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细节中的杰作——《车间的竞争优势》读书笔记

作为劳动过程研究的经典之作，拉佐尼克出版于1990年的《车间的竞争优势》一书运用大量历史细节资料，回答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课题：新技术的普及与生产组织的社会关系存在怎样的互动。这个问题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包括马克思本人的众多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技术进步”似乎往往被视作经济变革的核心动力和社会转型的“最终救赎”。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部分，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分工”，再到“机器大工业”，我们明显能看到一个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越来越强、工人在生产场域中越来越无能为力的、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趋势，而在马克思所畅想的共产主义图景中，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技术的极大进步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另一个例子出现在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中，曼德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只能“内生地”、“必然地”解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问题，至于历史中观察到的一般利润率持续上升的时期，则必须乞灵于外在的、常常是主观且偶然的力量。例如，在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萧条时期，资本家会倾向于将新出现的科技成果普及到生产领域，在阶级斗争加剧不可避免的时候趁机改造劳动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存在着三重偶然性：第一，存在可用的、尚未普及的新科技成果，而这些成果往往来自经济繁荣与扩张时期有闲钱的资本家对基础研究的投资；第二，上述科技成果能够被改造为效率更高的生产技术，具有可操作性；第三，资本家围绕新的生产技术重组劳动过程的努力能够成功。要回答这三个条件究竟如何可能的问题，则需要进行详尽的历史研究。

《车间的竞争优势》便可视作回答上述问题的杰作。拉佐尼克认为，马克思原本是有意识地对理论逻辑和历史解释进行区分的，但在真正进行历史研究（尤其是在《资本论》中）时，他常常未能做到这种节制，而“让理论脱离历史，让理论决定历史”（p.70）。常见的评述同样可见于阿尔布瑞顿对马克思的“层次分析”重构中。在拉佐尼克看来，马克思似乎把尤尔在《工厂哲学》中所宣告的资本家运用机器完全取缔工人控制力的“梦想”当成了历史中的事实，倾向于夸大资本家的能力，而剩余价值与剥削的视角又使得他对资本主义的一切生产组织模式都带有负面情感。

为了避免这种视角的干扰，作者主张采取一种马克思—熊彼特主义的“价值创造”框架，所谓“价值创造”是“资本主义把生产原料转化为价格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其核心是车间的“生产性转化”（p.4）。从这种纯使用价值的框架出发，我们就能更注重对生产场所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察，而不再停留于劳动力创造价值和被剥削的层面。就使用价值创造来说，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重点在于劳资合作的形式及其演变。

作者把研究对象放在英国、美国和日本的生产组织形式上，其中英国模式占据大半篇幅。书中提供的历史资料证明，机器大工业被引入纺织业后，英国工人的处境并不像《资本论》中所写的那般艰难，事实上，工人在生产场所中甚至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纺织业生产车间中逐渐形成了“机器看护工—接线工”的等级划分，两者既有师傅和学徒的关系，也有工头和助手的关系，更有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享有较高地位的机器看护工往往终身在特定职位上看护特定的机器，而助手性质的接线工则以晋升至机器看护工为目标。资本家把生产任务的分配完全交给了主导车间的机器看护工，由他们进行内部承包，故而先有劳动分工的等级制，再有劳动任务的划分（p.95）。最终，资本家支付机器看护工计件报酬，后者支付接线工小时工资（p.89）。

这样的生产组织与英国纺织业的竞争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自由竞争时期”，英国纺织业资本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采取了业主制所有权模式和小范围生产加工的企业策略，上下游企业之间常常维持以松散的市场联结，未能整合为大型的一体化垄断部门。在原材料供应和市场需求不稳定的条件下，英国资本家放弃了进行全局性管理和协调的努力，而把管理工作交给了车间（p.200)，同时也形成了专门化劳动力供给—市场适应劳动力聚集地—行业的地域集中化的马歇尔意义上的“外在规模经济”（p.325）格局。这种上下游分工的市场型联结使得劳动替代型的高生产率技术难以普及，因为新技术往往对原材料质量要求更高，但上游企业并不能保证高质量原材料的持续供应。在此条件下，资本家必须解决传统生产技术产量低下的难题，而唯一办法就是削减成本，由于下调工资和提高劳动强度会遭到工人联盟的抵制（p.165），故资本家只能使用劣质棉布，这就导致了战后面对市场收缩英国纺织业的质量提升难题。

