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人类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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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人类学家观察人类,而奥斯卡·刘易斯是超一流的人类学家,他关心人类。作为研究者,他并未墨守成规地牢记什么“准则”,只是长久地注视着每个个体生命本身。再多的诟病也没有任何说服力,批评他逾界的人内心一定被冷酷麻痹已久,以至于无法感受到他每一行文字里渗透出的体温。
人类学家奥斯卡29岁开始在墨西哥开展对当地家庭的研究,42岁认识桑切斯一家人,56岁离世,他几乎用整个人生融入卡萨-格兰德,留下多部充满坦率的作品,将“民族志现实主义”表现到极致 。“桑切斯的孩子们”一开始确实是他随机的选择,但奥斯卡去世后,他的亲人依然跟桑切斯家来往,这一定会让他感到欣然和欣慰。
所谓自传体的新方法不用大惊小怪。纪录片导演费劲心思做到的事情,在他不过是寥寥几笔,毕竟“高端的素材,往往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我们亦勿须过多讨论采访者是否秉持了客观姿态,无论是伪纪录片还是纪录片、纪实文学,从来没有百分百的客观。除了保有理性,奥斯卡并没做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创作者理应以他认为最恰当的方式表述他所看到的情况、他所体会的情感、他所得出的思考、他所想传递的态度;更何况他和他们早已经成为朋友,这份书写,是只有他能带给他们的人生礼物。
贫穷文化与孩子教养
我敢说,我没有童年。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八岁。
我很小的时候就从家里往外偷东西了。
我的童年只有辛酸和孤独。
作为一个女孩子,我的童年是非常幸福的,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我没有什么束缚,完全没有。我可以想干啥就干啥,几乎不会有人打骂我。
这是《桑切斯的孩子们》五位主人公每人自述的开头句。每个人的生命都要从童年开始,这样的开头无疑是作者观点的一种表达,是他对所关切事实的紧扣。1950年代的墨西哥家庭,父亲五十七岁,他的四个孩子分别是三十二岁的曼努埃尔、二十九岁的罗伯托、二十七岁的康素爱萝和二十五岁的玛塔。他们都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回顾自己仅有的人生。
1956年奥斯卡提出“贫穷文化”的概念。然而即便不是在人类学领域,我们也大概都明白贫穷意味着什么:伤害难以避免的童年、受教育程度低、仍然贫穷的下一代、无处不在的穷亲戚、短寿……在卡萨-格兰德,这些可以想见的状况确实不是奥斯卡真正的关注点。奥斯卡做的并不是“让穷人说话”,他是愿意听人说话。一切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奥斯卡没有让任何人失望, 他呈现出的文字总是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在人类之间生出的希望。乐观的能力,是奥斯卡亲身受到他们最强的感染;坦率的品质,是奥斯卡愿意为他们展示给每一个读者;改变的必要,也是奥斯卡认为那里千万要做出的。他的视角高屋建瓴、洞若观火,却细腻而充满了真挚感情——面对每个人千疮百孔的童年,贫穷不是唯一的答案。
几十年以后,仍有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为《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作者塔拉·韦斯特弗以贫穷为起点的逆袭振臂高呼。与大多数作品一样,贫穷仿佛成为了有志之士志在摆脱的负累。(尽管后来康素爱萝确实也离开了家庭。)塔拉在自传里一遍遍宣誓自己的义无反顾,她要背叛曾经,她要寻求受教育,她要拥有女性的自我追求,最后她成功逆袭。这仿佛是一个很合时宜的剧本,激烈、励志,但终归只是个例。《桑切斯的一家》是调查研究报告式的自传,其文本里却不缺乏对贫穷的悲悯底色,不是浮于表面、轻而易举的同情,是渗透在整部作品中的深情基调。
也许无论是对于贫穷的孩子还是他自己的孩子,如果只能告诉TA一句话,奥斯卡都只会说,要保有一颗悲悯的心。
作品的第二部以桑切斯家第二代孩子出生为开始。在一成不变的土地上又有新的孩子出生了,他们会不可避免地长大,某种程度上重复着上一代人的贫穷。如果说性是贫穷生活中最后的生命力象征,那么生,则更像是贫穷人们情感的延续,在混杂的无意识界,每个家庭的每个活下来的人都要凭借本能生出来、活下去。奥斯卡引领读者看到:桑切斯一家看似不合法却稳定的家庭构成,在无奈和荒谬的交织下真实地存在并延续。
