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 弛 的 和 幽 默 的 小 说 家
原文刊载于2023年1月15日《新周刊》
采访 撰文/刘旭
翻译/菲儿
全世界的创作者都会在作品中用自己的视角描绘身处的时代和社会，借助作品抛出自己的问题。
对中国读者来说，金劲旭是一个稍显陌生的名字。但人们一旦接触韩国文学，就无法绕开他和他的作品。
在从事文学创作的30年里，他总共出版了18本小说，其国内（韩国）最负盛名的三大文学奖——李箱文学奖、东仁文学奖以及现代文学奖，也都被他收入囊中，他俨然已经成为韩国最受瞩目的中坚作家之一。
身为一名写作者，他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也极少展现个人生活。因此，他的日常状态就像是一个“谜”。
人们只是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习惯把自己投入书斋，像一位勤恳的工匠，将阅读和写作作为日复一日的劳动内容。
某次作家聚会，人们谈论起各自的爱好，金劲旭随口说了句“读书”，结果却被同桌的出席者嘲笑了一番。
在同行的刻板认知里，作家的生活也许并不应该如此简单。
但在金劲旭眼里，“人和世上的一切都算是‘书’”，而他所要做的，只是“仔细阅读每一本‘书’，如果遇到问题就写小说，尝试理解那些我没能理解的东西”。
金劲旭认为，如果问题是食物，那么故事就该是盛食物的碗。
从1993年开始，他始终在坚持的事情，正是找寻“碗中之食”。
时常有人问他：至今为止创作的小说中最珍爱的是哪一篇？他的回答都格外笃定：“马上要写的那篇。”
因为在他眼里，已完成的小说已经不再让他感到好奇，所以他每次坐在书桌前都会想：只有尽全力写好这篇小说，才可能有下一次写作的机会。
幼时，金劲旭曾经将《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读了一遍又一遍，那时的那个少年，借由书本，与从未抵达过的时代、国家的故事为伴，成长为如今享誉韩国的小说家。
在日常写作之外，金劲旭还是韩国艺术综合大学的教授。学生们经常向他提问，对他来说，其中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老师，我有天赋吗？”
起初，他答不上来，但慢慢地，他逐渐找到了一个答案，他对发问者说：“我认为写小说最重要的能力是真诚。让‘我想写小说’的火种保持不灭的真诚。只要把创作热情的火种好好珍藏在心里，故事最终一定会来找大家的。”
金劲旭首部中文版小说集《您可疑的近况》一书中所描摹的世界，蕴藏了诸多东亚文化的共通之处，为此，《新周刊》对金劲旭进行了专访，以下为采访实录。
“沟通变得更加简单方便，而我们却更加渴望沟通”
《新周刊》：你的故事里常会提到很多通信工具，比如手机、互联网，你觉得这些方式给人的情感交流带来了什么改变？在《您可疑的近况》这部短篇集中，你用了大量的笔墨书写电视对人的影响，你觉得不断变化的媒介技术，对人起到了哪些塑造作用？
金劲旭：得益于通信技术的发展，现在人们甚至无须面对面，也能便捷广泛地交流。我也和在翻译课上翻译我的小说的中国大学生进行了线上交流。
原本该是我去大学里拜访他们的，但因为新冠疫情，只能通过线上会议交谈了。这种方式的确很方便，但是几年前去北京时感受到的热情、同学们通过握手和眼神传达的内心温度没有在电脑画面中表现出来。
这让我再次感受到表情包无法代替的非语言表达对沟通有多重要。随着技术的发展，沟通变得更加简单方便，而我们却更加渴望沟通。
《新周刊》：在短篇小说《张国荣死啦？》中，你的叙述在网络和现实世界里来回切换，你觉得这两种空间中，人们的表现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禹灿济教授把这种关系称作“连接”，在你看来，互联网时代下，这种“连接”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金劲旭：网络空间中的表现是一种数据，以文本、图像、语音文件的形式上传并保存。
我觉得，无论面对的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在网络空间的表现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出版或者演出，这让我们不得不更加注重表现本身。
但是在现实的沟通中，我们不会在意说的话和肢体语言会被记录下来，因此会更加专注于和对方的交流本身。
《新周刊》：同样是《张国荣死啦？》这篇，中国读者还能从中感受到一部分韩国国民对中国香港电影的喜爱，那么，中国香港电影对你，或者对你们这代人有什么影响吗？你觉得它最大的魅力体现在什么地方？中、韩两国的电影文化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之处？
金劲旭：我二十几岁时刚好是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流行媒体把我们这代人称为“X世代”，与上一代相比，这是个性更强、更具有都市人感性的一代。
