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小说抑或“杀人手册”？ ——评弗兰克·蒂利耶的《未完成的手稿》和《两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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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发新京报书评周刊
你为什么生气，为什么你的脸沉了下来？无论你献上的是好，还是不好，罪恶都会蹲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但你将会统治它。
这段话取自《圣经·创世纪》中该隐谋杀亚伯的故事。故事中，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两子，长子该隐是农夫，次子亚伯是牧羊人；两子向上帝献祭，上帝选择了后者的供物而拒绝了前者，随后上帝对该隐说了上述这番话，但并未能平息该隐的怒气，最终他在田野里谋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上帝惩罚该隐，使他流浪。
这个故事衍生出各种阐释与再阐释，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种是，亚伯成为了第一个谋杀受害者，而该隐是第一个谋杀犯。但最令人不安的也往往最具有吸引力，这起最初的谋杀罪行在艺术家们的手中一次次地再现：提香的油画《该隐和亚伯》、彼得·保罗·鲁本斯的油画《该隐杀害亚伯》、威廉·布莱克的水彩画《亚当和夏娃发现亚伯的尸体》、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拜伦的戏剧《该隐》、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伊甸之东》……在这些作品中，艺术与恐怖缔结着某种不可思议的联盟。
当代法国悬疑小说家弗兰克·蒂利耶为这一联盟增添了又一副结环。谋杀、艺术、双生是蒂利耶的两部姊妹小说《未完成的手稿》和《两度》的共同内核。在《未完成的手稿》中，这三个内核被包裹在“中国套盒”式的叙事结构之中，或者说在作者创造的多重可能世界之中。第一重，作者蒂利耶创作了《未完成的手稿》，主人公是小说家凯莱布·特拉斯克曼；第二重，凯莱布创作了《未完成的手稿》，主人公是小说家琳妮·摩根；第三重，琳妮创作了《未完成的手稿》，主人公是小说家雅尼斯·阿帕容；第四重，雅尼斯同样创作了《未完成的手稿》，主人公是小说家卡亚克·默比乌斯。四部《未完成的手稿》的核心事件都是少女谋杀案以及书写少女谋杀。作为姓氏的“默比乌斯”与“莫比乌斯环”（在数学中代表无穷∞）的同名暗示着“蒂利耶——凯莱布——琳妮——雅尼斯——卡亚克……”这一套盒结构可无限延伸，而其中艺术与恐怖的纠葛也将持续上演。
读者所看到的《未完成的手稿》的主体是以琳妮为主人公的第二重可能世界。在这个可能世界中，两条并行的叙事线分别围绕小说家琳妮及其因受袭而失忆的丈夫朱利安·摩根和刑警拍档维克·阿兰特兰、瓦迪姆·莫雷尔渐次推进，前者寻找失踪的女儿萨拉，后者查办无脸女尸案，两线最终都指向了一个邪恶的三角联盟：安迪·让松、费利克斯·德尔皮埃尔、吕克·托马斯。到此，小说的“谋杀”内核已显露无疑。
若仅是如此，小说《未完成的手稿》就只是一本流俗的侦探小说，蒂利耶也无非是踵武前人的众多通俗作家之一。幸好，他与它都未止步于此。除了“谋杀”此一悬疑小说必备之器以外，小说还内置了最重要的核心，即反身性的“艺术”内核。小说中的悬疑作家琳妮一直在男性笔名“埃纳尔·米拉雷”的面具下扮演着吓唬读者的角色，面对“侦探小说作家是导致社会暴力日益加重的帮凶吗”的质疑时，琳妮辩护道：“如果非要存在什么联系的话，小说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小说“仍然是小说”。然而，现实与虚构、艺术与恐怖的关系远非琳妮所言的简单轻巧。当自己笔下的罪恶在生活中现实化，琳妮意识到虚构正在吞噬现实。当然，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可通达性并不是一条单行道。琳妮的小说同时也是现实的虚构化，这个现实是，她儿时亲眼看到好友被强奸犯纳森·米拉雷侵犯而未能救她。这个原初性创伤一直埋藏于琳妮的潜意识之中，她的笔名“埃纳尔·米拉雷”早已暗示了这点，“埃纳尔”（Enäel）是“琳妮”（Léane）的回文，“米拉雷”（Miraure）是那个罪犯的姓氏。而“米拉雷”的发音与法语的“镜子”（miroir）读音的近似性，更是作者蒂利耶的隐秘机巧所在。