日本。
第二次探险（1908-1909）：
起自1908年6月，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二人从北京出发，穿越蒙古进入准噶尔盆地，调查吐鲁番周围遗迹。次年2月， 两人在库尔勒分手，野村荣三郎在库车周围进行盗掘、调查，然后经阿克苏到达喀什；橘瑞超则进入罗布沙漠，并在楼兰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 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然后，橘瑞超沿南道经若羌、和田抵达喀什。两人会合后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进 入印度河畔的列城，历时18个月。
第三次探险：
开始于1910年8月，大谷光瑞首先带着橘瑞超游览了欧洲各国，先后会见了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勒柯克等著名的西域中亚探险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各种有关中亚西域的最新情况和知识。10月，橘瑞超从伦敦出发，从俄国入境至塔城，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再次进入楼兰遗址，然后又从且末北上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库车，经喀什、和田进入西藏北部，再取道且末、若羌抵达敦煌。1911年，中国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形势发生较大的变化。大谷光瑞长时间没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了，便决定于同年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经上海、武汉、兰州，于1911年10月5日到达敦煌，首先拍摄了洞窟。在敦煌期间，吉川一方面派人，并向新疆各地打电报寻找橘瑞超，一方面又在敦煌进行盗宝活动，在敦煌先后得到了一些写经、文书并骗取了几尊彩塑。
此时，橘瑞超也正由新疆的若羌装扮成维吾尔人向敦煌进发，在路上碰到了一位从敦煌回来的维族人，知道了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正在寻找他的消息。于是，橘瑞超急忙向敦煌赶去，于1912年1月26日到达敦煌，并与在那里的吉川会合。在敦煌他们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那里买到一些敦煌写本。1912年，王道士将自己私下藏匿的部分文物卖给了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此时，大谷光瑞一再催促他们回国，于是二人分别行动：吉川前往吐鲁番，橘瑞超前往安西。
在安西，橘瑞超又收到国内电报，要求他马上中止活动回国，于是他只好回头，赶上吉川一起经哈密到吐鲁番，吉川决定在吐鲁番继续发掘，橘瑞超则前往乌鲁木齐，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吉川继续在吐鲁番工作，到1913年2月才离开吐鲁番，经焉蓍到库车，调查了库木吐拉、苏巴什等地后，又西进喀什，南下和阗，北上伊犁，最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酒泉等地，于1914年5月至北京回国，从而结束了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三次中国西北考察活动。
04 收获和破坏
大谷探险队的三次考察活动，其收获结集为《西域考古图谱》、《新西域记》等书。其他著作则收录于《大谷光瑞全集》中。橘瑞超也写了《橘瑞超西行记》，用来记录自己的新疆之行。大获丰收的大谷光瑞，将掠夺来的文物，进行挑选，并将其中的精品，编入《西域考古图谱》中。
然而，与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队不同。大谷探险队的人员构成本身不是学者， 是对考古学一窍不通，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也过于广泛，很大程度上是以盗宝为目的进行的，他们所发掘的东西由于没有很好的记录，其资料意义与价值大大降低。 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
大谷探险队还经常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他们带走 了据估计达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给中国西北地区文化遗存和古迹古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大谷探险队的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了多少文物，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大谷探险队仅第三次探险就窃取文物86箱文物，重达6731公斤，其中在吐鲁番窃取的文物就有70多箱。大谷光瑞本人称所窃取的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出土文物予以区分的话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