孩子终归是要离开的——逃离原生家庭,本来就是每个小孩成长的必经之路,只不过带着痛苦逃离是贫穷家庭的专属伤害。把工作视为解药的父亲,只能给出穷人的爱的曼努埃尔,因为想飞而撞破了头的罗伯托,有着噩梦一般痛苦家庭记忆的康素爱萝,被男权主义彻头彻尾洗脑的玛塔……以及父亲认为自己的教育完全失败。每个人生命的起点都不一样,桑切斯家的孩子只拥有这些。
一次沉浸式痛苦体验
事实是, 我们这里没有平等。一切事物都不均衡。
这是作品中主人公对贫穷本质为数不多的控诉,就像大窑洞的孙少平很少抱怨贫困。情况就是这样,穷人不傻,穷人还没说什么,我们倒是说穷人这样,穷人那样。奥斯卡不想再多说,本书的主体部分极少提及贫穷的问题,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是缺乏对贫穷的反思的。可对于自己人生的讲述,个体的感受当然才是重点。
跟随作者的指引更深层次地了解这些“需求层次”较低的人们,会发现每个人生都没那么简单,每个人都要寻找,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美貌或失色,顺利或失意……也许,无论是谁换到怎样窘迫的生活之中,也是什么都要的罢。在作者所呈现的桑切斯一家的故事里,我们似乎无法套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社会需要——自我超越,一层一层逐步抬升,即便穷,每个人该有的需求还是都有啊!没有设身处地处的体验,恐怕怎么也无法彻底理解,仓廪不实,衣食不足,但人之为人。
桑切斯一家人的讲述无时无刻不溢出痛苦,清醒的人更痛苦一些,追求精神救赎而不得的康素爱萝和罗伯托,焦虑得更让人心疼。而男性暴力,女性被物化、遭到不公的待遇,贫困导致教育的缺失,一系列的痛苦摆在那里没有办法深入探讨,正经历痛苦的人无法解决,正观看痛苦的人更无从谈起——能做到适者生存已经够不错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和加重了欠发达地区人们的贫穷?如果说这部书中传达出了什么具体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全球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对欠发达地区人口生存状况的冲击首当其冲。
人类狂妄的进步总以牺牲掉一部分个体的权益为代价,或许这正是作者选择以这种方式记录原因。这个选择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易,而且至关重要。几十万字的记录,只用了几百字进行了一针见血的说明:“这些身处贫困的人确是当代墨西哥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们为整个国家工业的进步付出了代价。实际上,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已经残忍地证明,普通墨西哥人对于穷困和苦难有着巨大的承受力。”
这是奥斯卡以人类学家身份给出的态度。1940年以来,墨西哥人的生活受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墨西哥劳工入美、城镇化,但无法给全部人提供就业;有野心的资本家在全球化的美化下对人从经济到精神上的控制,商人从欲望和身份上推动人们消费,生产不断增加,表面越来越富裕,财富分配不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游客的涌入让喷泉和花朵占据了主大街,而乞丐和摊贩被赶了出去。宏大主题下受害个体的痛苦却总是那么具体而真实。
“这也是所有欠发达地区政府都要面临的问题,”奥斯卡说,“哪怕最有心的政府也会遇到很大阻碍。”墨西哥不是贫穷国家,但墨西哥城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墨西哥只是贫富差距大;奥斯卡也强调了,桑切斯一家也不是最困顿的,他们家完全可以达到大量底层居民区的中等收入人群。桑切斯一家不是《鸟山》中美国极少数家庭的极端情况,而是发展中国家沉默的大多数。
“不过,即便是墨西哥人对于苦难的承受力也自有它的限度,除非找到更公正的途径来分配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在位艰难的工业化过程做出牺牲的同时实现更大程度的公平,否则我们迟早会看到社会变革。”
最后,作者再次不激进、不失控、不偏不倚,坦率地将自己的观点充分表达完毕。他一定深爱着百年前虚构作品中穷人简·爱的那句话:“我贫穷,卑微,不美丽,但我们的灵魂终将穿越坟墓,平等地来到上帝面前。”