而90年代的中国香港电影中散发的强烈的世纪末气息，就是这一代人对香港电影反应热烈的原因。
我觉得，年轻时特有的对现实的彷徨、对新鲜事物的追求，与当时香港电影中的悲壮、虚无主义、都市、感性的气质很吻合。
“作家的肩膀越松弛，越能把角色的声音鲜活地传达给读者”
《新周刊》：在《您可疑的近况》这部小说集的中文版序言中，你说当初写作这本书时 “每一字、每一句都显得用力过猛”，你觉得你当下的写作与十几年前有哪些不同？
金劲旭：以前，我觉得小说是作家的内在涌出的井水，哪怕是作品中的一句人物台词也带有作家强烈的个人气息。
现在，我会努力站在人物的立场上展开故事，决心要“放松肩膀”。因为我相信，作家的肩膀越松弛，越能把角色的声音鲜活地传达给读者。
十几年间，我对于小说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世界上有数不清的故事（声音），因为无法与合适的语言相遇，只能飘浮在空中。我想所谓作家就是一位译者，翻译这些声音，转达给读者。
要想翻译准确，就要先清空自己，就像不用力抵抗对手，只是任气流带动身体的功夫高手一样。
《新周刊》：在你的小说中，主人公经常处在失望、愤怒或者孤独之中，这也是现代人在高压生活下的一种常态。关注现实似乎也正是韩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特质，你如何看待东亚文学对“现实”的关注？近年来，韩国文学也在中文市场越来越引起关注，你对韩国作家和韩国文学在本国的地位、影响和趋势有怎样的观察？
金劲旭：文学必然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因为作家就存在于现实中，小说中使用的语言和文字本身也是现实世界的产物。
《您可疑的近况》是我在30岁出头时写下的作品，那是把失落、愤怒和孤独像外套一样披在身上的年纪。
对我来说，那也是很混沌的一段日子，那时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该过怎样的生活。我把这种心情原封不动地放进了小说里。
我想不仅是东亚，全世界的创作者都会在作品中用自己的视角描绘身处的时代和社会，借助作品抛出自己的问题。
听说在中国的文学圈，网络小说和类型文学的比重也在急速增加。但两国都同样面临着外在媒介的变化，所以文学的现状也是相似的吧。
我认为重要的不是媒介或者体裁，而是通过故事进行交流，这是人类的固有特征。毕竟，在地球上会编故事和同伴分享的物种也只有人类。
“幽默是守护人类尊严的最后一座堡垒”
《新周刊》：有中国读者读了你不同阶段的作品后说，感觉你早期的作品在写实之余有很多幽默。而你近几年的作品（如获得李箱文学奖的《天国之门》）则更专注于对现实本身的描绘。你认同这样的感受吗？你会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调整“幽默”和“现实”的比重吗？
金劲旭：随着年纪增长，我的幽默风格好像也变了。以前会有意识地在小说中加入幽默成分，但现在更喜欢在故事中自然生发出的幽默。
不过对我来说，幽默依然是小说家——不，是作为一个不完美的人——到最后都不想错过的品德。因为我相信，幽默才是守护人类尊严的最后一座堡垒。
不过，我写小说时不会考虑“幽默”和“现实”的比重。幽默可能会随小说中描绘的现实而产生，也可能不会。
我想，决定幽默的有无和比重的不是作家，而是故事吧。题中提到的《天国之门》讲述的是女儿面对痴呆症父亲的死亡所产生的复杂又矛盾的情感，因此故事似乎不允许幽默。
《新周刊》：你是作家，也是文艺创作专业的教授，你和学生有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讨论吗？在韩国，学习写作的年轻人对哪一类文学作品关注度比较高？
金劲旭：对我来说，学生是变装成弟子的先生。比起教他们，更像是我在向他们学习，所以更多的是我对他们的小说发表感想。
他们主要在阅读和创作自己这一代人的生活故事，和我年轻时一样。而我会通过他们的文章学习新一代人的世界观和感性。
《新周刊》：2022年8月，你在韩国出版了最新的短篇小说集《当人们谈论我时》，书中提到你去哥伦比亚参加了一场文学研讨会，能请你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关注、欣赏的作家，以及这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的影响吗？
金劲旭：哥伦比亚是《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乡。年轻时读《百年孤独》让我领悟到小说既是故事，也超越故事。
小说虽然从现实出发，但通过作家的想象力，会成为比现实更强有力的象征，有时想象力也会创造新的现实。我在书桌上贴着这样一句话——“大胆且敏锐。”
《新周刊》 ：能谈谈你未来的写作计划吗？
金劲旭：接下来计划写一本以小说家为主角的小说，也打算修改一下在网上连载的稿子。
写小说家的小说就像从我自己身上削肉一样，所以其实不太想动笔，但是为了回顾30年来的创作经历，我想把它写成可以作为小说创作论来读的推理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