工人的聚集和对生产过程的技能控制必然导致工人联盟的建立和稳固，其中又以既得利益的“工人贵族”——机器看护工的联盟最为强大，在其与资本家的斗争中，英国纺织业的劳资关系逐步采用了“工资表”形式的制度化、等级化的工资标准，同时正是劳动联盟的强大影响力才维持了英国在相当长的时间仍旧采取“机器看护工—接线工”的技术工人车间控制等级体制。这种体制一旦形成，就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倾向，甚至在撒切尔时期新自由主义改革后，产业部门内部依旧沿用了经济激励控制而非行政性直接控制的管理结构。在独立工会势力被大幅度削弱的同时，车间内的劳资非正式谈判却保留至今，足见生产组织的社会关系的韧性。

旧的生产体制使得英国无法采纳早在19世纪末期便兴起于美国的“管理资本主义”浪潮。在钱德勒和布雷弗曼所描绘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图景中，资本家引进大型流水线以保证批量性生产的能力，却似乎没有给工人对生产流程的控制留出任何空间。这种“构思”与“执行”彻底分离的计划几乎必然招致劳工运动的抵制。但由于美国劳工原子化程度和流动性极高的市场环境，再加上对工会运动的打击和培养“商务精英”导向的公共教育系统的形成，美国资本家成功实现了将技能垄断赶出车间的夙愿。然而，战后经济繁荣所形成的劳动力“卖方市场”，以及工人在地域和职位上的流动性（新人进入流水线上几乎总会破坏生产连续性），资本家不得不采用某种“效率工资”，与工人分享利润以降低工人流动的频率，其代表便是福特的“5美元工作日”。

在书末一笔带过的日本模式部分，作者高度赞扬日本“在车间培养技术”（p.329）的“柔性生产体制”。作者认为，相比于英国模式中的“呼吁”和美国模式中的“退出”，日本模式中的“忠诚”为我们揭示了劳资和谐—价值创造的未来。企业必须把工人视为自己的一份子，给予他们能力上的信任和“组织感召力”。美国的福特制之所以在70年代陷入危机，问题出在资本家脑中根深蒂固的“劳资对立”惯性思维，把给予工人的福利当成暂时性的妥协，同时拒绝培养他们的技能，这就导致在经济收缩时期，不但批量大生产模式的生产率大幅下降，旧有的劳资关系亦难以维持。此外，对于日本崛起的“应激反应”加快了那些认为日本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制造业的外迁步伐（p.303），这就暗示了全球生产垂直去一体化时代的到来。

作者这本书出版于1990年，他当然没有看见今日全球竞争舞台的主角既非“在车间中清除技能”的美国，也非“在车间中培养技能的日本”，而是“清除车间本身”的跨国公司。预测的失败本身不成问题，关键在于作者在文中广泛展现出的一种矛盾态度：既想用具体的历史分析取代宏大的规律概括，又在手中的具体性中抽象出了新的一般性理论图景，滑向了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个案陷阱。作者显然意识到每种管理组织模式往往随经济周期的起落而兴盛或衰退，但他过分关注具体生产组织中的劳资和谐，对国际分工环境的影响却屡屡一笔带过。正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言，任何劳资和谐情境都出现在经济繁荣的上升期，而作者所乐见的各种劳资合作模式的确都崛起于全球经济的扩张阶段；而当经济收缩时期，无论此前的劳资关系多么和睦，伴随着利润率的压缩，源源不断的矛盾与冲突又会爆发出来。今天我们再次见到日式雇佣在新一轮经济下行压力面前力有不逮，电子设备行业的外包成为新趋势，可以说再一次印证了国际经济周期与产业分工之于国内社会关系演变的制约性影响。可以说，作者的“祛魅”工作反而带来了另一种“赋魅”，那就是倾向于把日本模式当成“历史终结”，把“组织感召力”当成管理问题的灵丹妙药，这恰恰是这本书的一大缺憾。

就破除技术决定论的幽灵来说，我支持拉佐尼克的技术进步—社会关系协同演化的视角，但为了具体的复杂性而牺牲纯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必然倾向同样是“因噎废食”。马克思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部分的论述虽与实际历史存在距离，但他指认了在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本家的一种近乎疯狂的“执念”，那就是——不妨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所讲一句话：“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工人最好要完全放弃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服从于生产过程中的种种安排，尽可能将劳动力的价值创造职能发挥到最大程度，成为介于生与死之间的“生产要素”。在这种“执念”面前，“劳资和谐”绝非价值创造的必然条件，而是不得不暂时妥协、但一有机会就要极力清除的现实障碍。资本是流动的，即使它在此时此地的时空特殊性面前遭遇了困境，它会在新的地方“另起炉灶”，重塑适合于当前技术条件的生产关系，不管是在英国、美国、日本还是中国。我认为，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作者在书中提供的各种历史资料背后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