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称之为新贸易史

除了鲁滨逊和年鉴学派意义上的新史学的兴盛外，近二三十年的史学发展趋向还包括作为前缀的“新”史学之兴起。如新帝国史、新情史、新明史、新全球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资本主义史……然而据我所知，似乎国内尚且没有学者提出或译介（如果在海外确实存在的话）新贸易史。在我看来，彭慕兰和托皮克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贸易史研究的修正与革新，根本上来说，其理论与方法是近三十年（目前只是出于直觉的推测）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哲社思潮在历史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这一点而言，该书与其他“新”史学或同出一脉，故可称之为新贸易史。

新贸易史，具体表现在以下个方面：

⭐️修正主义（revisionist）

反思并强烈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继承了彭慕兰及其同僚一贯的学术传统。不同于大分流式的修正（大清天下无敌，江南震撼英格兰，西方不过运气好）彭和托在该书采用了另一种修正模式。其一是重新定义资本主义，进而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近代化历程，要求重视强制 奴役 奴隶制 暴力在现代资本主义出现和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打破现代化的迷思（myth）。二是从人类学的基本立场出发，揭示人类社会的更多可能性，旧大陆文明模式（市场 交换 理性与利润）或许并非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混沌学？转向-偶然性；反对一切形式的决定论

强调市场之产生的偶然性，市场并非必然形成，反对将旧大陆文明社会的发展模式作为历史的唯一评判标准。相类似的，Peter Perdue的新情史研究同样将偶然性因素，置于宏观历史分析的核心位置，反对决定论和目的论

⭐️底层转向-新社会史

新社会史的取向，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不再像传统经济贸易史一样只关注、只讲述精英一级的冒险家、商人、旅行者的历史，而是更多挖掘普通人的历史；同时，新社会史还表现为对双向度视角的青睐，试图挖掘“他者”的能动性，站在被书写者的一方来重新书写历史。

⭐️文化转向；经济文化人类学-社会经济史

新贸易史还表现为将文化因素纳入经济贸易史的分析，相较于传统重数据、模型的经济史，彭和托采用了一种经济文化人类学或经济社会史（我愿意称之为买国的华南学派）的路数，认为经济贸易不只是理性计算、资本积累，还涉及到复杂的习俗、传统、心态，即涉及到文化；典型如欧洲与非洲部落的贸易，不再将欧洲人用以交换象牙、黄金、奴隶的玻璃珠子等小玩意儿解读为欧洲人强盗行径的表现之一，即恶毒的白人欺骗单纯的黑人，用欧洲的垃圾换取非洲人的宝贝；而是从经济文化人类学出发，对历史抱以理解之同情，看到类似的小玩意儿在非洲社会所具有的文化-仪式-社会意义。

⭐️正义转向；暴力、奴役与资本主义

该书作为经济贸易史，主线是发展经济学式的，主要关注纵向上人类经济贸易在量上的增长和质上的进步，以及货品、社群在横向上的加速流动。但同时，该书也关注分配、公平和正义问题（甚至包括较为前沿的环境正义），只不过拒绝简单化、标签化、意识形态化的帝国主义评判，从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现代化迷思出发，要求重新思考奴役、暴力、战争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与斯文贝克特教授提出的新资本主义史如出一辙）；

⭐️生态转向

受到近三十年生态史勃兴的影响，在传统的经济贸易分析之外，补充了生态史的视角，强调经济贸易对周遭环境造成的生态影响。

⭐️地理决定论转向（还可参考《大分流重探》

从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出发，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如站在地理环境的限制性角度，解释在东亚-南亚季风海域，海岛东南亚和南亚部分港口城市作为货物集散地/中转站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更进一步地，这解释了掌握更多资本、更先进航海术和造船技术的东亚商人在所谓的宋元/晚明“海洋时代”之所以没能向西航行“发现”欧洲，是受到了季风的限制，或者说陷入了贸易的“舒适圈”：东方商人经过理性计算，发现去到锡兰以西，甚至马六甲以西都是不合算的，与其花费数倍时间（指多等待两波及以上的季风期），负担更多海上风险与印-阿-非直接贸易，不如依靠东南亚-南亚，将其作为贸易集散地-贸易中转站。

⭐️全球转向

全球史的影响-既是pormeranz加州学派一贯的大范围交互比较式全球史范式的延伸与发展，也受到近三十年来全球史勃兴，尤其是近来新全球史/全球史范式转型之影响（指全球地方史、全球区域史）。空间上呈现出地方-区域-全球的多层次结构，多将地方事件置于全球背景之下做解读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