据了解，大谷探险队带回日本的有库车、拜城、库木吐喇出土的塑造菩萨头像。这些头像色彩保存得很好，可谓表现了典型西域样式的精美作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 从肖尔楚克千佛洞带回的武士头像。他们从昭怙厘佛寺带走的国宝级文物舍利盒外壁图画中所描绘的龟兹乐舞，就属于苏幕遮戏的一部分。《苏幕遮》于唐代传入中 原后，轰动京城，对中原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冲击，受到几代帝王的喜爱和文人的讴歌。
在大谷探险队掠夺的文物中，包括10具被人们习惯性称为“木乃伊”的高昌古尸。这些古尸大多来源于距吐鲁番不远的两个古墓地，那里是高昌王国和唐西州时期的公共墓地。1910年到1914年间，“大谷探险队”以破坏性的方式挖开古墓，发现了这些“木乃伊”。因为在“木乃伊”身上发现了丝绸残片，由此判断他们生前是达官贵族。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大谷探险队只能用最简单的木箱子装上“木乃伊”，用骆驼运出新疆。
05 定居上海
除了文物之外，大谷光瑞也深刻的和当时日本在亚洲的各种活动纠葛在一起。1913年，大谷光瑞受到了孙中山的接见，并在其推荐下出任中华民国顾问；
1914年，西本愿寺爆出内部财政问题，一些产业的经营被指浪费，大谷在中亚亦所费不赀，因此出现了一些反对大谷的骚乱事件，当年2月，5名本愿寺僧侣被抓进京都监狱，罪名是侵吞挪用教团附属的慈善会财团及共保财金资金。5月，大谷光瑞引咎退位，辞去法主职务。
大谷光瑞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随后转向中国、南洋、土耳其等地经营农业，并长期留住中国。并在不久之后来到上海。
对于当时的上海，大谷光瑞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在他看来，“将来要在中国树立我国权利，使我国在中国处于优势地位，应重点求诸于上海”。而且“长江下游，地利之便冠绝中国全境，土地富饶亦居中国之首”，所以说“国人应以上海为对华经营的策源地，对其重点开发”。无论是从政治、地理，还是资源、交通考虑，大谷光瑞都极力肯定上海在日本未来对华扩张中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他尤其对中日“二十一条”谈判关注颇深，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谈论最多。
1922年落成的“无忧园”，是大谷光瑞在上海的豪华别墅，被日本人誉为他“经纶的策源之地”和“思想的源泉之所”。无忧园占地面积三万多平方米，园内水池取名“沧浪池”，约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住宅名叫“濯足堂”，书斋雅号“魏瓠斋”，均源于中国古诗或古籍。此外，园内有樱花、梅花、桃树、樟树、菊花、牡丹、玉兰等鲜花异草。关于无忧园的基本状况，同年3月11日参加落成仪式的宗方小太郎的记录颇有代表性：午后四时半与天野大佐、北冈少佐同车至星加坡路十四号列席大谷光瑞师新建无忧园落成公开宴，来客有：吉田司令官、船津领事等五十人许，享受中国料理。园之境域一万坪，绕池造丘，结构壮大，室内之陈设亦极完美，为上海邦人邸宅之巨擘也。
大谷光瑞在无忧园内一方面逍遥自适，组织日本人游园观光；另一方面从事间谍活动、“兴亚”人才培养和鼓吹对华侵略。关于前者，主要表现在汉诗创作、美食体验方面。关于后者，则主要依靠园内的“策进书院”和《大乘》杂志来实现。
06 之后的人生
鼓吹扩张
定居上海期间，大谷光瑞站在日本国家主义、侵略主义的立场上，反诬中国人以“中华”自居，“尊大倨傲”，而且“谲诈狡慢”，常使用“以夷制夷”之策。因此，他主张日本应对华强硬，即“此次若我执干戈去很好地指导他们，然后破其谬见，此必奠定我百年之基础。邻家有骚乱，我既然不悦，那么就应如严父对待孩子一样，教之以皇威”。正是因为这样的意识和判断，使得他在“放浪”之旅即将结束的1917年提出亚洲主义论，声言日本应发挥“使命”来“指导”中国。这一时期他的著作如《慨世余言》（1917年）、《帝国的危机》（1919年）、《危险思想论》（1921年）、《sina论》（1923年）等，开始赤裸裸地表达出对华傲慢与偏见，并极力鼓动日本对华强硬，并且愈行愈“右”。
1930年代，大谷光瑞完全成了日本军国的拥护者，他曾出版过《满chu国的未来》一书，直言“chu必须在日本的保护下培育发展”，侵略与掠夺的思想充斥全书。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sina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1939年至1941年，大谷主编出版了《大谷光瑞兴亚论丛》《大谷光瑞兴亚计划》，鼓吹“南进”论，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力。后来，他还历任日本近卫文麿，小矶国昭内阁参议、内阁顾问等职，力主对华采取强硬措施。
