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西蒙薇依的信
Simone Weil — 'Attention, taken to its highest degree, is the same thing as prayer. It presupposes faith and love. Absolutely unmixed attention is prayer.'
一直想去肯特郡看你，去Bybrook公墓，在一个盛夏的黄昏，在猫头鹰出没之际，在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光里，绕过罂粟的亲吻，去触摸你的墓地。可惜来英十年，年轮渐渐绕过颈脖，时间渐渐淌过双膝，却一直未能成行。多么遗憾！比起你那短暂、闪耀、全心灌注的哲学生涯，我的生活实在太漫长、劳碌而平庸了，甚至抽不出一个完整的、只属于你的黄昏，坐上开往东南部的火车，去追逐你的余晖。
你也许想象不到，一百多年后，会有那么多人，像我一样，念记着你的芳名；像我一样，用歪歪扭扭的笔触，有如抄写经文一般，抄写你那亮片般贴在星空里的句子；像我一样，企图把“你”拓印成“我“（多么不自量力）……然而我们终究不是你，我们远远没有你的灵慧、智识、勇气和圣徒的虔诚。我们像蝼蚁一样活着，对着一只树洞，倾吐卑微的秘密。而你生前控诉的一切，依然在发生，战争不是在家门口，就是在不远之处的断壁残垣，瘟疫在地球各个角落始起彼伏，人们依然像堕入不锈钢槽的产品似的，永远无暇思考，法西斯主义又满血复活了……而世上却依然只有一个薇依。我多想抓住你的脉息：“亲爱的薇依，我们该怎样活过这动荡的一世呢？”
“关注（attention），”你说：“关注是慷慨中最珍稀、最纯粹的形式。”你的声音像穿过竹林的微风，穿过我。什么是关注？无数次，我向微风追问，它却将我引向暴雨，雷电和掩埋在泥石流中的历史。很多很多年前，我的父母刚刚结束学业，就上山下乡去了，对那个年代的毕业生来说，那是一项关乎忠诚的考验。所以五岁以前，我是在矿山长大的，虽然物质上极度匮乏，但作为与山为邻，徬水而居的孩子，乐趣还是非常多的。然而一天早晨，当我从甜美的睡梦中醒来，却发现自己被关进了一个陌生城市的托儿所，我熟悉的一切，小狗、菜园、野果，星空……全都消失了，就连父母，也消失了。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像一件孤单的，被寄放的行李。父母的计划是，孩子先回城，放街道托儿所里，每天让外婆负责接送一下就好，大人稍后，毕竟回城返乡涉及的手续调动不是一两个月的事。
但五岁的我，怎么可能毫无反应地配合大人的计划呢？托儿所没有门，只有和我的身高相等的木围栏。每天，我像一件被悲伤撕碎的小棉袄，沾在围栏上，大哭不止，甚至哀求路过的行人，将我带回矿山。我的哭声让父母觉得十分丢脸，他们是吃过大苦，明白大局的人，见不得我在这点小苦上体现的自私和懦弱，所以逢年春节吃团圆饭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情掐出来，当着我和所有亲戚的面，津津有味地讲上一遍，毫不怠慢，像掐住一只藏在家庭记忆库里的虱子。他们的陈述里，有对懦夫的羞辱，有作为过来人的自怜，有摆脱厄运的侥幸，有小有成就的得意……唯独没有“关注“。错失的青春，动荡的时局，未卜的前途，一个五岁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他们产生关注。 事实上，他们也极少获得关注。他们那一代，他们的祖辈……几乎没有谁，特别获得过关注。如果关注是一种生长在人性品质里，可以互相馈赠的珍果，那么可以说，在我们民族过往的人性品质里，似乎并不生产这种珍果——无论是来自他人对我们生存状态的关注，还是内观宇宙里，我们对自身的关注。
这种世袭的残缺，被时代的投影仪投射到我们的此刻受难里，变得更鲜明了。一个不再背负房贷，有稳定退休金，宅居中高档小区，每天可以在阳台上打太极拳，且有快递小哥送菜上门的人，无法理解一个在失去了生计，债台高筑，每天为一箪食愁眉不展的人；一个在海边折椅上晒日光浴的老人，无法理解一个每周加班三十小时，随时有可能枯死的年轻人；一个长期发着民族主义高烧的网民，无法理解一个被格勒（Grad）火箭发射器或风信子（Hyacinth）大炮炸掉了四肢的平民；一个从不读布罗斯基的人，无法理解拉赫玛尼诺夫的悲伤……因为从不关注，对对方的生存境况，以及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一无所知，许多人哪怕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也宛如分散于宇宙两极，彼此之间相隔大片黑暗的混沌，老死不相往来。亲爱的薇依，这种气息你是可以嗅到的，你是两战之间的游魂，更残暴的地狱的见证者。你看，人类总是在历史中重复着某种麻醉状态下的舞姿，既像驱邪者，又像邪恶本身。