犯罪者米拉雷始终鬼魅般地存在于琳妮的脑中，当她在纸上写下第一页故事时，“文字就像一个驱魔者”，驱散了脑中的恶魔。但琳妮深谙自己和米拉雷是镜像般的存在，当初未能阻止罪行发生的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米拉雷的帮凶，如今凭借来自罪犯的灵感而名利双收的她更是成为了米拉雷的同谋。因此，琳妮的笔名是“一种忏悔”，也是“一种铭记的方式”，更是一种危险自我的呈现。“他是她的食人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言说的。可以说，“琳妮”（小说家）和“米拉雷”（犯罪者）就是“剑突联胎”（xiphopage）般的存在，“一种双头怪物，一个面带微笑，另一个是魔鬼”。这便剥开了第三个内核，即“双生”。
注：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小说中的“双生”内核不仅具有隐喻层面的意涵（艺术与恐怖的关系），同时也是小说的叙事动力和谜底的钥匙。琳妮最终与杀害女儿的凶手对峙，凶手吕克·托马斯是她的丈夫朱利安·摩根近乎镜子般的复制品，因为他是朱利安的孪生哥哥，真名为大卫·乔兰。正是拥有相同DNA的双生子身份使得哥哥杀死弟弟，并最终得以李代桃僵，瞒天过海。此处回响着的正是该隐杀害亚伯这个永恒的艺术母题。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作者蒂利耶在小说《两度》中故技重施，令“已死”之人“未死”，这个人就是蒂利耶的虚构小说家凯莱布·特拉斯克曼（小说《两度》封面上的字谜谜底）；而且“Caleb”（“凯莱布”）中“Cal”的发音近似于“Cain”（“该隐”）也是佐证之一，证明凯莱布未死的原因可能同样是弑弟而替之。
回到《两度》，小说同样以少女失踪遇害事件展开，凶手最终被证明为一个名为“剑突联胎秘密社团”的四人联盟。但与《未完成的手稿》中的凶手不同，这四个人拥有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艺术家”：悬疑小说家凯莱布·特拉斯克曼、画家阿韦尔·盖卡、摄影家安德烈亚斯·阿贝热尔和解剖学家德米特里·卡里宁。如果说小说家琳妮和罪犯米拉雷的关系仅止步于另类的精神镜像，那么这四位则是弗兰克·兰特里夏和乔迪·麦考利夫在《艺术的罪与罚》中所言的“犯罪艺术家”。
此处的“犯罪艺术家”是从艺术和现实两个维度上言说的。就艺术层面的越界而言，“剑突联胎秘密社团”的宣言集中表达了他们的艺术抱负：
[……]有什么比谋杀人类更可恶和更令人反感的呢？但对于一个深谙夺取生命的艺术并能与观众分享这种天赋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愉快的呢？通过剑突联胎团体缔结的联盟，我们希望突破极限，以达到当代越界艺术的顶峰，并将其展示给尽可能多的人。
他们想要取得“最伟大的”艺术成就。在兰特里夏和麦考利夫看来，“最伟大的”指的不仅是“一种无法被规约、定义，并且无法被公众预知其破坏力的原创性”，“伟大”“更伟大”“最伟大”更是代表了“影响大众意识的渐进的等级”。与此同时，小说还内置了大量的艺术家及其作品，这并非仅是蒂利耶掉书袋，它们服务于小说的主题。譬如，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塞尚的油画《被扼杀的女人》、法国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莫罗的油画《哀悼俄耳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杜鲁门·卡波特的“新新闻主义”小说《冷血》、英国摇滚歌手大卫·鲍伊的以艺术犯罪（包括谋杀）为主题的音乐专辑《外面》等，这些艺术家的出场，不仅作为凯莱布等四人的艺术偶像，也印证着他们对恶之艺术和死亡艺术的迷恋。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这些前辈艺术家及其艺术实践，为自己的越界艺术背书，为自身的犯罪行为开脱。
“剑突联胎秘密社团”的宣言不得不令人联想起美国“炸弹客”西奥多·卡钦斯基的《宣言》，两者的行动逻辑也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为了重拾严肃作家的艺术梦想，即“改变文化的内在生命”（德里罗语），卡钦斯基使自己成为了美国本土最有名的恐怖分子；“剑突联胎秘密社团”为了创造终极的越界艺术品不惜以律法、道德和伦理的越界为代价。这是“犯罪艺术家”在现实维度的意涵，他们犯了谋杀罪。通过各自在犯罪领域的长期思考和制定规则，他们实现了所谓的“完美犯罪”艺术：凯莱布用小说的情节布局详述它，阿韦尔用受害者的鲜血在画布上描绘它，安德烈亚斯用相机镜头冻结并记录它（安德烈亚斯甚至直播自杀瞬间以完成终极艺术品），德米特里通过将尸体变为雕塑品的解剖技术展览它。