大谷光瑞一直主张，对中国要采取强硬手段，并在中日战争前期，一直积极配合日军的侵华部署。在日本全面侵华的过程中，大谷光瑞身居要职，常在报端辱骂中国人为「贼」。1935—1936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者常任侠，在1936年10月17日日记中愤怒地回击说，京都博物馆藏大谷搜集品「多半由大谷光瑞自中土盗来。大谷善骂中国人为贼，此真贼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不久，大谷光瑞先后担任“中支宗教大同联盟”副总裁、“兴亚学院”名誉院长、近卫内阁参议、“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委员、“大东亚佛教总会”名誉总裁、小矶内阁顾问等职，其弟大谷尊由则担任“拓务相”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当时大谷光瑞正在大连策划一个庞大的移民计划，要把日本青年团10万人移住到印度。由于日本战败，这项计划也成了泡影。1946年1月5日，大谷以患膀胱肿瘤为由住进医院。6月4日，他被中方以间谍嫌疑罪拘留。7月14日被释放后又几度进出医院。1947年2月28日，大谷光瑞混上日本人遣返船只“远州丸”回到日本，第二年病死。
07 藏品下落
大谷探险队三次活动的收藏品主要存放于日本神户郊外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并委托一些大学教授为他整理、分类编目。其部分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后改称京都帝室博物馆、恩赐京都博物馆，今为京都国立博物馆）。大谷于1912年11月曾在二乐庄举办过收藏品展览，1915年又将所得精品，影印刊布在《西域考古图谱》中。1914年，大谷光瑞辞掉法主职位，其收藏品也随之分散，一部分随二乐庄卖给久原房之助，后来久原将所得藏品寄赠给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藏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
大谷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的部分，现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大谷还将一部分文物卖给古董商，赚取了大量金钱。而最近横滨这次的六件拍卖品，是属于大谷早年转卖出去的？还是其捐赠文物的博物馆、美术馆委托拍卖的？或是大谷后人拿出来的？目前还无从得知。
1915年，大谷光瑞的约20000册汉籍，装成250多箱，由神户登船运抵旅顺，收藏于大谷的居所里。1925年11月，大谷从满铁公司得到了一笔巨额资助，作为回报，他将这批汉籍中的一部分寄存于满铁图书馆。1925年11月，大谷光瑞因去南洋考察经费短缺，向满铁会社借了一批巨款，以“寄存”在满铁图书馆的图书做抵押。1930年，大谷光瑞无钱偿还借款，只好将这批图书抵债，归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有，被称为“大谷文库”。与此同时，满铁图书馆也开始在大谷的指导下大量收藏汉籍，并拨出特殊经费支持这项活动。
大谷光瑞抵押给满铁图书馆的这批藏书，共有汉籍5000余册，西文图书约300册。其中还包括日本刻本170余种，日文和汉文抄本25种。从目录学角度来说，它们几乎涉及中国古籍分类中的经、史、子、集、丛各部类。在180余种明清小说中，有数十种国内外孤本，其中亦不乏稀有珍本，如明刻本《警世阴阳梦》、清初刻本《后水浒传》等，已被公认为价值连城的稀世之珍，而《醒名花》还是世上唯一完整的版本，清朝乾隆以前刻本竟达200余种。在300册西文图书中，多为明末清初之际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的著作。
后来，部分旅顺的藏品又运回西本愿寺，后寺庙将其捐赠给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其中就有那本《李柏文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收藏在满铁图书馆的大谷文库中，有600多册敦煌文献被国家图书馆征走，其余被整体移交至大连图书馆。除了最早的250多箱汉籍，大谷光瑞在大连定居的30余年间，也一直积极配合满铁在中国各地不断掠夺汉籍。以地方县志为例，满铁图书馆中便收藏着1000多个县志，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县。正因如此，大连图书馆的满铁资料，孤本、珍本明清小说和县志使该馆得以傲视天下。
然而，流散于中国和韩国的大谷收集品，还仅是其收藏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收集品，现藏于日本西本愿寺办的龙谷大学图书馆。
参考：http://collection.sina.com.cn/jczs/2016-11-11/doc-ifxxsmif277868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