如果“关注”无法与生俱来，是否可以通过走入学府，从学问中习得呢？回想起你和波伏娃的一段对话，似乎那也非捷径。记得那是1928年吧？你和波伏娃同时在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学习哲学，你俩为彼时中国发生的饥荒展开了讨论。你说，当务之急，没有什么比发起一场让所有人都能吃饱的革命更重要的事了。波伏娃说，不对，人类当务之急，不是寻求快乐，而在寻求存在的理由。你上下打量着那位世界级学霸，对她说：“看样子，你可是从来没有挨饿过。”与波伏娃不同，你是懂得饥饿的滋味的，虽然你和她一样，出身于富裕的中上阶层，你本可以过着侈衣美食的生活，不言时事，但你选择了相反的方向。你对自己说，只要法国抵抗组织的人们一天吃不上糖，你就坚决不吃糖。你选择自愿挨饿的那一年，只有六岁。
在自传里，波伏娃自愧不如地写道：“薇依竟然哭了，为一场发生在遥远国度的饥荒。她的眼泪打赢了我，远比她那作为哲学家的天赋。我真嫉妒她那颗为整个宇宙驿动的心。“ 亲爱的薇依，你是当之无愧经得起波伏娃嫉妒的，为了反抗法西斯主义，你笔耕不断，贫病交加，一直战斗到1943年，你短暂而闪耀的人生终点。你走的时候，年仅三十四岁。而波伏娃彼时正迫于生计，受雇于维希政权下的法国电台。
亲爱的薇依，假如“关注”无法通过学问习得，那么我们该如何进入关注呢？
“打住，倾听，“ 你说：“关注是一种 负极的力量（negative effort）。” 一句话，你将我从对历史的愤懑和怨恨，以及对现实的无力中拉回来。也许你是对的，亲爱的薇依，我们在和自己、和往昔、和他人的对扛之中消耗了几乎全副的精力，该是沉浸到负极的力量之中，寻找治愈的时候了，像鲸鱼沉入大海，像植物沉入雪被，像夜晚沉入寂静。让思绪渐渐放空，让情绪不再对立，让思路不再兑挤。不再盲目冲撞，也不再妄下结论。倾听，像1933年，你的学生在你的引领下所做的那样，在针对几何学的讨论当中，离开议论纷纷的教室，走到雪松底下，在雪松苍老而矫健的身姿底下打住，倾听。即使“并没有发现几何学的关键问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从不给你的学生颁发学习成绩的原因吧？在你看来，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近乎于无用功的、沉静的过程本身。在这个远离权力追逐，远离欲望本身，打住和倾听的过程当中，你说：”我们变得超然、空旷，做好了被穿透的一切准备。“
你说：“洞察力不会在苦苦寻觅中求得，它只会在静候中现身。”因此你离开哲学教室，来到巴黎西南部的Alsthom军工厂，走进了浓烟滚滚的车间。在那里，出身娇贵的你，成了一名地道的女工。那是1934年寒冬，大萧条方兴未艾。你开始了你的女工生涯。进厂的第一天晚上，你在你的名著《工厂日志》上引用荷马的句子：“生存的残酷压力下，太多事与愿违。”
不出一周，你的身体就垮了。你无法将沉重的螺旋压凸机塞进指定的洞眼，即使勉强塞进去了，也不合格，因此不得不一次次重来。你累得头重脚轻，工头不得不反复提醒你，让你小心头顶上的重型机器。对此，你写道：“我累得甚至产生了那种‘我的生命根本不配任何注意力’的白痴想法……过劳的后果，让我几乎无法抵抗女工生活带来的终极诱惑，即彻底放弃思考——这是逃避痛苦的唯一途径了。”但你没有立刻回到你的上流社会，也没有回到写作论著的书桌。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8月，两年间，你先后去了三家工厂，你一件件地组装那些军需用品，你用手上细嫩的皮肤打磨沉重粗糙的机器，你在极致的劳累中体验劳累的极限……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在《工厂日志》里写下这个名句：“你不惜杀死自己，去展示一无所有，去展示你的劳作，而你只是一个每层存在都被羞辱到尽的奴隶。”
海德格尔说，我们不可能通过凝视、思索一枚锤子，从而理解一枚锤子，唯一的方式是将它抡起来，使用它。而你将这一方式，推往了一个更广阔的水域。你用你的行动和体验指出，我们不可能通过凝视、思索、甚至动用怜悯之情，获得对个体生命的理解，只有当我们祛除权力和自我中心，将过于满溢的自己倾倒出来，为个体生命的注入腾出接纳的空间，理解才会发生。
最后你说：“关注的最高境界，和祈祷无异。信念和爱是关注的先决条件。信念和爱毫无缝隙的结合，即是祈祷。“
此刻是2023年的春天，我身边的世界充满了痛苦，而我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我依然想对你说，亲爱的薇依，幸好有你。因为你，我开始了一个无神论者的祷告。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也能抵达超然、空旷之地。
愿你在天堂一切都好，
你永远的读者
王梆
（首发生活杂志）
（完）
参考文献
Gravity and Grace by Simone Weil
Attention to the Real by Simone Weil
https://aeon.co/essays/for-simone-weil-our-capacity-to-suffer-united-us-all
https://www.jstor.org/stable/45170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