他们跨越并抹除了艺术家和犯罪者的身份界限，艺术与恐怖在他们的创作中已经不是双胞胎，而是连体婴。而他们的灵感多来自“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极力倡导的‘死亡’魅力”，或者借美国学者兰特里夏和麦考利夫的说法，这种越界渴望和越界行动的底层逻辑继承自“一种极端化的浪漫主义”。此一浪漫主义精神使他们相信艺术家有能力改变人们的意识，“将他们拉出琐碎平庸的生活”，打破“近乎野蛮麻木的状态”（华兹华斯语），塑造文化的内在生命，甚至影响社会设计本身。
这个崇高的理想最终实现了吗？似乎没有。“剑突联胎秘密社团”的秘密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凭借“完美犯罪+艺术”收割了名与利，凯莱布成为了知名的畅销小说家，阿韦尔的画大受追捧，安德烈亚斯的摄影作品被诸多博物馆和美术馆竞相抢购，德米特里的尸体雕塑从个人展扩大为世界巡回展。在他们身上，艺术与商业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剑突联胎”；而对于严肃艺术家而言，艺术与商业恰恰呈现出水火不容的割裂之势，因为艺术的原创性和异质性试图打破的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同质化牢笼。在这个意义上说，凯莱布等四人只是披着艺术家外衣的商人，从事着鲍德里亚痛恨的“艺术的共谋”，他们的“终极艺术”将是“资本”而非“艺术”。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披着艺术家外衣的犯罪者，他们以“艺术”之名行“犯罪”之实，而“艺术家”身份不是免死金牌，一旦越界行动溢出了想象性活动的范围，他们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代价。这也是为什么同华兹华斯一样被称为“田园生活中的越界哲学家”的卡钦斯基被永远地关押在牢里，而前者从未受到法律制裁。正是在这两个坐标点上，凯莱布等四人与真正的严肃艺术家及其艺术目标背道而驰。
艺术与恐怖、艺术与商业、艺术家和犯罪者，多重“双生”和“镜像”在两部小说的“套盒”式结构中展开。如果退后一步，我们会意识到还存有一层可见却往往被忽视的镜像/双生，那就是作者蒂利耶与其虚构小说家的关系。这一关系不仅取决于他们共享的小说家身份，更关涉到作者对于笔下人物及其行为的态度和立场。当然，蒂利耶没有在小说中跳出来宣布他的想法，但也并非无迹可寻，我们可以在小说《两度》正文前的两句引语中管窥一二：
“你认为我的作品是垃圾，它只是普通人无法接受的灵魂碎片。”——安托南·阿尔托
“对于任何事情，结局都是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
“残酷剧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阿尔托的言论可视作蒂利耶对于越界艺术的肯认。正如他带着“凯莱布”的面具所拟写的“剑突联胎秘密社团”的宣言所示：“只因我们的某些作品中充满了暴力和不道德。我们被评判、被憎恨，甚至被误解”，蒂利耶基本认同艺术创造力和暴力之间的天然亲缘性。或许，凯莱布等虚构的越界艺术家暗示着蒂利耶内心最隐秘的欲望，但面对“恐怖之前，艺术何为”的大哉问，他明白，艺术家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划等号。因此，他选择经由文学想象来实现与他们的精神认同，完成一次隐秘欲望的审美宣泄。蒂利耶给予犯罪艺术家们的死亡结局呼应了亚里士多德的引言，同时也展现了他作为一名小说家的姿态和信仰。对于蒂利耶而言，小说家和杀人犯永远是一道单选题，而他的答案一定是前者。
恶是人性的一面，但严肃作家不是为了恶而展现恶，而是为了避免恶而展现恶。他们书写人类，为人类写作，更重要的是，他们“站在人这边”（米沃什语）。这是作家与杀人者最本质的差别。
直面越界艺术是危险的。普里莫·莱维曾有言，人是“由黏土和灵魂混杂而成”的动物，而越界艺术恰恰要将“人之为人”中最肮脏的部分剖开，撕扯出来，扔在台面上。所以对于读者而言，阅读蒂利耶的《未完成的手稿》和《两度》不仅仅是一次阅读类型小说的消遣行为，而是一次朝向自我的深渊之旅。我们每个人都是“剑突联胎”，一面是善，一面为恶。
那么，各位读者，你们在这两部作品中看到的，是悬疑小说，还是“杀人手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